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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计本月央行再次降息50个基点短期内央行还会降准降息,中国会不会进入“负利率”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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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0日,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布,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35%、3.85%,均与上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目前,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恢复回升的最大挑战。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应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加大实施力度,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
8月20日,本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LPR)公布,1年期和5年期以上LPR分别为3.35%、3.85%,均与上月持平,符合市场预期。目前,需求不足仍然是经济恢复回升的最大挑战。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应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加大实施力度,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激发有效融资需求,增强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服务。 从7月份开始,公开市场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已经取代1年期中期借贷便利(MLF),基本承担起主要政策利率的功能。为淡化MLF操作利率的政策利率色彩,8月15日到期的MLF,还延后到8月26日续作。目前,LPR主要盯紧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在7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基础上加点报价。8月以来,央行连续大手笔开展7天期逆回购操作,向市场注入短期流动性,利率均为1.70%。因此,本月两个期限LPR保持不变,在市场预期之内。 7月22日,央行“四箭齐发”,采取四项措施,加大稳健的货币政策实施力度,下调政策利率,引导两个期限LPR各下降10个基点。目前,无论是企业贷款利率还是个人贷款利率,均处于历史低位。数据显示,7月份新发放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65%、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为3.4%,分别比去年同期低22个基点和68个基点。在这种情况下,推动LPR下降并不具有紧迫性。而且,在息差收窄压力仍然较大的情况下,报价银行减少报价加点、降低LPR的动机不强。 7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与4月30日政治局会议提出的 “降低社会综合融资成本”相比,已有微妙变化。当然,尽管LPR维持不变,但金融机构仍然通过多种方式降费让利,推动社会融资成本稳中有降,为经济恢复回升提供有力支持和服务。 不过,从7月份金融数据看,社会融资规模、人民币贷款的增量和增速都低于预期,尤其是信贷增长仍然较为低迷。7月金融数据表现欠佳,主要是金融部门主动“挤水分”、防空转等措施所致,也与季节性因素以及6月份“冲量”等有关,对此要全面地看待。但不可否认的是,7月人民币贷款新增2600亿,增量同比少增859亿元,无论是企业贷款还是住户贷款,无论是短期贷款还是中长期贷款,增量都明显下滑。特别是企业和住户短期贷款,分别减少5500亿元、2100亿元,反映出经营主体的预期较弱,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 货币政策是宏观政策的重要部分。因此,稳健的货币政策应更加精准有力,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加大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更有效地提振市场信心和预期。结合《2024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传递出的信息,下一阶段货币政策将可能从四个方面加大实施力度,靠前发力,更加给力。 第一,短期内加强逆周期调节力度。当前,我国经济下行压力仍然较大,市场对降息呼声较高。在整治“手工补息”、降低存款利率等措施落地生效之后,银行负债成本有所下降,下一步降低LPR、推动贷款实际利率下行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从外部看,美国将可能在9月份实施降息,人民币汇率压力将可能减轻。综合考虑内部需要和外部变化,三季度央行将可实施全面降准0.25-0.50个百分点;四季度将可能降低政策利率10—15个基点,推动LPR同步下行。 第二,进一步用好结构性货币政策。目前我国共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18个,余额超过7万亿元,在支持民营小微、科技创新、绿色发展、乡村振兴等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下一步,央行将通过用好结构性工具,引导信贷资金更多地流向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动信贷结构持续优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潘功胜行长日前在接受采访时强调,“研究储备增量政策举措”,值得关注。预计新的政策工具,将主要引导和支持金融机构做好“五篇大文章”。 第三,加强对债券市场监测和引导。近期,央行面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开展国债借入操作,对部分中小银行集中买债行为启动自律调查,未来还将加强对金融机构配债行为的监测、引导,避免中长期国债利率过度偏离合理水平,及时校正和阻断金融市场风险的累积。在债券市场火热背景之下,一些投向债券市场的资管产品受到投资者的追捧。因此,央行罕见地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提醒,投资者宜审慎评估资管产品投资风险和收益,理性投资。 第四,持续推进货币政策框架转型。今年以来,央行在2月、5月、7月先后三次实施比较重大的货币政策调整,货币政策传导更加顺畅。下一步,央行还将在流动性投放模式、利率走廊调控、利率市场化决定机制等方面深化改革,如进一步深化LPR形成机制改革,收窄利率走廊宽度,稳步推进利率汇率市场化,增强调控精准度和有效性。在此基础上,引导市场逐步淡化对数量目标的关注,更加注重发挥利率等价格型调控工具的作用,并健全政策的沟通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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