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李伟，长江商学院亚洲市场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放开对商业体育项目的管制，让市场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配置资源，才能让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真正的体育强国。
2024年7月26日，第三十三届夏季奥运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四年一次的体育狂欢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奥运会源于古希腊，在近代得以...
（本文作者李伟，长江商学院亚洲市场副院长、经济学教授）
放开对商业体育项目的管制，让市场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配置资源，才能让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真正的体育强国。
2024年7月26日，第三十三届夏季奥运会在法国巴黎召开。四年一次的体育狂欢节正在如火如荼进行中。
奥运会源于古希腊，在近代得以复兴，其很快就成为了全球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获得奥运奖牌不但是对运动员个人的奖励，也是对运动员所在国家的实力和荣誉的嘉奖，因此各国都有自己的奥运战略，希望在每四年一届的奥运会上一展身手。
然而，奥运会虽然是公认的全球第一大综合性运动会，但在算经济账时，却总有得不偿失的感觉，例如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之前，奥运会差点由于亏损问题而办不下去。1984年，在美国人皮特·尤伯罗斯（Peter Ueberroth）的运作下，洛杉矶奥运会扭亏为盈，最后获得了2.25亿美元的净利润。但这是奥运会不多的高光时刻，最近的两届奥运会，里约热内卢奥运会和东京奥运会都是亏损的。
现代体育往往兼具政治性与经济性，两者有时候趋于一致，鱼与熊掌，可以兼得。有时候又分道扬镳，为了政治目的，不得不付出经济上的代价。
那么究竟应该如何操作，才能在政治性和经济性之间达成平衡，在最大程度上实现利益最大化呢？各国的实践又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这是全球都在探索的重大问题，也是奥运会需要面对的问题。
01
举国体制
纵观全球，人们对体育项目的态度和做法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种，一是由国家来主导，二是由市场来主导。
从中国的实践来看，在大部分的竞技运动项目中，我们实行的都是举国体制。
2002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时期体育工作的意见》，提出要“以新世纪我国在奥运会等重大国际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为目标，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坚持和完善举国体制”。
这是在公开文件中第一次明确提出“举国体制”，但我们在体育上实行举国体制却可以追溯到新中国建立之初。
那么什么是举国体制呢？举国体制是指由国家出面，为实现某一特定的战略目标和任务，组织动员和调配全国各方面力量，实施某项重大任务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举国体制涉及一个国家的方方面面，体育也不例外。具体来说，搞体育是需要资源的，那么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举国体制就是把这个配置资源的权力交给了政府。
对政府来说，衡量体育绩效的标准从来都是政治账，而非经济账，这点并非中国独有，例如前苏东国家在体育上奉行的都是举国体制。
举国体制意味着国家确定一个具体的体育目标，集中有限的人力物力投入这一领域，以争取竞争优势，实现相关目标。
我们以奥运会金牌为例，奥运会的项目很多，中国应该选择什么样的项目去争取金牌呢？答案是竞争较少的项目，例如举重。一般来说，凡是观赏性较好的项目，例如足球和篮球，竞争都会比较激烈；观赏性比较差的项目，竞争就会相对不那么激烈。
然而，无论是竞争激烈的项目，还是竞争较少的项目，对应的奥运金牌数量是一样的。这样一来，对于看重金牌总数的国家来说，将有限的资源投入竞争较少的项目就显得更为划算。
举国体制就是为这种制度而生的，你也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套利的行为，所以有一种说法是中国在这些领域内做到了专业队打业余队，竞争优势巨大。
举国体制的优点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但资源是有限的，这些观赏性不强的项目占用了资源，那些观赏性强的项目能够分配到的资源就变少了，群众体育能够分到的资源就变少了。
如何协调其中的矛盾，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02
商业体育
与举国体制、政府配置资源相对的就是商业体育，按市场规则办事，让市场配置资源，发达国家的一些观赏性强的项目大多采取的是这种模式。
以美国国家篮球协会（National Basketball Association，简称NBA）下属的商业篮球联赛为例。该联盟由30支球队组成，每支球队每个赛季要打82场常规比赛。达到一定场数的胜利之后，球队将进入季后赛。然后一路进军淘汰赛，最后力争总冠军。
NBA有自己的管理层，像商业公司一样运转。与此同时，NBA也是一个拥有十分复杂规则的商业实体，大到球员与联盟之间的劳资协议，小到球员的一些细微行为举止，但其不向政府寻求资助，也不接受政府的管理。
如今NBA已成为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篮球联盟，由NBA球星组成的美国篮球队在国际大赛上被称为梦之队。梦之队在国际赛场上经常大杀四方，几乎独霸天下。
不仅是NBA，美国的橄榄球、棒球和冰球也有不逊于NBA的商业联赛。这些商业联赛的成功表明，体育市场和市场经济中的其他市场在运作上并无本质的差别。
对商业体育来说，重要的工作通常是要两头抓：
一是练好内功，向球迷提供精彩的比赛，吸引球迷的注意力；
二是制定规则，积极运营自身的品牌，将自己包装为一个璀璨夺目的商品以创造商业机会，进而将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时至今日，NBA已经成为了一只下金蛋的鹅。根据媒体公开报道，NBA在2021年至2022年赛季的总收入已突破了100亿美元，创造了单赛季收入的新纪录。
NBA的经历表明，在符合市场规律的运作下，在一些观赏性比较高的体育项目上，商业体育不但是可行的，而且蕴含着巨大的价值可供挖掘。
与举国体制算政治账不同，商业体育算的是经济账。在商业体育中，无论是赛事的经营管理层，还是运动员，其根本的利益都是要做大商业蛋糕，获取更大比例的蛋糕，从而得到最大的商业利益。
为了实现这一点，商业体育实体不但要结缘转播商，也要结缘赞助商和观众。其实这三者最后是一家，最终都是要观众来买单。商业体育实体要提高市场对自身的注意力，提高流量，而在当今的这个时代，流量往往就意味着金钱。
在商业体育中，当运动员的技术和市场号召力提高后，市场对其的定价就会提高，运动员的收入也会上升，这会进一步激励运动员去提高自身的技术和市场号召力。
当这套机制开始运作的时候，优秀的运动员就会自然而然地被选拔出来，最后由这些优秀运动员组成的国家队就会是一只高水平的国家队，就会成为一只“梦之队”。这就是商业体育与政治体育的结合点。
03
双轨制
上文简述了举国体制与商业体育的一些特点。可以说，两者在目标和手段等一些基本面上有所不同，但两者之间并非互相排斥的。
实际上，举国体制和商业体育各有所长。对于一些观赏性不强的项目，举国体制能够提供适当的资源去促其发展；对于一些观赏性强的项目，商业体育完全可以由市场中聘请的职业经理人来操盘，而且由于职业经理人更接近市场，更明白市场中各方的所思所想，因此其会更倾向于按市场规则办事，商业体育的价值也更容易获得发掘。
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都是一个体育小国，体育弱国，我们直到1984年才获得了第一枚奥运会金牌。
为了激发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夺取更多的世界大赛金牌就成了措施之一。为此，中国主动选择了加大举国体制的规模，由政府来配置体育资源，将人钱物大量投入到一些观赏性不足的小项目之上。
这带来的效果立竿见影，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中国代表团赢得了48枚金牌，力压美国，首次位居金牌榜首位，这极大地提升了国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自我们获得第一枚奥运会金牌已经过去了40年了，中国目前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其货物进出口额多年以来位居世界第一，用金牌来激励国人民族自豪感的必要性正在逐渐下降。
我们现在需要做的是按体育规律办事，将举国体制与商业体育分割开来，让尘归尘，土归土，分别进行不同的运作。
之所以这么说就是因为我们在体育上依然没有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没有对这两者分开进行管理，尤其是对商业体育进行了过多的政治干预。
这方面我们可以看看2022年开始的新一轮足球界的反腐，这一轮反腐导致多位足坛重量级人物被追究司法责任。第六任中国足协主席兼党委副书记陈戌源因受贿罪被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实际上，早在2009年，中国足球领域已经进行过一轮大范围的反腐行动，但仅仅13年之后，我们又不得不进行新一轮的反腐。
足球属于典型的商业体育项目，观赏性高，市场号召力巨大，假如能够市场化运作，那么在作为球迷大国的中国必然存在极大的商业价值。
假如我们可以对足球进行较为彻底的管办分离改革，让中国足球带上更多的商业色彩，而褪去更多的政治色彩，真正地为各参与方服务，那么中国足球完全有可能像今天的NBA那样，成为一只下金蛋的鹅，成为亚洲的楷模。
言及于此，笔者要说一句，在一些观赏性强的项目上，商业体育不但是政治体育的基础，更是一种娱乐。竞争激烈、高潮不断地比赛会深深抓住观众的心，给观众带来精神上的愉悦。
既然是娱乐，那么就应该按照娱乐业的规律来办事。看看近年来中国竖屏微短剧的崛起——那些有些粗制滥造的短剧几分钟就可以抓住观众的痛点，让观众为爽剧买单，我们应该可以对此略有感悟。
本质上，我们最需要做的是实行双轨制，在保留举国体制的优势的同时，放开对一些商业体育项目的不当管制。
让市场出现在该出现的地方，让市场在那里去配置资源，让中国从体育大国走向真正的体育强国。
巴黎奥运如火如荼，中国健儿大展身手，希望中国的商业体育也能淬炼成钢，走向辉煌。
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