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出自石板墓文化吗？
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活动中心在阴山。在匈奴崛起之前，蒙古草原的北部地区存在着石板墓文化。石板墓文化是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这一文化的特点是墓带有成方形的矮小围墙，用垂直置放的石板砌成；因此被称为“石板墓”。与其他许多游牧文化一样，它主要体现在墓葬综合物上。大部分石板墓可以上溯至斯基泰时代...
匈奴出自石板墓文化吗？
匈奴崛起于蒙古草原，活动中心在阴山。在匈奴崛起之前，蒙古草原的北部地区存在着石板墓文化。石板墓文化是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这一文化的特点是墓带有成方形的矮小围墙，用垂直置放的石板砌成；因此被称为“石板墓”。与其他许多游牧文化一样，它主要体现在墓葬综合物上。大部分石板墓可以上溯至斯基泰时代（公元前七至三世纪），有一些显然要早得多。石板墓文化繁荣于蒙古高原的大部分地区，该文化的西界可能沿大湖盆地一线，这一盆地纵向地将蒙古高原分割开。更往西去，在戈壁阿尔泰山麓，只发现了孤立的小群石板墓。另一方面，在戈尔诺阿尔泰与图瓦绝未见到石板墓，蒙古与这些地方的接界地区也未发现石板墓。石板墓在蒙古南部比较少见；然而，马林吉尔与伯格曼却在内蒙古发现了石垣，包括画图的石垣。据报，在更南的西藏北部见到了与石板墓十分相像的遗址。石垣也见于蒙古的边界以外，北至外贝加尔湖地区，在贝加尔湖地区则发现了较晚的石板墓。蒙古之石板墓与外贝加尔湖地区之石板墓相同这一现象表明，公元前一千纪，蒙古中部、东部与外贝加尔湖地区构成了单一的人种-文化区。石板墓文化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形形色色青铜器的装饰和形制，特别是见于石板墓中的艺术青铜器制作时所使用的技术和风格手法，使得学者们至少将其中的若干制品归入卡拉苏克（Karasuk）时期。在此同时，似乎具有南西伯利亚之卡拉苏克文化的某些特色。石板墓文化可能是夏家店文化的分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有大型石椁木棺葬、小型石椁木棺葬、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种，等级分明。以石块（石板）垒砌的长方形葬具最有特色。头向多朝东，仰身直肢为主，侧身葬很少。宁城南山根M101石椁墓出土的资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
蒙古国发现的北匈奴墓葬和内蒙古发现的所谓匈奴墓葬在葬式上存在较大差异。北匈奴大型墓葬的形状非但不同于非匈奴的墓葬，而且不同于匈奴的普通墓葬。这在19世纪末叶已经引起学者的注意，但那时只是因为它的形状特殊而发生兴趣，却不知是匈奴的墓葬（《匈奴史论文选集》P393）。蒙古国境内的所谓北匈奴墓葬又被称为石板墓文化。林斡《匈奴墓葬简介》第一部分是根据蒙古考古学家策·道尔吉苏荣的考古文章《北匈奴的坟墓》而作。文章称：“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种封丘、方形的石墓（简称方墓）。现时被发掘的方墓已有几十处。最早的方墓是属于公元前7-3世纪的。公元前3世纪以后，这种形式的墓葬依然存在。在公元前7-3世纪的方墓中，常常发现许多马、牛、羊等牲畜的骨骼，在方墓分布地区还发现了许多鹿石（有时把这些鹿石立在方墓的一角），这说明在公元前7-3世纪这个时期中，方墓的主人主要是经营畜牧业和狩猎业的。但从方墓分布的地区还常常发现属于公元前7-3世纪的石臼来看，方墓的主人也从事农业。在蒙古、苏联南部西伯利亚以及我国北部，都曾有相同的石臼出土，而这些出土物的年代也是互相一致的。”（《匈奴史论文选集》P375-376）这种带有封丘的方形石墓和内蒙古的竖穴土坑墓迥然不同。它和《史记·匈奴列传》所记“无封树”的匈奴墓葬也不同。这种从公元前7世纪就已出现的有封丘方形石墓的最初主人当不是中原人眼中的匈奴。希罗多德《历史》称斯奇提亚“只要是国王死去的时候，斯奇提亚人便在那里的地上挖掘一个方形的大穴”（卷四71）北匈奴的方墓可能和斯奇提亚人的方墓存在关联。“方墓的葬式是仰身直肢葬，头向东、北或东北。在尸体两侧放着许多随葬品，其中有铜制颈饰、琉璃珠、铜镞等。这些随葬品和阿尔泰、南部西伯利亚、鄂尔多斯的墓葬出土的完全相同。……蒙古的方墓和南部西伯利亚的方墓一样，也随葬有铜、铁镞和斧，柄上有兽形装饰的铜刀，兽纹铜镜，铜马衔等。”（《匈奴史论文选集》P376）从公元前3-2世纪的方墓中发现了很多铁器。公元前3-2世纪蒙古国北匈奴普通墓葬的地上封丘形状，大体上可以分为下列三种类型：一是用大块长方形厚石建筑起来的小方墓，墓顶突出在地面上（但这种形式的墓葬多属于公元前3世纪以前的）；二是在地面上的外围石块中间有方形小院墙的方墓，墓顶不突出在地面上；三是“制钱背面花纹形”的方墓，墓顶也不突出在地面上（以上两类墓葬多属于公元前3-2世纪的）（《匈奴史论文选集》P377）。从公元前3-2世纪开始，除方墓以外，还出现了许多大小不同的突出地表上面很高的丘形和鄂博形（鄂博，即用石头堆积成的丘状物）的圆形石墓。这些墓葬的墓圹内有双重围墙。棺的做法，有的用木板做成，有的用原木刳制而成。葬式是仰身直肢葬，头向北。出土物有陶器和铜、铁器等（《匈奴史论文选集》P378）。北匈奴大型墓葬封丘中央部分向下凹陷，凹陷部分深0.7～2.04米、直径4.5～9米，封丘南边高于北边。这种造型可能是在模仿其早期居地。这个早期居地应是南边高于北边的盆地或湖泊。
北匈奴的大型墓葬有封丘而无人殉，这和《史记·匈奴传》所称“其送死，有棺槨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严重不符。史书记载和实际考古的不一致，可用“匈奴”是一个多族群的联合体（“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加以解释。由于冒顿“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以及不同族群拥有不同的墓葬形式，所谓的“匈奴”墓葬呈现出多种形式是正常的。目前对匈奴墓葬的了解并不完整，中国境内发现的匈奴墓葬有限且形式并不一致，导致无法判断真正的匈奴墓葬形式。只有等到冒顿时期的匈奴大型墓葬以及南匈奴的大型墓葬被发现以后，才能揭示真正的匈奴墓葬形制。北匈奴墓葬和内蒙古发现的墓葬都不相同，这表明内蒙古的匈奴并非出自蒙古草原北部的石板墓文化。如果匈奴出自石板墓文化，他们一定会将这一墓葬形式传播到他们足迹之处。目前的考古材料不支持匈奴是石板墓文化携带者的假设。北匈奴的墓葬形式，可以解释为匈奴在冒顿时期进入蒙古草原北部后,改进性地沿用了当地复杂的、奢侈的墓葬形式；也可以解释为石板墓文化的主人在匈奴来到后略微地改变下自己的墓葬形式。
《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裴駰《集解》引晋张华曰：“匈奴名冢曰逗落。”逗（定侯）doos（徒候）、（澄虞）dos（持遇），中古dēos、dus，越南语đậu；落（来铎）g·raag（卢各），中古lag，越南语lạc。逗落可拟作*dorag。 冢（知鍾）toŋ?（知陇），中古troom?，英语tomb；上古t(r)ombr。《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tomb(n.坟墓，冢；葬身之地.土棺；石棺.墓碑.一片死寂（或冰冷、阴森森）.<诗/文>死亡.)：Middle English:from Old French tombe,from late Latin tumba,from Greek tumbos.《培根词汇》tomb(n.)：c.1200,tumbe,early 14c.tomb,from Anglo-French tumbe and directly from Old French tombe'tomb,monument,tombstone’(12c.),from Late Latin tumba(also source of Italian tomba,Spanish tumba),from Greek tymbos'burial mound,cairn,’generally'grave,tomb,’，perhaps from PIE root *teue-(2) 'to swell’（see thigh）.上古汉语的冢*t(r)ombr无疑和希腊语tymbos同源。宅zhái（澄陌）r'aag(场伯)，中古drog，越南语trạch；上古drag/darg。宅有“葬地，墓穴”义。《礼·杂记上》：“大夫卜宅与葬日”疏：“宅，谓葬地”。宅*drag＞*dagrag＞*dawrag＞匈奴语逗落*dorag。 《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tholos(n.【考古】（尤指古希腊迈锡尼时代的）地下圆顶坟墓.)词源：Greek. tholos(plural tholoi)(Greek:θολωτός τάΦος, θολωτοί τάΦοι,”domed tombs”)。A tholos(pl.tholoi),from Ancient Greek(θόλος),in Latin tholus(pl.tholi)。“多乐逸”tholoi圆形墓室：“圆形墓室更以'多乐逸’之名著称，自公元前四千纪之初开始就使用于南土库曼斯坦，大部分用于多人安葬。”（《中亚文明史 第一卷》“伊朗与阿富汗的青铜时代”）Buryad-Mongol语谓墓曰darā。从汉语的宅darg（即dark）和布里雅特蒙古语darā来看，墓（圆顶墓）当是大*daar人传播到中国的。大人（长狄）的起源地很可能就在南土库曼斯坦。长狄大人*Daarman迁徙到希腊的叫多利安人Dorian（他们具有身材高的绰号）（希腊语Dōrios），Dor无疑就是汉语大*daar之音转；Dor继续音转为thol即是“多乐逸”的词根。匈奴的“逗落”当即“多乐逸”（圆形墓室），它和方墓是不同的。
朱泓《人种学上的匈奴、鲜卑与契丹》试图通过对所谓的匈奴族墓葬中出土的人骨标本进行人骨测定来确定匈奴人种系的归属问题。使用这一人种学方法有一个重要前提，这个前提就是我们能够确凿无疑地确定所测定的人骨是匈奴人留下的。首先要确定的一个大问题是匈奴（胡人）实行的是火葬还是土葬？赤狄高车行屈肢葬吗？胡人（匈奴）实行的是土葬吗？义渠、羯胡行火葬。“黑岭以来，莫非胡俗。……死则焚骸”如果匈奴（=胡）行的是火葬，所有人骨测定的对象都不会是胡人（匈奴），所有测定结果都将和匈奴（=胡）没有半毛钱的关系！在匈奴（胡人）实行的是火葬还是土葬这一根本问题没有解决之前，不要妄下结论好不好？二、《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因有“棺椁”可以断定为土葬，因“近幸臣妾从死者，多至数千百人”可以断定为这是匈奴王侯之葬礼。由于一个族群中的上层和底层的葬式可能并不相同（如秦人上层王公为直肢葬，其他为屈肢葬），我们不可能由司马迁的这一记载推断广大的匈奴人民也是行土葬。三、《礼记·王制》：“庶人县封，葬不为雨止，不封不树，丧不贰事。” 孔颖达 疏：“庶人既卑小，不须显异，不积土为封，不标墓以树。”《史记·匈奴列传》：“其送死，有棺椁金银衣裘，而无封树丧服。” 宋司马光 《论刘平招魂葬状》：“今刘平没身虏廷，丧柩不返，其子不忍封树之不立，哀展省之无所，欲虚造棺椁，招魂假葬。”明孔贞运《明兵部尚书节寰袁公（袁可立）墓志铭》：“并荷纶綍，封树嶙峋。同坎而藏，同簋而禋。”据孔颖达对“不封不树”的解释“不积土为封，不标墓以树。”“无封树”是指没有积土为封（没有封丘）、没有标墓以树（地面上没有坟墓的标记）。匈奴王侯下葬当和成吉思汗下葬一样，在埋葬以后，驱使马匹将墓穴上面所覆盖的泥土踩平使之和周围完全融合为一体。按照司马迁关于匈奴墓葬“无封树”的标准，林幹《匈奴墓葬简介》（策·道尔吉苏荣《北匈奴的坟墓》）均不是匈奴墓葬。1.“最古的匈奴墓葬是一种封丘、方形的石墓（简称方墓）。最早的方墓是属于公元前7—3世纪”方墓全部都有封丘。2.诺颜山的“匈奴墓葬”全都有封丘。蒙古国所发现的这些所谓的“匈奴墓葬”因所具有的封丘与司马迁关于匈奴墓葬“无封树”的记载相矛盾而应排除在匈奴墓葬之外。四、《史记》首次记载战国时期“匈奴”的活动是在秦惠文王后元七年（公元前318年）“惠文君初更七年，韩、赵、魏、燕、齐帅匈奴共攻秦”（《秦本纪》）。《公孙衍传》云：“义渠君朝于魏，犀首谓义渠君曰：'中国无事，秦得烧掇君之国；有事，秦将遣轻使重币事君之国。’其后五国伐秦，秦乃以文绣千匹、妇女百人遗义渠君。义渠君曰：'此公孙衍之所谓耶！’乃起兵伐秦，大败秦人李伯之下。”《六国表》五国攻秦叙于惠文君初更七年，与《本纪》合，则《本纪》之匈奴当即《犀首传》之义渠。彼此互稽，则义渠实即匈奴也。这一次见于记载的所谓“匈奴”，实际上乃是义渠。《史记·卫青传》附传云：“公孙贺，义渠人，其先胡种；贺父浑邪，景帝时为平曲侯。”据此，义渠为胡种，则义渠为胡可知。义渠既灭，其未北走者，乃同化于汉，改姓公孙氏，公孙贺、公孙敖皆其苗裔也。义渠火葬！！！普通胡人（匈奴人）的葬式很可能是火葬。
匈奴的肤色
《南史·邓琬传》：“刘胡本以面坳黑似胡，故名坳胡。”此中的胡有黑义。唐李商隐李义山集一骄儿诗：“或谑张飞胡，或笑邓艾吃。”此胡意即黑。胡人中存在黑胡，这可从新疆石窟的壁画上得到印证。正因为黑胡的存在，被火烧灼而变黑称作“糊了”。烧烤过火而焦黑曰糊hú亦作“煳”，如饭糊了、馒头烤糊了。煳即“胡”也，“胡”当有黑义。《春秋》《左传》记载了三个类型的狄人即白狄、赤狄和长狄。白狄为白色皮肤，赤狄为赤黑皮肤，长狄为黑色皮肤。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等均是白色皮肤。古代称鲜卑为白虏，鲜卑亦是白色皮肤。从古代波斯波利斯宫殿的壁画上可以看出古代波斯（Pārsa）人（自称Artaei）是黑红皮肤，古代的雅利安（Aryan）人属于赤狄。中国的黑胡当是长狄。
在中国古代称黑肤色的人为昆仑，如《晋书·后妃列传》。《五代史·慕容彦超传》谓其黑色胡髯，号阎昆仑。屈大均《广东新语》卷七云：“一种能入水者，曰昆仑奴。记称龙户，在儋耳。其人目睛青碧，入水能伏一二日，即昆仑奴也。唐时贵家大族多畜之”。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一记载南海诸洲有十余国“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旧唐书》卷一九七《林邑国传》说：“字林邑以南，皆卷发黑身，通号为昆仑”。同卷《真腊国传》云：“真腊国在林邑西北，本扶南之属国，昆仑之类”。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考述：“昆仑语，上音昆，下音论，时俗语便亦作骨论，南海洲岛中夷人也。甚黑，裸形，能驯伏猛兽犀象等。”骨（见没）kuud（古忽），中古kod，越南语cốt；昆、骨所对译的当是Kor。夷人在现代改为彝族。彝族以黑为贵，黑彝是贵族。殷即衣即夷也。夷人是黑人。但这种黑人很特别，具有若干欧罗巴人种特征。宋人朱彧《萍州可谈》卷二说：“广州富人多畜鬼奴，绝有力，可负数百斤。……色黑如墨，唇红齿白，发卷二黄，……有一种近海野人，入水眼不眨，谓之昆仑奴。”《宋史》卷四九○《大食传》：“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遣使蒲思那…等贡物。其从者目深体黑，谓之昆仑奴”随从贡使的昆仑奴虽然“体黑”，可是“目深”又与非洲黑人“眼凸”不符。由此可见，号称“昆仑奴”的人种与非洲黑人是不同的。昆仑当是高鼻深目之黑胡。《隋书·林邑传》说：“其人深目高鼻，发卷色黑”。《晋书·四夷列传》“林邑”条说“林邑国本汉时象林县，则马援铸柱之处也”。林邑在今越南境内的中圻。邝露《赤雅》说“马人本林邑蛮，深目猳鼻，散居峒落”。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卷一○四“广东八”有同样的词句。《南史·林邑传》说，“其大姓号婆罗门”，这个族群可能是从印度迁移过来的。雅利安人的肤色是黑红色的，殷（越南语ân）有赤黑义（殷的赤黑义源自殷人的肤色），殷人*Ar亦是黑红皮肤的雅利安(Aryan)人；印度雅利安人在强烈紫外线的照射下皮肤更黑。在中国，除了昆仑、林邑人（即林胡）是黑皮肤外，乌孙也是黑肤色，徐松《〈汉书·西域传〉补注》引《焦氏易林》说：“乌孙氏女深目黑丑，是其形异也。”乌在汉语中有黑义，乌氏在汉语中可解读为黑族；乌氏从其名称上就反映出其为黑皮肤。Asita在梵语就有“不白”之义。梵文Asita被音译为阿私多，又作阿夷、阿私陀、阿斯吒、阿斯陀等，义为不白、无比或端严。印度有阿私多仙。Asita中A（乌）为族名，si为氏，ta为者（可比较印度人对吐蕃Bod的称呼Bhota、Bhauta、Bauta。这个-ta后缀相当于现代英语的者后缀-ter。-ta实即汉语的“者”），因此Asita被译为阿（即乌）夷。阿夷（即乌夷、乌氏）Asi/As显然不是白皮肤。Asita的无比、端严义当与乌氏的统治地位有关。美国学者谢弗在他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中说：“张星烺的主要依据是那些用'黑’这个字眼来形容昆仑奴的汉文文献。但在中世纪时，汉文文献中的'黑’字可以用来形容任何一个肤色比汉人更黑的民族。例如林邑人就是如此。甚至连波斯人在当时也被用'黑’来形容。”（第二章注49）波斯人的皮肤本来就不白。大流士一世苏撒王宫中壁画上的王室侍卫队员准确反映出阿尔泰夷Artaei（波斯人自称）的典型肤色—黑红皮肤。阿米安努斯·马尔塞来努斯则称萨珊波斯人“可以说他们几乎都是又高又瘦，比较黑，有的肤色呈铅灰色”用黑来形容波斯人并无不妥之处。古代波斯人可称为赤狄。
黑红皮肤的雅利安人进入南方后，即使受到更多紫外线的照射也变不成“色黑如墨”的黑胡。据刘义棠先生考证，“昆仑”一词来自突厥语Qurum的音译，Qurum或kurum义为“黑烟灰”，用于人则形容其黑，故“昆仑奴”即“黑奴”。昆kūn见魂、hún《集韵》匣魂，中古kon；仑lún来谆,中古lun；支谦译kun为均（见谆）、译kuñ为军（见文），支谶译ruṇ为轮（来谆）、支谦译ran为伦（来谆）；昆仑可还原为*kunlun、*konlon、*kurun、*koron、*koran等。昆仑在巴基斯坦语中作koram。巴基斯坦喀喇昆仑公路Karakoram Hwy，喀喇昆仑对译Karakoram。烈维《龟兹国语及其研究之端绪》称：“中古波斯语有复数属格之语尾'an’（与梵语ām，ān相当），此可于中央亚细亚之地名Afghan（阿富汗）等语之形见之。伊兰语及梵语皆有Aryān ām bjia，而Avc-ta语亦有Airyāncm vacjo，皆以住民之名之复数属格示地名，亦中古波斯语之例也。”比较巴基斯坦语的昆仑koram，汉语“昆仑”所对译的原词当是*koran（其中的-an为波斯语的复数属格语尾）。若将昆仑koram中的-am看作复数属格之语尾，那么词根kor当为族名；昆仑koram是因kor人而得名的。Kor亦出现在其他地名中。唐代龟兹人礼言所著《梵语杂名》中，于阗“矫引[口栗]多二合曩Korttana”，也即古代突厥碑铭《暾欲谷碑》十四行中的qortan。Kor即汉语的昆（混、浑），昆夷即“色黑如墨”“目深体黑”的昆仑。突厥语的Qara'黑’可能源自昆*kor。喀喇昆仑山，突厥语意为“黑石群”，维语为“紫黑色的昆仑山”。喀喇Qara在维语中有“紫黑色”“血色”义。喀喇Qara在维语中的紫黑色义表明昆夷的皮肤可能是紫黑色的。1235年，窝阔台在鄂尔浑流域、距畏兀儿人的故都喀喇巴勒哈逊（Kara Balgassun）25公里左右的地方建立新都，称为喀喇和林（Karakorum）。法国鲁保罗《西域的历史与文明》中的Karakorum既译为喀喇和林又译作喀喇昆仑山；昆对译kor，林、伦对译rum；和林对译korum。和林/昆仑korum的两个音节对调后为*林和Rumko。回鹘文献如十一世纪七十年代成书的《突厥语辞典》称高昌为Qoco～Qocu，辽、金、元、明汉文史籍又依回鹘语写作和[（匣戈）gool（户戈）、（匣戈）gools（胡臥），中古hwua、hwuas]州、霍[（晓铎）qhwaag（虚郭），中古hag]州、火[（晓戈）qhwaal?（呼果），中古hua?]州等；突厥语Qoco～Qocu中的Qo可视为日语之胡*ko。汉语以晓、匣母对译突厥语之q，以主元音a对译突厥语o；更加奇怪的是和、霍、火在现代汉语中都无a元音且霍huo、火huo的元音uo就是突厥语之o。*Rumko/*Ramko可释为林胡，林胡*Rumko即昆仑Koram/Korum。从昆仑Koram/Korum来看，汉语的昆*kon对译的是kor（此即日语胡ko+流音r尾）。昆人的高大使昆引申出兄义、君义。昆人的严峻还使昆具有了峻义。拉施拉丁在《史集》（卷一）中，记下了十三、十四世纪时蒙古人还流行着一种认为自己的祖先来源于“额尔古纳·昆”，后来因为人口增殖和畜牧业的发展，才西迁到漠北草原去的传说。其中的后缀“昆”为峻岭的意思，此“昆”当即昆夷之昆，其峻岭的意思出自昆人的高大和严峻。蒙古语的昆即汉语的峻[（心谆）sluns（私闰），中古suns；见魂之昆kon的声母k音转为s即是峻]，也就是说汉语的峻为昆之音转。若将昆解作汉语的峻、仑解作汉语的岭，那么昆仑可解释为峻岭。昆（hùn）仑在汉语中是指广大无垠貌。《太玄·中》：“昆仑旁礴，思之贞也。”司马光注：“昆仑者，天象之大也”昆人个头高大。汉语由昆戎（仑*rum音转为ðum）之大而将昆仑引申为天象之大。昆*Kor缀加拉丁语地名后缀-um就是昆仑Korum，昆仑Korum最初可能是指于阗地区。《史记·赵世家》：“昆山之玉不出”。昆山即今昆仑山。《史记·李斯传》：“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正义：“昆冈在于阗国东北四百里，其冈出玉。”此昆山、昆冈正是在于阗。昆山可解作昆人之山。昆仑还可解作昆戎。嘉戎之在汶川瓦寺者自称曰tɕia-tun或nia-run，在扣山沟、八角碉一带自称曰ka-re，在杂谷四屯一带自称ka-ru，白马塘至党坝一带所谓“四土司”地区自称曰tɕa-run或ka-run，巴底一带自称曰ʒ-tɕar-ʒun；这些称呼中的-run、-ʒun、-ru、-re皆是汉语戎之音转；ru＞nu即汉语的奴，run＞ren即汉语的人。昆仑山即昆戎山、昆夷山。昆夷既可解释为混夷，亦可解释为大夷（*Daardi、达尔德人Dards、大宛Daans、Dahae）。达尔德人Dard聚居之所也是地势险要的地方。达尔德人Dard可轻易从达丽罗川移动到喀喇昆仑山、昆仑山。阿里安称印度人：“他们身材高大，实际上是亚洲最高的，男人多数身高五库比特或较此稍矮。除埃塞俄比亚人之外，他们的皮肤可算是全人类最黑的了。”（《亚历山大远征记》第163页）。昆仑Koram/Korum(和林)也就是林胡*Ramko/*Rumko(林和，和是匣母字)当是从达丽罗川[梵文作Darada,Darad或Dārada。Darada原义为山，今名Darel，是印度河西岸河谷。该地为达尔德人Dards聚居之所，通称逹尔德斯坦Dardistan。达丽罗川是古代度葱岭后进入印度的极险峻而又必经的孔道，我国西行僧人多经过此地。法顯描写到：“度岭已，到北天竺，始入其境，有一小国名陀历……下有水名新头河”新头河即印度河也]移动到中国的达尔德人Dard（即大人*Daarman=长狄、鄋瞒*Sarman）。
由于昆仑是黑胡，昆仑korum当非皮肤白皙的哥特Gothi。昆仑korum即是林胡rumko。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科尔启斯人Colchis也是黑皮肤，希罗多德认为科尔启斯人是埃及后裔。Colchis中-s为复数词尾，chi即龟兹Kuci的后缀-ci（支谦译ci为支），词根Col当亦是昆。玄奘《大唐西域记》称憍萨罗人Kosala“其形伟，其色黑”憍萨罗Kosala之中的-ala在梵语中意为“…之地”，Kosala意即Kos之地。色黑伟岸的憍萨罗人和皮肤白皙的哥特人之差异当不是紫外线造成的。昆仑korum之Ko、憍萨罗Kosala之Ko亦可解读为上古汉语的高kô（王力《同源字典》），如此一来korum可解读为高戎，当是指赤狄皋（即高）落氏。汉置高奴县之高奴当是长狄。皋落氏、高奴很可能就是长狄鄋瞒。
作为族名的昆仑在《史记》中就已出现，他们是穿皮裘的西戎。昆仑本在西方，昆仑山可以为证。昆仑最初出现在中国史籍中时位于中国的西部。《逸周书·王会》：“正西昆仑……闟耳贯胸雕题離丘漆齿。”《尚书·禹贡·雍州》：“织皮崐崘、析支、渠搜，西戎即叙。”《史记·夏本纪》：“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序。”“集解”引孔安国曰：“此四国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内。”“索隐”引郑玄以为“皮衣之人居昆仑、析支、渠搜，三山皆在西戎”。《汉书·地理志上》：“织皮昆崘、析支、渠叟，西戎即叙。”师古曰“昆崘、析支、渠叟，三国名也。言此诸国皆织皮衣，各得其业。而西方远戎，并就次叙也。”此三国因织皮毛而被冠以织皮之名。被称为氍[叟毛]的毛织品当出自渠搜。氍qú其俱切（群母虞韵）与渠音同，[叟毛]从叟得音，氍[叟毛]即渠搜。氍[叟毛]当是渠搜之特产并因渠叟而得名。汉置渠搜县故址在今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属朔方郡。西方的昆仑除了留下地名昆仑山（又作昆山）外，似乎再无遗迹可述。移动到中国西北部和中原国家接壤的昆仑Korum被称为林胡*Rumko。另有一部分（西方衣皮的）昆仑可能通过西藏、云南迁徙到了南方。《九夷考》记载么些“其人长大黑色。……妇女纽发细辨，短衣赤脚，内披毡毯，外披羊皮。”么些即今纳西（意为黑人、大人）族。“其人长大黑色”可能就是南下的昆仑。乌蛮和黑夷（彝）亦可能出自昆仑，昆明大概是昆仑（昆戎）所留下的地名。《新唐书·昆明蛮传》云：“爨蛮西有昆明蛮，一曰昆弥，以西洱河为境，即叶榆河也。……人辫首左衽，与突厥同，随水草畜牧，夏处高山，冬入深谷。尚战死，恶病亡，胜兵数万。”《唐会要·昆弥国》云：“昆弥国者，一曰昆明，西南夷也。以爨之西洱河为界，即叶榆河也。其俗与突厥同……胜兵数万人。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汉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郡部，其后复绝。”昆明即昆弥。若把-弥这个后缀当作乌孙王号后面的-弥、-靡、-莫，那么昆弥即昆莫，昆明（昆弥）可能是以乌孙昆莫命名的乌孙部落。若把-弥看作藏语的“人”（藏书面语mi，拉萨mi13，巴塘mI53；错那门巴mi35;羌miə；普米兰坪mi55，九龙mi35；此即汉语之民（明真）min（弥鄰），中古min，越南语dân），那么昆弥/昆明就是昆人。若将昆明/昆弥解释为昆人、昆民，那么昆明/昆弥就是昆夷；昆明/昆弥就是移动到云南的昆夷。中国史书中记载有昆仑层期国。层期是波斯语Zangī的音译。昆仑或以为是马达加斯加原名科摩罗Komr或Qomr的对音，费瑯则认为昆仑是阿拉伯语Ḳāmrūn的对音（“汉文中的'昆仑’二字即相当于阿拉伯文中的Kāmrūn之对音。”）。波斯语Zangī又译作僧seng祇，其中的后缀-gī当即焉耆（耆又作祇）自称Argi中的后缀-gi。-gi或为地名后缀，此时-gi相当于苏美尔语的ki'地’和汉语的祇；-gi或为族名后缀，此时-gi相当于汉语的支、氏；-gi更可能是汉语的“其”和藏语的属格助词，也就是说以“其”充当属格词尾。以汉语的僧seng祇和波斯语的Zangī比较，波斯语的Zangī当出自Sangī。Sangī就是商夷、山夷。如此一来，商人和山戎都是黑色或紫黑色皮肤。殷墟妇好墓所出土跪坐玉人像带有典型的尼格鲁人种特征，这一玉人像表明殷商时期的中国有尼格鲁人种。
公元四世纪侵入欧洲的Huns人，在印度记录中称Huna、阿美尼亚记录中称Hunik、罗马记录中称Hunni及Chunni、希腊文中称Xouos＞或Xouw＞而后称Huns。Huna之后缀-na即Cina之-na实即汉语之奴；Huna意即胡(中古汉语hwo，现代汉拼hú)人；Huna之简Hun即《隋书·北狄列传》中的赤狄（铁勒）浑、先秦汉语史料中的昆、混。Hunik的后缀-nik即布匿Punic/腓尼基Phenic中的后缀-nic。伊朗胡尔尼克Khurnik、延尼克遗址Yanik Tepe也是以-nik结尾。胡Hu缀加-na（奴、夷）就是胡夷Huna（印度之称呼）；缀加名词变格词尾-n就是Hun。若将Huns之-s视为-d之音转，则Huns即日耳曼语的Hund'dog’。昆夷、混夷*Kun·ni（尼为古夷字）可解释为Huni胡夷。在伊朗和印度文献中，浑Huns人被分成两支—红浑人（波斯语Karmir Hyōn=梵语Hara Huna）和白浑人（波斯语Spēt Hyōn=梵语Śveta Huna）（波斯语Hyōn更接近金尼阁的匈hìūḿ）。欧洲则分为黑Huns和白Huns。拉丁语Hunni源自突厥语的十On。
《北史·西域传》：“粟特国，在葱岭之西，古之奄蔡，一名温那沙。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去代一万六千里。”此“居于大泽，在康居西北”之粟特即约耳达涅斯Jordanes所载Alans之一支Sadages（亦作Satagari）所领有的克里米亚半岛之Sughdag。克里米亚半岛之Sughdag当是粟特人（Sogdianians）的殖民地。该城可能是由经商的粟特人聚居于此而形成，也可能是加入十姓乌古斯（On-Ogur）的粟特人的驻防地。“居于大泽”是指居于克里米亚半岛。此“粟特”为“古之奄蔡”，“古之奄蔡”所“临大泽”当是黑海；此时康居和奄蔡的分界线大概是顿河。温wēn影魂、yùn《集韵》影惞，郑张尚芳（影魂）quun（乌浑），中古on，越南语ôn；温可还原为on。那（泥歌）naal（诺何）说文冄声、（泥歌）naal?（奴可）、（泥歌）naals（奴箇），中古naa、naa?、naas，越南语na，支谦译na、ṇa、da为那（泥歌、泥哿、泥箇）；沙（生麻）sraals（所嫁），中古ʂas，越南语sa，安世高译śā、（v）sā、支谶译śa、sa、（v）sa、支谦译（v）ṣa、竺律炎译ṣan（当相当于英语sand）为沙（山麻、山祃）。沙为伊朗语šāh'王’或šahr'之地’的对音。温那沙可还原为*Onnašāh(r)。Jordanes于551年的记载和阿加蒂亚于552年左右的记载，均称当时居住于高加索以北地区的为On-Oghur（十乌姓。通常译作十姓乌古斯或十姓回纥）。撰写于569年的一部古叙利亚文著作在提到Un(·)gūr(=On Ujʁur)之后所列举的12个部落名表中也有“萨拉胡尔”（Sarahur）之名。“温那沙”当为On-na-šāh（十夷/奴王）或On-na-šahr（十夷/奴之地）。温那沙On-na-šāh或On-na-šahr是一个混合语名称，它由突厥语的on'十’，东伊朗语的族名后缀na（即汉语'奴’），伊朗语šāh或šahr组成。希腊语Ουννοι（Ounnoi）显然出自温那Onna。犹如Ister、Alani在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ⅩⅪ，2）著作中作Hister、Halani一样，温那On-na（十夷）缀加h-声母后即是拉丁语之Hunni。突厥语有添加h-、hw-声母习惯， 回鹘Uyghur的词根Uy添加h-/hw-声母后被译为汉语的回（húi匣灰）。温那Onna（十夷）是十个讲突厥语的部落组成的联盟，构成成分以匈奴悦般为主，可能包括匈奴征服的康居人、粟特人、斯基泰人等。罗马历史学家阿米安努斯·马尔塞来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ⅩⅩⅪ，3.1）将温那Onna（即希腊语Ουννοι）称为匈（Huns）人。在顿河下游，370-380年他们与阿兰诸部发生了冲突，“匈人屠杀和掳掠了这些部落，通过联盟条约使幸存者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存在于高加索北的联盟被称为On-Oghur。On-Oghur这个名称表明，当时高加索北的主要居民为突厥化的乌O（＜A＜Ar=Al）人。
温那沙可拟作*OnnaŠāh(r)，这是几种语言的混合，其中On为突厥语之'十’、na为东伊朗语的后缀（相当于汉语的奴、夷）、Šāh为伊朗语的'王’、 Šāhr为伊朗语的'城’。 十姓乌古斯On-Oghur，古叙利亚文Un(·)gūr(=OnUjʁur)，它产生Greek Oungroi（出自*Onguroi），Medieval Latin Hungaria（＞现代英语Hungary）（其中的—gari 既可能是*guroi 之对转，也可能是古塞语的“地区,国家”），French Hongrie, German Ungarn, Russian Vengriya, Ukr. Ugorshchina。匈牙利Hungary无疑出自突厥语On-Oghur（十姓乌古斯）。希腊语Ουννοι（Ounnoi）綴加h-聲母后即是希腊语Hounnoi、拉丁語之Hunni，温那Onna綴加h-聲母后即是拉丁語之Hunna，古英语Hune、Hunas源自拉丁语。Hungary的词根Hun-即是Hun，两者都源自突厥语之On（十），是十姓回纥（乌古斯、夷）之简。Hun的来源是十姓回纥并不妨碍将Hun比对成中国北方的匈奴。《隋书·北狄列传·铁勒》：“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铁勒即赤狄。《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勑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匈奴包括了长狄、白狄、赤狄，最初居于统治（支配）地位的是长狄林胡*Rumko（哈拉和林Kara Korum之和林Korum（即昆仑）是林胡Rumko两个音节林、胡的对调），赤狄和白狄最初都处于被统治地位。由于赤狄曾是匈奴的组成部分，讲突厥语的十姓回纥当是匈奴的组成部分，因此将十姓回纥视同匈奴是可以的。长狄大人（Daarman＞土方、林胡=昆仑）的语言、白狄的语言（原始姬语）、赤狄的语言（雅利安语）混合形成匈奴语，匈奴语同时亦从汉语中借用单词（头曼=万头）。“突厥”（ 突厥语Bögü“圣明”源自古波斯语Baga'神；上帝’，突厥语köl“湖”源自汉语的湖（日语ko））讲的也是“匈奴语”。因突厥的强势扩张，古代的匈奴语被后来的人们称作“突厥语”。贺赖*Alaat/贺兰*Alaan是匈奴一部落，讲的当是匈奴语。“在各个方面他们都与Hun人相似”的阿兰Alan人，在语言上也和Hun人相似，阿兰人讲的当是Hun语（匈奴语/突厥语）。如果“阿勒曼人”确实是驳人Ala-manni（哥特语manna'man’）的话，那么突厥语的Ala“驳”的来源一定是阿兰语。
如果阿兰人确实讲的是突厥语（也就是匈奴语）的话，由于哥特人和阿兰人的联合形成加泰罗尼亚，那么在加泰罗尼亚语言中一定有突厥语成分。
关于匈人的肤色，可以肯定他们不是黄皮肤。欧洲人的记载也表明Huns（即昆人）是黑皮肤。公元445年前后，罗马曾派外交人员与匈奴皇帝阿提拉办交涉，其中一位名普利斯库斯者曾在阿提拉的宫廷里见过阿提拉。在他写的《第八残篇》中曾说：“他（阿提拉）的身材是矮短的，胸部广阔，头很大，眼睛小，散播出灰色。他的鼻子是平的，脸色是黑的。”阿提拉及其所率领的是Huns人是黑肤色。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称浑人（Huns）：“他们的肤色很黑，脸没有定形。应该是眼睛的地方长了两个黑洞，鼻子平扁，脸上伤疤累累”Huns的鼻子之所以平扁是人工压制的结果，“脸上伤疤累累”是黥面（或剺面）所致。哲罗姆称Huns“这些野蛮人有着像女子一般的脸庞，而且这些脸都被深深地割破了。”这表明Huns人有剺面习俗。克莱蒙的主教斯道尼乌斯写道：“为了长大后在作战时能戴上脸盔，不惜用带子裹住鼻孔以遏制其生长。”用带子缠绕压迫鼻子的生长形成了甶（鬼）头。所谓“押头”可能原本就是为了压制高鼻子的生长，但放在鼻子和额头上的木块或石块在压制鼻子的同时也压制了前额的生长，最终造成夨头。君士坦丁堡派往Huns阿提拉王的使节希腊人普里斯库斯描述阿提拉“有着与他的祖先同样令人厌恶的肤色”。约尔达内斯翻译的拉丁版本用的是teter一词，该词是taeter的一种变体（最终来源可能是鞑靼tatar），意为“愚蠢的，丑陋难看的，令人嫌恶、厌恶的”。这个词在一些翻译中被当作“浅黑的”或“黑色的”来解释，当是因为Huns人的肤色是令白种人厌恶的浅黑色或黑色或红黑色。翻译者以Huns的实际肤色来代替带有感情色彩和偏见的teter。
浑（昆、混）人的黑皮肤使人难以分辨个体，由此产生了混、浑、混沌=浑沌等诸词。曹植《七启》：“夫太极之初，浑沌未分。”浑沌同混沌。《史记·五帝本纪》：“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慝，天下谓之浑沌。”张守节《正义》引杜预曰：“浑沌，不开通之貌。”此浑沌在《左传》中作浑敦。《左传·文公十八年》：“昔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玩嚚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杜预注：“浑敦，不开通之貌。”浑敦之“敦”显然就是“贺敦”、“可敦”之“敦”。浑沌、混沌、浑敦、昆仑的原初义都是指昆（混、浑）戎（夷）也就是浑人。由昆仑的通体黢黑不好辨别而引申出浑然一体、浑成、浑浊、混淆、混同、混合、混和、浑一/混一、浑头浑脑。由于浑人（昆夷）被中原当作蛮夷，因而浑沌具有不开通之意。章炳麟《新方言·释言》谓浑敦今音转为昏蜑即浑蛋、混蛋。蜑家是水上民族，昏蜑被文明的汉族认为愚昧、不明事理。糊涂亦作糊突、胡突，指头脑不清楚、不明事理、模糊不清。胡突和浑敦、昏蜑的源由是相同的。糊突、胡突中的突显然不能解释为宇文周王子小名后面的-突，而应解作汉语突然、慌突，亦可解为英语后缀-ter（-ster、-ther等）。囫囵亦作“浑沦”、“鹘沦”，本谓浑然一体不可剖析，一般用来形容整个儿的东西。李实《蜀语》：“浑全曰囫囵”囫囵、鹘沦*korun亦出自昆仑Korum。昆仑即林胡，匈奴最初的主体当是林胡。
敦煌文书P.2962《张义潮变文》：“忽闻犬戎起狼心，叛逆西同把险林”以犬戎指回鹘。3751号《张淮深变文》：“尚书既闻回鹘来侵，令诸将点锐精兵，将讨匈奴参谋张大庆越班启曰：……尚书谓诸将曰：'匈奴失信，来此窥窬。……’言讫，囗囗囗军，誓其众曰：'回鹘新受诏命，今又背恩，此所谓囗囗，理合扑灭，以雪朝廷之愤。’……匈奴丧胆，獐窜周诸。头随剑落，满路僵尸。回鹘大败。”匈奴和回鹘交替使用，回鹘即匈奴也。匈奴语“于遁”之-遁实即凯尔特地名后缀-don/-dun，而回鹘文udun即“于遁”也；此也可证回鹘即匈奴也。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下注曰：“ 唐言地乳，即其俗之雅言也，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诸胡谓之豁旦，印度谓之屈丹，旧曰于阗，讹也。” 于阗(Khotan，佉卢文Khotana，婆罗谜文Hvatäna，和田语Hvamna)即今于田、和田，玄奘译为瞿萨旦那Gostana。瞿萨旦那当为梵文化的名称，原文应为Gostana（不是以前人们认为的Kustana）。原注中的汉那即为当地古代和阗塞语文献中的Hvamna或Hvana（华、夏、汉人）。豁旦应为穆斯林传统之*Huatan＞Hotan（《突厥语辞典》作Hotan，它显然出自Khotan）。所谓“印度谓之屈丹”当然非指梵文，而应指印度俗语。汉代于阗古音似为*Ódan，匈奴之于遁当因其原始阿尔泰语圆唇音谐和规律之影响变为*Ódun。回鹘文作udun（土古舍娃《玄奘传回鹘文译本残卷》页16）。现代维吾尔语称为Hotan。此外，唐代龟兹人礼言所著《梵语杂名》中，于阗“矫引[口栗]多二合曩Korttana”，也即古代突厥碑铭《暾欲谷碑》十四行中的qortan。藏文文献中通常称和阗为Li-yül，意为“李国”。伯希和对和阗一名的含义曾作下列解释：“总之，和阗一名的古音（公元前二世纪）当为*Godan。到公元初又有作*Gostāna＞Gostana的，与前一名称同时存在。二者都为'*Go地（国）’之意。*Go是和阗地区地名中常见的成分，如梵文化的Gomati（按即《法显传》中的瞿摩帝，和阗地区寺院名），Gośṛṅga（按即《西域记》中之瞿室[食夌]伽山，玄奘注'唐言牛角’），*Gomasālagandha（按即《日藏经》中之瞿摩娑罗香）等，但目前尚不能解释。*Go可能为该地民族之名称。”（《马可波罗注》Ⅰ，页420） 匈奴对于阗的称呼“于遁”和诸胡的称呼“豁旦”并不相同，匈奴的地名后缀-遁和诸胡的地名后缀-旦在语言上也是有区别的。遁（定魂）l'uun?（徒损）、（定魂）l'uuns（徒困），中古don?、dons。《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dun3 (n.【考古】（用石头修建的）设防高地（苏格兰与爱尔兰铁器时代晚期到中世纪早期的一种设防的居住区，dun一词常用于构成苏格兰和爱尔兰的地名）)：late 18th cent.:from Irish dún,Scottish Gaelic dùn'hill or hill fort’. 犹如金发碧眼是纯种凯尔特人的种族特征一样，凯尔特语有一个独特的、标记性的地名后缀-don。美国戴尔·布朗主编的《凯尔特人 铁器时代的欧洲人》说：“凯尔特人还留下了另一种语言文化遗产：在一些原凯尔特地名中往往以-dun为词尾，它的意思是'堡垒，要塞’，如伦敦London。通过这些线索，语言学家们证实了凯尔特人确实从欧洲中部向北方和西方扩张过。”（P16）所谓匈奴语于遁之-遁正是凯尔特语之-don/-dun，玄奘所称的匈奴当即凯尔特人也。另外，在“遁”之前缀加词头o、将“遁”之尾音-n置换为-t即是瓯脱。于阗，回鹘文作udun（见土古舍娃《玄奘传回鹘文译本残卷》P16）：回鶻文u与汉语于vu对应，-dun即'于遁’之'遁’；udun即玄奘所说“匈奴谓之于遁”之“于遁”；玄奘所说匈奴当是指回鹘；回鹘语中混入了凯尔特语后缀-don/-dun。
敦煌壁画上的回鹘王子、王妃为黑红皮肤，犬戎、匈奴也应是黑红皮肤。按昆仑（即昆戎）、Huns为黑肤色来推论，犬戎（即昆戎）当是赤狄（《说文》：“赤狄本犬种”）为黑红肤色。《北史》和《隋书》之《铁勒传》记“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两书都把铁勒之先视作匈奴。但是赤狄高车和犬戎秦人皆行屈肢葬。《魏书·高车传》：“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尸于中，张臂引弓，佩刀挟矟，无异于生，而露坎不掩。”这种葬俗与突厥将尸火焚后“取灰而葬”异。坐尸于坎，其尸骨呈现在后人眼中是屈肢的。汉语屍尸相通，甲骨文尸为蹲坐状，《公羊传·宣八年》“犹铎，萬入去籥”汉何休注：“祭必有尸者，節神也。礼，天子以卿为尸，诸侯以大夫为尸，卿大夫以下以孙为尸。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殷坐尸”表明赤狄殷人可能是坐着死去的。新疆出土的保持坐姿的雅利安老妇干尸极可能是高车人。高车的这一葬俗十分罕见。希罗多德提到利比亚地区“除去纳撒摩涅司人之外，游牧民是用和希腊相同的办法来埋葬死者。因此他们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坐着而不是仰卧着。”（《历史》Ⅳ，190）这暗示着希腊人同样注意使垂死的人在死去的时候坐着而不是仰卧着。据13世纪游历过蒙古的天主教士伯郎嘉宾的记载，蒙古贵族死后将尸体端坐在帐篷正中，用一对马以及马驹陪葬；马要配有全套马具。另外再杀死一匹牡马，肉留作食用，马皮中填上干草，用木棒插在地面，以此来象征人死后在阴间仍然和活着时一样住帐篷、喝马奶、并能骑马放牧马群。蒙古人的这一葬俗当出自高车。坐着当然也就造成双腿的弯曲。屈肢葬可能是坐姿的反映：屁股着地、双脚向上弯曲的坐姿或是下蹲姿势。保持住姿被埋葬也是屈肢葬。蒙古葬俗昭示着行屈肢葬的尸体在埋葬前以住着的姿势接受人们的礼拜，这种住着的姿势是地位、身份、威严的象征。秦人是行屈肢葬的赤狄犬戎。秦人的墓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屈肢葬并不仅仅是存在于中国西部一隅的怪异葬法，它还存在于中亚和西欧，“这种葬式在中亚的天山、阿赖山、帕米尔高原、伊塞克湖、楚河、伊犁河流域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钠羡沃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中都普遍存在。”颜那亚文化行屈肢葬。德国学者金布塔斯（M.Gimbutas）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了库尔干kurgan（石冢）理论。她认为印欧人起源于南俄草原金石并用时代至早期青铜时代石冢文化，这是目前所知年代最古老的印欧人考古文化，亦称“竖穴墓文化”。根据发掘工作比较充分的颜那亚墓地，通称“颜那亚文化”（Yamnaya Culture）。颜那亚文化主要有四个地方类型，分别为黑海北岸古墩类型、伏尔加河上游赫瓦邻斯克类型、第涅伯河流域德涅伯·顿涅茨克类型和里海北岸萨摩拉类型，流行时代大约在公元前3600-前2200年。其中，古墩类型的年代最早，颜那亚文化就是在这个类型的考古文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耐人寻味的是，古墩类型、赫瓦邻斯克类型和南西伯利亚的阿凡纳羡沃文化都使用尖底陶器，德涅伯·顿涅茨克类型和西西伯利亚的辛塔什塔-彼德罗夫斯卡文化使用平底陶器，萨摩拉类型和阿尔泰山南麓的克尔木齐文化则兼有平底和尖底两种陶器，生动地反映了印欧人最初的分化和迁徙。早在公元前2200年，印欧人就开始向中亚迁徙，首先来到南西伯利亚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形成“阿凡纳羡沃文化”，后者比颜那亚文化大约晚二三百年。颜那亚人将屈肢葬带到米努辛斯克盆地。公元前1800年，阿凡纳羡沃文化被来自北方森林草原的奥库涅夫文化取代。奥库涅夫人属于蒙古人种，是目前所知阿尔泰语系民族最古老的部落之一。直到公元前1600年，安德罗诺沃文化兴起，印欧人才重新恢复了在南西伯利亚的统治。安德罗诺沃文化、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承袭了阿凡纳羡沃文化的屈肢葬。高车“掘地作坎，坐尸于中……而露坎不掩。”的葬俗和卡拉苏克文化、塔加尔文化中葬于石棺中的屈肢葬并不相同。这种不同当是地位不同造成的：普通民众掘地作坎、坐尸于中、露坎不掩，酋长和显贵们死后将尸体端坐在帐篷正中接受人们的礼拜然后再葬于石棺中。卡拉苏克文化的主体大概是丁零族。秦人也行屈肢葬，但秦剑并不是北方草原类型。在春秋前期，秦剑的形式已基本奠定。秦剑与北方草原地区流行的各类曲柄剑、兽首剑、花格剑均不相同，还能看出与西周柳叶剑存在一定渊源关系。秦人和中国北方草原文化没有关系。如果卡拉苏克文化中葬于石棺中的屈肢主人确是丁零人，那么塔加尔文化、安德罗诺沃文化、阿凡钠羡沃文化、颜那亚文化中行屈肢葬者都是丁零人。
赤狄回鹘是伊朗种、是雅利安人。赤狄高车酋帅的称呼莫贺弗Bagapūr是伊朗语对汉语“天子”的意译，赤狄高车最初讲的当是伊朗语。另外赤狄回鹘和古代波斯人具有相同的肤色。在罗马出土的雕塑中，波斯人的肤色则近似于墨紫色。屈膝的波斯人 大理石 图拉真时代（公元98年——117年） 高162.5厘米 罗马巴拉丁出土 那不勒斯国家考古博物馆藏
只见这位波斯人身着东方服装：外穿长袖的丘尼卡，腰束宽带；内着典型的贴身长裤，其垂褶将脚和腿肚遮住；披风垂落在后背上，用圆形搭扣固定；头戴贝雷帽，脚穿鞋。他正屈膝跪着，面孔侧转，一手扶在膝盖上，另一手上抬扣住器物的上沿。公元113年，图拉真大帝发动战争，在公元114年和115年分别征服了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部分领土，在公元116年攻陷了安息王国的首都泰西封。这件雕塑据说描述就是图拉真取得胜利的这些战役。 另一种说法是，这件雕塑与其他两件类似的作品是架在罗马巴拉丁山上的一件三足巨鼎的基座，该三足巨鼎是在屋大维的授意下用来庆祝他在公元前20年对安息的军事胜利。被征服蛮族的这个跪姿恰好契合了屋大维实施的恢复政治和宗教的计划。 使用着色的大理石对于雕塑域外人物是特有的，也暗指对那些遥远地域的征服，因为这类石头就是从那些地区输入的（瑞卡尔多·白瑞奥拉中国国家博物馆编辑《古罗马文明》第60页）。
在19世纪80年代法国考古队在波斯苏萨宫殿的入口处发现的瓷砖画中（《波斯人 帝国的主人》第114-115页）的波斯弓箭手的肤色是黑红色的且黑色的成分更重，乍看还以为是黑色。“上图中构成弓箭手壁缘饰带的瓷砖于19世纪80年代被法国考古队发现。当时这些颜色鲜艳但易碎的砖散放在通往宫殿的入口处附近。简·迪厄拉富瓦纪录了她对这些砖的发掘及运往卢浮宫的关切：'我对这些瓷砖的发现和运送万分担心……它们一碰即碎。’这些3×13英寸的瓷砖以沙子和石灰为原料制成，然后上了鲜艳的釉彩，在复原成饰带时进行了加固。有些学者把这些弓箭手鉴定为波斯常备军精英10000名不死队的成员。”古代波斯人绝不是白皮肤，而是紫红皮肤或黑红皮肤。这一特征非常重要和有意义，它将波斯人和皮肤白皙的凯尔特人、日耳曼人等白狄（白色人种）区别开来。波斯人当是中国古代所称的“赤狄”。赤狄和白狄是两个不同的种（族）群，两者的起源地并不相同。由于古代波斯人自称阿尔泰夷Artaei（伊朗Iran即源自族名Ar+伊朗语的属格复数词尾-an）而且是雅利安（Aryan）人中的主要一只，雅利安人当是具有黑红或紫红皮肤的赤狄。白肤色的日耳曼人、凯尔特人等白色人种的后裔试图寻求雅利安起源的企图和努力将被严重打脸，希特勒等种族主义者认为日耳曼民族是纯碎的雅利安人是一种天大的笑话：黑红（或紫红）的雅利安人怎么可能生育出白肤色的日耳曼人？白狄和赤狄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白狄后裔们实无必要去攀附并不同种的赤狄雅利安人为其祖先。
从回鹘人在莫高窟石窟中留下的人物来看，赤狄回鹘的肤色是紫红或黑红色的。沙洲回鹘有文献资料可考的历史有150年（976～1127年）。先后在莫高窟开凿1个窟（330窟），重新22个窟。西千佛洞现存有5个回鹘窟。安西榆林有2个窟。分前后两期。前期的莫高306、307、308、363、399、418、244（甬道及东部局部），榆林21（前室甬道）、39窟；后期有莫高409、237（前室甬道）、148（甬道及后室局部）、309、97、330、310、245、207和西千佛洞的4、9、10、12、13窟。右图为“莫高409窟回鹘王妃供养图”（陈炳应 卢冬《古代民族》彩图44）。此供养人像虽在美国学者谢弗的名著《撒马尔罕的金桃》（第56页）中标作“西夏王妃供养图 佚名 壁画 尺寸不详 甘肃敦煌莫高窟409窟”（下图）但在简介中也认为是回鹘贵族妇女：“西夏时，党项族统治者与回鹘人同信佛教，交往频繁。当时沙洲（敦煌）虽在西夏政权统治之下，但回鹘人到莫高窟造奉佛像并绘制他们的供养像，亦是自然的事。这幅壁画中所绘的两个回鹘贵族妇女，头戴桃形金凤冠，四面插花钗，耳戴镶珠宝大耳环，身穿宽松式弧线边大翻领对襟窄袖有袪曳地连衣红裙，手执供养花，这种衣裙与回鹘女装完全相同。回鹘妇女面貌丰润，衣纹流畅，唇脂浓艳，口唇娇小，一方面有少数民族的特点，另一方面犹有唐朝风韵。画面线条清晰，色彩妍丽，以粉线勾画五官，而头发却以留白绘出。风格独特，装饰意味浓厚。”这一彩色壁画给我们留下了回鹘人肤色的极其珍贵的材料。回鹘妇女的皮肤为黑紫或黑红。从10世纪中西迁的回鹘联合葛逻禄等部所建立的政权叫黑汗王朝或喀剌汗朝来看，赤狄回鹘的肤色也是偏向黑色的。正是由于赤狄的肤色也偏向黑色，因此容易将他们与黑肤色的长狄相混淆。
赤狄即后来的丁零、敕勒、高车、铁勒。将敕勒一名与古代的赤狄、丁零，以及北朝出现的高车等名联系在一起的是《魏书》。《魏书》卷一○三《高车传》称：“高车，盖古赤狄之余种也。初号为狄历，北方以为勑勒，诸夏以为高车、丁零。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或云其先匈奴甥也。”《魏书》把高车、赤狄、狄历、勑勒、丁零视为一个民族。而且以为，这些不同的名称，是因时代和各民族对他的称谓不同而产生的。赤狄，是公元前三世纪以前，汉文史籍对活动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北部讲伊朗语的赤黑肤色人种的称呼；狄历，是敕勒自己的“初号”（自称）；勑勒（即敕勒），是北方民族即塞北的游牧民族对他的称呼；高车、丁零，则是“诸夏”也就是汉族对他的称呼。南朝汉族只称敕勒为“丁零”，而不用“高车”之名；北朝汉族及汉化了的鲜卑等则用“高车”之名。在南朝史书如《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等书中，就未发现有“高车”之名，而且对在北朝史书中写作“高车”族的，却一律用“丁零”之名。“高车”一名是因敕勒人使用高轮车，因其“车轮高大，辐数至多”而得名的。《新唐书》卷二一七上《回鹘传》记载原属敕勒一支的回纥时说：“回纥……俗多乘高轮车，元魏时亦号高车部，或曰敕勒，讹为铁勒。”元代耶律铸在《双溪醉隐集》卷五《丁零诗二首》自注中考释“丁零”的古音为“颠连”，此“颠连”应是“丁零”的另一种语音形式。汉语“狄”的读音源自从大之狄，它（“大”）亦是丁零、狄历、勑勒读音的来源，指的是长狄大人这一种系。而从火之狄表示的是赤狄蒲类，指的是雅利安人这一种系。但是后人将长狄和赤狄相混淆了，将肤色、语言不同的两个族群混淆为一了。长狄大人（林胡=昆仑、丁零、土方、氐人）讲的是“土语”（即“突厥语”），赤狄蒲类讲的是雅利安语。“或云其先匈奴甥也”表明匈奴的主体民族（统治族群）并非赤狄，而赤狄“其语略与匈奴同，而时有小异”表明匈奴语（即后来的突厥语）和赤狄语（古波斯语）大致相同而时有小异。这种大同小异并不表明匈奴语大致上是一种伊兰语（属于印欧语的东支），更可能的是原本属于印欧语东支的讲古波斯语的赤狄语言在被纳入匈奴后就开始了突厥化（匈奴化）从而导致赤狄高车语言和匈奴语（突厥语）的趋同。
但汉语史料中也有匈奴人长得高大白皙的记载。匈奴首领刘曜是刘渊的族子，与刘聪是堂兄弟，少孤被刘渊收养，并在洛阳住过。在洛阳时“坐事当诛，亡匿朝鲜”，后来“遇赦而归”，回来后“自以形质异众，恐不容于世，隐迹管涔山，以琴书为事”（《晋书·刘曜载记》）。在公元328年（晋成帝咸和三年）羯胡首领石勒准备与匈奴首领刘曜作战之前石勒拜访天竺人佛图澄：“及曜自攻洛阳，勒将救之。其群下咸谏以为不可。勒以访澄，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曜也。’又令一童子洁斋七日，取麻油合胭脂，躬自研于掌中，举手示童子，粲然有辉。童子惊曰：'有军马甚众，见一人长大白皙，以朱丝缚其肘。’澄曰：'此即曜也。’勒甚悦，遂赴洛距曜，生擒之。”（《晋书·佛图澄传》）皙指皮肤白。汉文史籍对黠戛斯这样的白色人种正是使用的白晢。匈奴首领刘曜长大白晢，表明匈奴首领刘曜为白色人种。这个记载中还有两点值得关注：第一，这里明确记载“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是羯语并且有解释：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仆谷”既是刘曜胡位，当是一个相当于国王一类的称号。仆（並德）bɯɯg（蒲北）、（滂侯）phoogs（匹候）、（敷尤）phus（敷救）、（滂屋）phoog（普木），中古baag、phēos、feos、phug；僕（並屋）boog（蒲木）、（並沃）buug（蒲沃），中古bug、buug；谷（见屋）kloog（古禄）、（来屋）g·roog＜ɦkroog（盧谷）见史记，中古kug、lug；越南语phó-cốc；仆谷可还原为*Phug-kug、*Bag-kug等。“仆谷”相当于古波斯语baga-、阿吠斯陀baγa-'君主，神’、突厥语之匐bäg/bey、嚈哒钱币上曾出现过的称号Bogo，它所对译的可能是突厥语的莫贺咄Bagatur（即冒顿、墨毒）[莫贺Baga当出自古波斯语baga-、阿吠斯陀baγa-'君主，神’]或者Bogo-čor'啜’（此čor和嚈哒钱币上之Codho相当），或为bōg（Russia语之'神圣’）- čor'啜’。秀（心尤）slus（息救），中古seo；支（章支）kje（章移），摄摩腾、竺法兰译tye、支谶译译ke、支谦译ci为支[支谦译ke为枝（章支）]，中古tʂe；秀支可还原为su/so-ke/ci（或tye）；秀支*suki可能源自汉语的军[(见文)kun(举云),支谦译kuñ为军、康僧会译kūr为文（微文），中古kuun；凯尔特语車car；古波斯语kāra'军队’；原始姬语的軍可拟作*kuur/*kuun，它源自古波斯语kāra]：古波斯语kāra＞上古汉语軍*kuur/*kuun、羯语*kure＞秀支*suke＞*su＞古突厥语sü'军队’，軍*kuur中的k音转为s、uu音转为ü、-r脱落即是古突厥语sü'军队’。英语kern<史>爱尔兰轻装步兵源自古爱尔兰语ceithern'band of foot soldiers’.soldier.n.1.军人.士兵，列兵，普通兵.v.从军；当兵.from Old French soldier,from soulde'(soldier's)pay’,from Latin solidus。秀支*soki无疑可视作soldier的音转。南部塞语spala（犍陀罗语形式śpala）可能并非借自帕提亚语*spāδa'军队’，或许就是羯语“秀支”的原初形式。羯语“秀支”亦可视作是突厥语“战士”之音转。《大唐西域记》“飒秣建国”（即今撒马尔罕Samarkand）称：“其王豪勇，隣国承命，兵马强盛，多诸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视死如归，战无前敌。”“赭羯”从字面意思讲是“红羯”，而古波斯语kāra“武装的人们；军队”可能出自羯*kar。《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安国条：“募勇健者为柘羯。柘羯，犹中国言战士也。”《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唐玄宗二十八年（740年）三月条提及柘羯王斯谨鞮（既称“柘羯王”柘羯似即赭羯=红羯=赤狄）。按柘羯、赭羯为čākīr、čākar之对音，意为卫士、战士。柘羯、赭羯后面的羯kar无疑出自古波斯语kārā“武装的人们；军队”。战士：突厥语čärig、维语äskär、乌孜语äskär、裕语jerïğ、图瓦语šerix、土语αsker/čeri、阿语äsgär、土库语esğer、撒语liαŋzi/čirix、哈语äsker、柯语αsker、塔语Soldαt/woyenniy、巴语soldαt/woyenniy、雅语-、楚语śαr。突厥语čärig'战士’毫无疑问也是源自古波斯语kārā“武装的人们；军队”，裕语jerïğ、图瓦语šerix、土语čeri、撒语čirix、楚语śαr皆出自突厥语čärig'战士’；楚语śαr和羯语“秀支”比较接近。维语äskär、乌孜语äskär、土语αsker、阿语äsgär、土库语esğer、哈语äsker、柯语αsker源自中亚两河地区的柘羯、赭羯čākar（大概是粟特语），它的第一个音节αs、äs可以译作乌氏。塔语Soldαt、巴语soldαt则和英语soldier异常接近，可能是一个近现代的英语借词。汉语“軍”从“車”，而“車”在甲骨文中是指马拉两轮轮辐战车。車在上古时代的地位犹如现代陆军的坦克、装甲车，故而古汉语以車去指代军队；另一方面上古汉语的車*car和古波斯语kāra'军队’基本相同，因而借助“車”的读音去表示“军队”。汉语的“軍”透露出两个重要信息：一、“車”在甲骨文中的读音和凯尔特语相同为car=kar。二、“軍”源自古波斯语kāra'军队’。虽然突厥语kölük'车’更像拟声词轱辘（源自战车车辆滚动时发出的骨碌骨碌声），如果把突厥语kölük'车’视为汉语-凯尔特语车*car之音转，那么突厥语的战士亦出自车。车：突厥语kölük、维语hαrwα、乌孜语äräwä、裕语terğïr、图瓦语tergän、土语αrαbα、阿语αrαbα、土库语αrαbα、撒语čezi、哈语αrbα、柯语αrαbα、塔语αrbα、巴语αrbα、雅语-、楚语urαpα。撒语čezi是现代普通话车子chēzi的音译。维语hαrwα中的hαr即可能是车car的音转，也可能是αr缀加上去的（犹如回鹘之回在本族语言中本是零声母，翻译时却被h-/hw-声母）；哈语αrbα、塔语αrbα、巴语αrbα可视为αr（即雅利安Aryan的族名词根Ar殷）加后缀bα，其两个音节换位后之bααr当是蒲类*Mbar/Bar。马拉两轮轮辐战车的发明者和传播者是赤狄雅利安（包括蒲类、殷人、秦人、犬戎、Pārsa=Artaei）人，以他们的族名为车命名是很自然的事情。古突厥语还有一个表示战士的单词qadaš，本义为“族人”、“亲人”，衍义为“伴当”、“伙友”。这个单词的源头很可能仍是波斯语的kāra。在中国历史文献中，“突厥”一名首见于西魏大统八年（542）。突厥是在很晚的时期形成的，突厥语的qul'奴隶’当源自稽胡语的“库利*kholi”。回回文波斯语“婢，克你则克”kanīzak由波斯文kanīz（女仆、女奴）加上指小后缀-ak构成指年轻的使女、婢女、丫环，回回文波斯语“仆，无剌恩”ghulām为阿拉伯语义为仆人、奴隶、小伙子、青少年。皮肤黑红的赤狄和皮肤雪白的白狄月氏在肤色上迥然有别，这两个族群互以对方为奴。最早以qul（即鬼、周、胡儿）为奴的当是赤狄殷人（即雅利安人），库利qul'奴隶’当亦源自赤狄讲的语言——古波斯语，古波斯语当有类似qul、ghul的表示奴隶的单词。替（透齐）thiids（他计），中古thees；戾（来齐）rɯɯds（郎计），中古lees；岡（见唐）klaaŋ（古郎）说文从山网声，中古kam；替戾岡（“出也”）可还原为thrēkam；thrē应即汉语之*tār（古英语tā、tān'toe’），英语out（古英语ūt(adv)、ūtian(verb)），岡*kam相当于ūtian中的ian（k音变为i、-m音变为-n）。劬（群虞）go（其俱），中古gu；秃（透屋）thoog/lh-（他谷）段注以为秀声，中古thug；當（端唐）taaŋ（都郎），中古tam；劬秃當(“捉也”)*guthugtam。捉（莊觉）?soog（侧角），中古tʂiag，越南语tróc，英语grasp(原始日耳曼语*grap-、*grab-，PIE root *ghrebh-)；*grab-＞*gabrab＞*gabr-rab＞*gagd-dam＞*gadg-dam＞*guth(u)gtam；古英语*grœpsan、东弗里斯兰语grapsen'to grasp’中的s多半来自插入的r。原始日耳曼语*grab-＞*gab＞突厥语kap-（突然抓住，抢夺），派生出Kapgan（卡波可汗、默啜可汗）。古声之胡*ka缀加流音尾-r后即是羯*Kar，羯之声母音转为疑母即是月，月氏，羯*Kar＞*Kiy＞姬*Kii＞稽*Kee。羯胡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生活在山西、陕西，他们和鬼方、周姬、稽胡一样都是中国最为古老的族群（周姬当和羯胡一样最初是行火葬的，只是在“古公贬戎狄之俗”的大变革后才行土葬的）。如果羯是月氏成立，那么羯语就是月氏语即吐火罗语，上面语词应在吐火罗语中找到。这些语词应是对羯即月氏的一种检验。第二，佛图澄的占卜方式特别。史书中还提到匈奴人容仪瓖伟、容仪机鉴。如赫连勃勃 “勃勃身长八尺五寸，腰带十围，性辩慧，美凤仪。（姚）兴见而奇之，深加礼敬”使者告诉刘裕“勃勃容仪瓖伟，英武绝人”，刘裕听后感慨地说：“吾所不如也！”（以上见《晋书·赫连勃勃载记》）又如刘元海“泰始（公元265-274年）之后，浑又屡言之于武帝。帝召与语，大悦之，谓王济曰：'刘元海容仪机鉴，虽由余、日磾无以加也。’”（《晋书·刘元海载记》）。匈奴人身材高大，以金日磾为例，《汉书》卷六十八《金日磾传》：“日磾长八尺二寸，容貌甚严”每汉里一般等于今0.828华里（414米），但多少尺为1华里呢？现在的1尺为1/3米，现代1尺的3×500=1500倍为1华里，在尺与华里的换算关系不变（1华里等于150丈）的前提下，1汉代尺=414/1500=0.276米，八尺二寸应是8.2×414÷1500=2.26米。“百度百科”“一里”称：秦汉一里约420米。秦汉一尺标准取值为23.1厘米，但考古实测结果基本为23～23.7厘米，汉末三国一尺约23.8～24.2厘米，南北朝时期度量衡比较混乱，至隋文帝统一度量衡，一尺约29.5厘米。按一汉代尺为23～23.7厘米来算，八尺二寸应是1.886～1.94米。赫连勃勃身长八尺五寸在1.955～2.01米之间（《史记·孔子世家》“孔子长九尺有六寸”孔子身高在2.20～2.27米之间）。然南匈奴首领刘曜“长大白晢”，南匈奴刘氏又被称为屠各、独孤，刘氏（屠各、独孤）匈奴当是老家本在山西陕西的土著白狄。真正的长狄的身高可能还要高些。阿里安称印度人“不过他们身材高大，实际上是亚洲最高的，男人多数身高五库比特或较此稍矮。除埃塞俄比亚人之外，他们的皮肤可算是全人类最黑的人了。”（《亚历山大远征记》卷五4）一斯台地等于202码约合180公尺。一库比特约合二市尺（《亚历山大远征记》第39页译者注），五库比特就是5×2×1/3=3.33米。3.33米是现代人类未曾达到的高度，这一惊人结果可能与库比特换算成现代长度单位时的误差造成的。这些平均身高5库比特的印度人移动到中国后被称为长狄=大人、林胡（=昆仑Koram、Korum）。从《史记》的记载来看，匈奴似有黥面习俗。《史记·匈奴列传》：“汉使王乌等窥匈奴。匈奴法，汉使非去节而以墨黥其面者不得入穹庐。王乌，北地人，习胡俗，去其节，黥面，得入穹庐。”黑皮肤之人可以“傅白”,而不会黥面。黥面是非黑皮肤之人将其面部皮肤抹黑，使之和黑皮肤的林胡混同；这是白狄（月氏）对统治阶级（林胡）肤色的认同。
《史记·匈奴列传》称匈奴“其奇畜则橐駞、驢、驘（骡）”，希罗多德则称：“斯奇提亚那地方是不产驴子或骡子的。而在斯奇提亚的全部地方，也由于气候寒冷的缘故，没有任何驴子或骡子。”（《历史》卷四129）是否拥有奇畜橐駞（即骆驼）、驢、驘（骡）是匈奴人和斯奇提亚人的一个比较大的区别。橐（透铎）thaag（他各），中古thag；駞（定歌）l'aal（徒河）俗驼字，中古daa；骆（来铎）g·raag（盧各），中古lag。橐駞可拟作*thagdaa、骆驼可拟作*lagdaa，当是*daardaar的音转，是由大人*Dārman从南土库曼斯坦带到中国北方的。橐駞的存在肯定了匈奴中含有长狄大人。匈奴中的长狄大人就是后来蒙古高原上非常“伟大”的塔塔尔（Tatar、Tātār）人。
Tatar一名最早的记载见于732年突厥文《阙特勤碑》，称Otuz-Tatar（三十姓鞑靼），居处约突厥东北，日本学者箭内亘认为“与成吉思汗时代的塔塔儿略同”、“居兴安岭之地”。735年的突厥文《毗伽可汗碑》则载有Toquz-Tatar（九姓鞑靼），谓其曾与Toquz-Oghur（九姓乌古斯）联合反抗突厥。王静如以为碑文之“九姓达怛，当即隋唐之九姓室韦”，“绕吐纥山而居”。王国维据贾耽《入四夹道里记》所载“达旦泊”，推测其居地当在“回鹘牙帐东南数百里”的达旦泊附近。8世纪中叶，九姓鞑靼又与八姓乌古斯联合反抗回鹘。840年回鹘汗国的灭亡和回鹘西迁，为鞑靼进入大漠南北的机会，“达怛”之名开始出现在842年的汉文文献中。唐末，漠南鞑靼数万之众被李克用父子招募为军进入中原，参与镇压农民起义和权力角逐。在宋人文献中，往往将蒙古高原各部概称为鞑靼。13世纪初，这些蒙古突厥游牧民族的不同群体成为蒙古征服成吉思汗部队的一部分，其后蒙古人与突厥人互相混合在一起，因而入侵俄罗斯和匈牙利的蒙古军队，就被欧洲人统称为鞑靼人。達（定曷）daad（唐割）、（透曷）thaad（他達），中古dad、thad；怛靼（端曷）taad（当割），中古tad；旦（端寒）taans（得按），中古tans。达怛可还原为*datad、*datar，达旦可还原为*datans、*datar。按汉语与突厥语清浊对转的奇特惯例，Tatar应该对译成*dadad才是，不知何故第一个发生了清浊对转而第二个却未发生改变。王国维认为汉籍文献中“鞑靼”与“室韦”二名可以互相通用，例如李德裕《会昌一品集》卷五《赐回鹘嗢没斯特勤》等诏书之“黑车子达怛”即是《旧唐书·回纥传》中之“和解室韦”、《辽史》中之“黑车子室韦”。《契丹国志》卷22《控制诸国》称鞑靼：“各无君长，每部多者三二百家，少者五七十家，以部族内最富豪者为首领。不常厥居，逐水草，以弋猎为业。其妇人皆精于骑射”，以勇敢善战著称。其“精于骑射”的妇人可能在特别情况下还要参与作战成为女战士。《资治通鉴》卷253《唐纪六十九》记载，唐贞元（785-805年）、元和（806-820年）年间后，因契丹和奚崛起，遂不时受攻劫。契丹初尚难与匹敌，每次交兵，多为所败，后以契丹强盛，多次命将致讨，遂为所败，部众四处溃散，“或投属契丹，或依渤海”，有的则“渐流徙于阴山”。
拉施特称塔塔儿人“尽管种种敌对和纷争盛行于他们中间，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以其]伟大、强盛和充分受尊敬[而出类拔萃]。”塔塔儿人可能是匈奴中居于统治地位的部落。“由于[他们]极其伟大和受尊敬的地位，其它突厥部落，尽管种类和名称各不相同，也逐渐以他们的名字著称，全都被称为塔塔儿[鞑靼]。这些各种不同的部落，都认为自己的伟大和尊贵，就在于跻身他们之列，以他们的名字闻名，正如现今，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宗族的兴隆，由于他们是蒙古人，于是各有某种名字和专称的[各种]突厥部落，如札剌亦儿、塔塔儿、斡亦剌惕、汪古惕、客列亦惕、乃蛮、唐兀惕等，为了自我吹嘘起见，都自称为蒙古人，尽管在古代他们并不承认这个名字。这样一来，他们现今的后裔以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同蒙古的名字有关系并被称为[蒙古]，其实并非如此，因为在古代，蒙古人[不过]是全体突厥草原部落中的一个部落。……现在，甚至连乞台、女真、南家思、畏兀儿、钦察、突厥蛮、哈剌鲁、哈剌赤等民族，一切被俘的民族，以及在蒙古人中间长大的大食族(Tāzīk)，都被称为蒙古人。所有这些民族，都认为自称蒙古人，对于自己的伟大和体面是有利的。在此之前，由于塔塔儿人的强盛，也有过同样的情况，并且由于这个缘故，[至今]在乞台、印度（h(i)nd wa s(i)nd)、至那和摩至那、乞儿吉思、客剌儿（klār）和巴失乞儿惕人之国，在钦察草原，在[其]北方的各地区，在阿拉伯诸部落中，在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m(a)ğr(i)b），一切突厥部落还被称为塔塔儿[鞑靼]。”（拉施特《史集》第一卷 第一分册第166-167页）原来并非塔塔儿（蒙古部落）的其他部落称为塔塔儿（蒙古）人，当与他们被塔塔儿（蒙古）部落征服有关，这些民族为了表示同化和认可而改变了自己的民族身份。中国史书上以及田野考古中都没有塔塔儿人早于唐代的记录，如果塔塔儿人真如拉施特所言“他们在远古的大部分时间内，就[已经]是大部分[蒙古]部落和地区的征服者和统治者”，那么远古时代的塔塔儿人只能比对成中国史书上的匈奴。
南匈奴为白皮肤当是因为白狄在人数上占优造成的。匈奴和鲜卑保持着通婚关系。《晋书》载秦人呼鲜卑为白虏，鲜卑为白皮肤。北方少数民族将匈奴父、鲜卑母的混血儿称之为铁弗。《魏书·铁弗刘虎传》：“南单于之苗裔，左贤王去卑之孙，北部帅刘猛之从子，居于新兴虑虒之北。北人谓胡父鲜卑母为铁弗，因以为号。”勃勃原姓铁弗，其后改为赫连。《魏书》云：“屈孑耻姓铁弗，遂改为赫连氏，自云徽赫与天连。又号其支庶为铁伐氏，云其宗族刚锐，皆堪伐人。”《晋书》云：“其年下书曰：朕之皇祖，自北迁幽朔，改姓姒氏，音殊中国，故从母氏为刘。子而从母之姓，非礼也。古人氏族无常，或以因生为氏，或以王父之名。朕将以义易之。帝王者系天为子，是为徽赫，实与天连，今改姓曰赫连氏，庶协皇天之意，永享无疆大庆。系天之尊，不可令支庶同之，其非正统，皆以铁伐为氏，庶朕宗族子孙刚锐如铁，皆堪伐人。”铁弗之弗当即伊朗语pūr。支谶译pūr、put、支谦译puṣ为弗（帮物）。伊朗语pūr意为'儿子’，铁弗意为铁的儿子。伐fá並月，郑张尚芳（奉月）bad（房越），中古(b)fyad，越南语phạt；跋bá並末，郑张尚芳（並末）bood（蒲拨），中古buad，越南语bạt。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支谶译gar、gat（v）、gadh、支谦译gad为竭（群月）；並月之伐可还原为*bar、*bat、*bad等。安世高译bhad为跋，康僧会译mal为末（明末），支谶译bar为钵（帮末），跋可还原为*bad、*bar、*bal等。《魏书·帝纪》第一《序纪》云：“北俗谓土为'托’，谓后为'跋’，故以为氏。”拓[托（透铎）lhaag（闥各）同拓，中古thag；拓（透铎）thaag（他各）见小尔雅、（禅昔）djag（常隻），中古thag、ʐig。托*thag当是汉语土*tha缀加流音r后的音转读音]跋在鲜卑语中义为土后。铁伐之伐可解读为鲜卑语之跋'后’。铁伐=铁弗，伐为鲜卑语之跋'后’，弗为波斯语之pūr'儿子’。鲜卑妇女刚强如铁。唐朝皇后多出自鲜卑族，可能和鲜卑妇女的坚强品质有点关系。鐵tiě透屑，郑张尚芳（透屑）lhiig（他结），中古thead，越南语thiết，王力《同源字典》thyet，日语tetsu，英语iron；銕（透屑）lhiid（他结）古文鐵、（定齐）l'iil（杜奚）古鐵字，中古thead、dee；原始姬语*thad。铁*thead所对译的可能是汉语土*thar/*dar在匈奴语中的读音。凯尔特语*tur，威尔士语、盖尔语、古爱尔兰语tēr，康瓦尔语tȳr，其义为“土地，泥土，国土”，亦出自汉语的土*thar/*dar。若铁*thead真是匈奴语“土”的读音，那么铁弗（铁伐）即是拓跋，意为土后。拓跋鲜卑自称“土后”（“土方之后”），土*thar应是拓跋鲜卑的族名，因此“屈孑耻姓铁弗”。匈奴和白虏鲜卑的联姻将匈奴的肤色漂白了。白狄和赤狄、黑胡的联姻亦可能使白狄的肤色变深。《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纥下》称黠戛斯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后狄语讹为黠戛斯，蓋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其种杂丁零”（丁零为赤狄）。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主要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旧称喀喇黠戛斯语（Kara-Kirghiz、Kara-Kirgiz），或者布鲁特burut语；kara-Kirghiz意为黑黠戛斯，Burut则是蒲类Bur(Bar)+蒙古语复数尾-ut。白色皮肤（皙面）的黠戛斯人变为“黄赤面”和黑黠戛斯，当是和具有黑红皮肤的赤狄丁零（=林胡）杂交的缘故。
匈奴具有不同的肤色当与匈奴的成分复杂有关。冒顿单于“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史记·匈奴列传》）这二十六国和诸引弓之民都被当作匈奴。匈奴同样包括了投降的月氏人，羌渠单于从名称上看似乎出自羌胡（渠或为胡之音转），而羌胡就是小月氏。匈奴皇后阏氏或出自焉氏/乌氏。《史记·郦商传》“破雍将军乌氏”注：“乌音於然反，氏音支。县名。属安定。”《前汉·地理志》作阏氏，阏氏即乌氏。匈奴皇后称为阏氏（即乌氏）是因为匈奴皇后出于乌氏，犹如中原诸侯娶于郑称郑姬，娶于齐称齐姜一般。
吐火罗Tukhāra即屠各
《晋书》卷97《匈奴传》云：“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寇头种，乌谭种，赤勒种，捍蛭种，黑狼种，赤沙种，郁鞞种，萎莎种，秃童种，勃蔑种，羌渠种，贺赖种，锺跂种，大楼种，雍屈种，真树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屠各为入居塞者的北狄之中的贵种，南匈奴后期的单于就是从该部产生的。
南匈奴单于羌渠（义为羌胡或羌人之渠帅。据《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匈奴五部中北部居新兴，刘元海先世本为左部帅，至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故称新兴匈奴人。同时期反叛的匈奴左部在《后汉书》中又被称为羌胡，是匈奴左部为羌胡也。《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永和）五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单于休利立十三年。（陈）龟又欲徙单于近亲于内郡，而降者遂更狐疑。龟坐下狱免。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党众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畔，自知罪极。……’帝从之，乃诏续招降畔虏。”）之后为屠各。匈奴单于入居中原者，於扶罗、呼厨泉，皆羌渠子。刘元海者，於扶罗之孙，羌渠之曾孙也。刘元海这一支刘氏匈奴正是屠各。
有若干记载表明刘本屠各。刘元海（即刘渊）为南匈奴羌渠单于之后，《晋书·匈奴传》谓入塞匈奴凡十九种，以屠各最贵，得为单于，可推知刘渊为屠各种人。《晋书》卷63《李矩》云：“刘粲将靳准起兵杀粲，遣使归李矩，称刘元海为屠各小丑，因大晋事故之季，作乱幽，并。”靳准称刘元海为屠各小丑可为佐证。卫操亦称刘渊为屠各匈奴（《魏书》卷23《卫操传》载操所撰恒帝功德碑文中有云：“屠各匈奴，刘渊奸贼，结党同呼，敢击并土。”）。《晋阳秋》记刘渊子聪为屠各人（《世说新语·假谲篇》温公丧妇条注引孙盛《晋阳秋》云：“刘聪一名载，字玄明，屠各人。”）卢谌、崔悦等称刘渊孙粲为屠各（《晋书》卷62《刘琨传》云：“刘聪遣子粲乘虚袭晋阳，（刘）琨父母遇害。卢谌、崔悦等上表理琨曰：'屠各乘虚，晋阳沮溃，琨父母罹屠戮之殃’。”）。王弥斥刘渊族子曜为屠各子（《晋书》卷100《王弥传》云：“弥劝刘曜徙都洛阳。曜不从，焚烧而去。弥怒曰：'屠各子，岂有帝王之意乎？汝奈天下何！’”）。
“屠各”即Tukhāra（小月氏）可为其他材料证实。《晋书·张实传》记愍帝将降刘曜，下诏于实曰：“羯胡刘载（即刘聪），僭称大号，祸加先帝，肆杀藩王。”实叔父肃为先锋击曜，实不许。肃曰：“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晏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皆迳称刘氏屠各匈奴为羯。屠各被当时的人们当作羯胡。羯即月也(月*kar的声母k音转为疑母ŋ后遂用月*kar的同音字来表达仍存在现实中的同一民族)，羯胡即古时的月氏，屠各亦月氏也。鸠摩罗什则谓吐火罗（Tukhāra）为小月氏，正可表明“屠各”即Tukhāra。
吐火罗，梵语作Tukhāra，斯特拉波作Tocharoi，藏语文献作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粟特文献作'tɣw'r'k，回鹘文献作twɣry、twxry、twqry。吐火罗（Tukhāra）的本义是“大夏”。《新唐书·西域传下》迳称“大夏即吐火罗也”。夏，越南语hạ，日语ka，郑张尚芳（匣麻）graa?（胡雅）、（匣麻）graas（胡驾），王力hea，中古hwa?、hwas；原始姬语*gar。大夏可拟作*Daar-gar，缀加阴性词尾-a后成为*Daar-gara。汉语的大*daar曾发生很大的语音变化，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收录了6个读音tó、tcó、tcá(?)、tá、tcói(?应即太tcái)。藏语Tho-kar、Tho-gar、Thod-gar、Thod-kar、Thod-dkar是汉语大夏*Daar-gar的对音：Tho即金尼阁的tcó，Tho后面的d源自大的后缀r（大（定歌）daads（唐佐）、（定泰）daads（徒盖），王力《同源字典》dat，中古daas、dāis），藏语Thod表明它所对译的是汉语之“大”。吐（透模）lhaas（汤故），中古thos；火（晓戈）qhwaal?（呼果），中古hua?；羅（来戈）raal（鲁何）象张网系隹，中古lua。回鹘文献如十一世纪七十年代成书的《突厥语辞典》称高昌为Qoco～Qocu，辽、金、元、明汉文史籍又依回鹘语写作和州、霍州、火州等，Q被对译成汉语匣母hw、晓母h；和火霍三字在中古汉语中的主元音a到了辽金时期已经音变成o了。“吐火罗”在吐火罗语中大致是*Tha(r)qara/*Tha(r)gara、*Ta(r)qara/*Ta(r)gara，古汉语的大*daar音变成了土*thar/*dar。吐火罗语的大夏Ta(r)qara/*Ta(r)gara产生梵语吐火罗Tukhāra、粟特语'tɣw'r'k，回鹘语twɣry、twxry、twqry。鸠摩罗什称吐火罗（Tukhāra）为小月氏当是为了与索格底亚那西边的大月氏Massagetae相区别的缘故。
屠（定模）daa（同都）、（澄鱼）da（直鱼），中古do、dry，上古为da(r)（＞*dra＞*dry）；支谦译（v）dha为屠（定模、澄鱼）、檀（定寒），支谶译dan、dhān为檀。各gè见铎，郑张尚芳（见铎）klaag（古落），中古kag，越南语各阁搁các；从各得声的洛落烙骆络珞在越南语中均读为lạc；王力《同源字典》阁搁kak、落lak；各的古音可拟作*krak。屠各可还原为*Darkrak、*Da(r)kak/*Da(r)kar。屠各*Dark-rak可解释为大（族）之王（rak即勒、罗阇、罗马勒克斯rex、高卢和古英语-ric'king’。勒（来德）rɯɯg（盧则），中古laag）。冒顿为突厥语莫贺咄Bagatur的对音，宋祁称冒顿音“墨毒“，宋祁以-k尾对译匈奴语的-r尾。匈奴语冒顿、墨毒Bagatur中的Baga即古波斯语baga-、阿吠斯陀语baγa-'君主，神’，Bagatur当是一个源自古波斯语的词汇，匈奴语中混有古波斯语词汇。匈奴语Bagatur后来为突厥语所借用而成为突厥语莫贺咄Bagatur。将屠各*Da(r)kag的-g尾换成-r之*Da(r)kar即是大羯，再将k换成g之*Da(r)gar即是大夏、大胡。汉语大夏*Daargar变成了匈奴语的屠各*Da(r)kar。粟特语（?）的柘羯/赭羯čākar（战士、卫士）或出自匈奴语的屠各*Darkar。
世界东方的夏*Gar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从夏*Gar民族中分化出许多民族。*Gar中的a弱化为e即是日耳曼人Ger-man的族名词根Ger，*Gar中的G音转为K即是羯*Kar。*Gar中的G音转为匣母hw、a音转为模韵o即是胡*Hwo，胡和夏皆是匣母，模韵在上古为a元音而麻韵一直都是a元音，匣模之胡和匣麻之夏在上古没有多大区别（古声之胡在上古为*ka，它的元音变成o即是日语之胡ko和突厥语Qo；缀加流音尾-r后即是羯*Kar）。*Gar中的G音转为疑母ŋ之ŋar即是月氏之月、吴、虞。*Ger中的G音转为疑母ŋ之ŋer即是义渠之义。
中国北方和中国西部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印欧人，而到了有史时期陕西北部和山西西部更是成了戎狄（即印欧人）之地。周人和夏族原本就生活在戎狄之中。《史记·匈奴列传》：“夏道衰，而公刘失其稷官，变于西戎，邑于豳。”夏灭亡后，其族人四散迁徙，一部分进入陕西，并将洛河带到了陕西。中原诸姬自称诸夏、华夏，以夏人自居，表明他们实为夏之后裔。《史记》明确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中原诸夏（诸姬）和匈奴皆是夏之苗裔：他们都是夏人之后。周姬进入陕西后成为西戎的一部。《史记·周本纪》：“不窋以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公刘虽在戎狄之间……”到了古公亶父“乃与私属遂去豳，渡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家室，而邑别居之”在秦穆公之后，漆、梁山、岐之北仍旧是戎狄之地。古公亶父“乃贬戎狄之俗”是革命性之举，从此以后周姬走上了兴旺发达之路。早期周姬四周全是戎狄，他们不得不首先和自己的同类打交道：“其后三百有余岁，戎狄攻大王亶父，亶父亡走岐下，而豳人悉从亶父而邑焉，作周。其后百有余岁，周西伯昌伐畎夷氏。后十有余年，武王伐纣而营洛邑，……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其后二百有余年，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穆王之后二百有年，周幽王用宠姬褒姒之故（赫连勃勃的昭令中表示他的先祖曾改姓姒姓），与申侯有卻。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秦襄公救周……伐戎至岐，始列为诸侯。是后六十有五年，而山戎越燕而伐齐，齐釐公与战于齐郊。其后四十四年，而山戎伐燕。燕告急于齐，齐桓公北伐山戎，山戎走。其后二十有余年，而戎狄至洛邑，伐周襄王……初，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已而黜狄后，狄后怨，而襄王后母曰惠后，有子子带，欲立之，于是惠后与狄后、子带为内应，开戎狄，戎狄以故得入，破逐周襄王，而立子带为天子。于是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疾之，故诗人歌之曰'戎狄是应’；'薄伐猃狁，至于太原’……周襄王既居外四年，乃使告急于晋。晋文公初立，欲修霸业，乃兴师伐逐戎翟，诛子带，迎内周襄王，居于洛邑。
当是之时，秦、晋为强国。晋文公攘戎翟，居于河西圁yín、洛之间，号曰赤翟、白翟。秦穆公得由余，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溪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白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逾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秦开）归而袭破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周姬所出的岐、梁山、泾、漆之北一带自古就是戎狄之地。《汉书·地理志》记载的甘肃庆阳、宁夏固原、陕北延安一带的地名中，许多是“西戎”的聚居地，如“安定郡”属下的“朝那”、“乌氏”、“月氏道”；“北地郡”的 “回获”、“郁郅”、“义渠道”；“上郡”的“肤施”、“独乐”、“龟兹”等。即使到了隋代，在丹州仍有“胡头汉舌”的白窒（即白翟）。周姬出自戎狄之地，本身曾行戎狄之俗，当是戎狄之人。从语音上讲，周*cul/*clu（郑张尚芳将见之之姬拟作klɯ）即是鬼kul?也。古公亶父当是古（此即古声之胡）*Ka（日语华夏皆为ka）/羯*Kar之大公。周姬为戎狄之人，在考古上也得到印证。陕西省扶风县召陈村西周宫殿乙区出土的蚌雕人头像对确定周姬的种族身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蚌雕人头像高2.8厘米，高鼻深目，系白色人种。所戴帽子有若干凸起的向下垂直的线条，帽顶上部磨平，当是毡帽。帽顶上刻有两I垂直相交的图案（可视为甲骨文之来）大概象征上飞之鹰，饶宗颐认为是巫字，表明该人可能充任巫的职司。蚌雕人头像所具有的非常罕见的八字眼特征和“陕西扶风姜西出土的一件仰韶文化的陶盆口沿下贴塑一张人脸“（郑岩《中国表情》第18页）的'八’字形双目如出一辙。它表明这一具有八字眼特征的印欧人种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扶风并一直延续到西周[可以参见本人博客《扶风西周蚌雕人头像表明周姬是印欧人种》]。“国之大事在于祀与戎”担当祭祀重任的巫师一职是绝不会委任给外族来担任的。召陈村西周宫殿乙区出土的帽顶上刻有“巫”字的蚌雕人头像当是周姬本族的一个大人物。夏胡的分别当与周姬代殷后与广大地域中人数多得多的蒙古人种、尼格鲁人种不断反复融合所致。但在远离陕西山西的东南沿海的吴地，白狄姬人的后裔之一“吴儿”即使到了唐代仍保存着皮肤白皙的特征（李白李太白诗二五越女词二：“吴儿多白皙，好为荡舟劇。”）。
夏*Gar音转为*Gad即是月。月yuè疑月，郑张尚芳（疑月）ŋod（鱼厥），中古ŋy(a)d，越南语nguyệt，日语ゲツ[getsu]。安世高译gān为颜（疑删），梵语g可译为汉语疑母。鹅é五何切（疑歌），越南语nga，金尼阁《西儒耳目资》gô。金尼阁以g的手写体来表示汉语的疑母。金尼阁之鹅gô当是古英语之gōs'goose鹅’。从鹅gô和古英语gōs的对应来看，金尼阁时期汉语歌韵为ō（长o）。《高昌馆译书·鸟兽门》：“ghas，鹅，哈思”。波斯语的鹅qāz源自突厥语qaz'鹅’，这两种语言的鹅都是a元音。古英语gōs的元音在更古的年代为gās的证据来自诺斯语。中古英语goslynge'gosling小鹅’＜早期中古英语geslynge＜古诺斯语gǽslingr＜gás'goose鹅’，古诺斯语的gás清楚表明原始姬语的鹅为ga:r：-r在上古汉语中脱落，-r在原始日耳曼语中变为-s[原始印欧语的鹅为*garr，它演变成原始日耳曼语*gans-、古诺斯语gas、古英语和古弗里斯兰语gos、古高德语gans，梵语hamsah(masc.)、hansi(fem.)'goose,swan’，希腊语Khen，拉丁语anser，波兰语gȩś，立陶宛语zasis'goose’，古爱尔兰语geiss'swan’。原始日耳曼语*gans-＞*wans＞古英语和古高德语swan、古诺斯语svanr，而非出自PIE root *swen-'to sing,make sound’]。原始姬语的歌韵a:已有个别变成古英语o:。原始姬语的鹅*ga:s除演变成古英语gōs外，还演变成古英语gēs'geese鹅（复数）’。古英语转为中古英语时、古汉语转为中古汉语时，大量的a韵字音转为o韵字。汉语疑母和日耳曼语g-存在对应。在日语中g-、ŋ-（疑母）自由变读。汉语疑母字在日语中的吴音、汉音均读作[g]，如语、倪、元、饿、芽、仰、硬、玉、月等。在汉语中见溪群疑同为一组，作为舌根音组的疑母与见母关系密切，见母可音转为疑母。汉语中存在见母向疑母的音转，这个音变在现代汉字的读音中还有所反映。如：趼yán（疑先）、jiǎn（见銑）；釿jīn（见欣）、yín（疑轸、《集韵》疑谆）；鐖jī（见微）、ái《集韵》鱼开切（疑咍）。隗wěi（疑贿）、kuí，又《集韵》、《类篇》俱为切（见支），音龟。《左传·僖公二十三年》：“狄人伐廧咎如，获其二女叔隗、季隗”注：“隗，姓”。又《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注：“隗氏，狄后”《周语》翟，隗姓也。隗，从鬼；鬼，《唐韵》、《集韵》、《韵会》居伟切（见尾）。诡guǐ（见纸）从危，危wēi（疑支）；仡yì（疑迄、晓迄）、gē；齳yǔn（疑吻），喗yǔn（《唐韵》牛殒切，《集韵》牛尹切、牛吻切，《广韵》鱼吻切，皆为疑母），軍jūn（见文），齳、喗的读音和所从的軍之读音构成见疑音转。在后汉三国时期：安世高译（v）pat为越（于月、匣末），支谶译gar、gat（v）和gadh为竭（群月）、译var、vara、vart、rāt和（v）vat为越（于月、匣末）、译bhad为颰（bá并末、帮月）、译haṭh（或ḍ）为曰（影月），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译ghāt为竭（群月），支谦译kar和gad为竭（群月）、译gul（v）为掘（群月、群物）、译hul为越（于月、匣末）、译gat（v）和kap（+ph）为揭（jiē见月、薛，群月、薛，溪月，qì溪祭）、译bat为颰（bá并末、帮月）、译vat为曰（影月），康僧会译（v）pāt为越（于月、匣末），康孟祥、竺大力译vas为越（于月、匣末）。后汉三国时期汉语月韵可拟为*ar/*ad/*at，中古月韵为üat。上古月韵*at可音转为*ot、*ut、*et等。上古汉语月的读音可拟作*Gad/*Gat，它可对译*Gad、*Gadh、*Gar等。月的读音可音转为*Gut/*Gud、*Got/*God、*Ged/*Get（即日语[getsu]）等，其中的*Get可对译Ger。*Gut 音转为kut即是屈，当然屈亦可视为羯kar（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kat之音转。*Gut 可音转为Gus，贵霜Gus-ana可解作“月之地”。如果汉语的疑母亦出自见母，那么见母月韵的“羯”实际上保留的是上古“月”之读音。“月”之音在中古变为疑母之后，人们又使用一个和月的上古音相同的“羯”来表达作为民族之称的“月（氏）”。摄摩腾、竺法兰译tye、支谶译ke、支谦译ci为支（照支），汉语的照母既出自t亦出自k；支谶译cak为作（精箇、精铎），梵语c可译为精母；汉语精母在越南语为t，汉语存在t＞ts（即梵语c）音转；支可还原为ti。月支可还原为*Gutci、*Gutti、*Gotti、*Getti等。伯希和《吐火罗语与库车语》称：“柯努君承认Arśi-Asioi之音声比对，然将月氏屏除，缘高本汉（Karlgren）君曾告其月氏名称始见于纪元前2世纪之史书，其音读大致如*Gwat-ti（*Gwot-ti，*Gat-ti，*Got-ti，*Gut-ti）”高本汉正是将疑母还原为g-、将氏（shì禅纸、zhī照支，越南语thị；日语支氏同为シ[ʃi]）还原为ti的。唐代以“阿月”或“阿月浑”对译伊兰语的agoz“胡桃”，“阿”对译a，“月”对译go或goz，这亦表明上古汉语“月”为g-声母。*Gutti、*Gotti可简化为*Guti、*Goti、*Geti。《论衡·乱龙篇》：“金翁叔，休屠王之太子也，母死，武帝图其母于甘泉殿上，署曰'休屠王焉提’。”金日磾的父亲是匈奴休屠王，其母亲自是“休屠王阏氏”，《汉书·金日磾传》：“日磾以父（休屠王）不降见杀，与母阏氏、弟伦俱没入官，输黄门养马，时年十七矣。”，所以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卷四说：“焉提，即阏氏也”。钱氏又说“古书氏、是通用，提从是，古亦与氏通”。焉提即阏氏，“提”即“氏”也。提tí定齐、shí禅支，郑张尚芳（定齐）dee（杜奚）、（禅支）dje（是支），中古dee、ʐe，越南语đề，王力dye。氏shì承纸切（禅纸）、zhī章移切（照支），郑张尚芳（禅支）gje?（承纸）、（章支）kje（章移）月氏、（精清）skeŋ（纸盈）汉县，支谦译sin为是（禅纸），中古ʐe?、tʂe、tsim，越南语thị；禅支之提当即禅纸之氏也。安世高译（v）ti、de、dvī、支谶译dya、（v）dha、支谦译（v）tī、di、na、（v）tin、（v）da、dṛ、dri、dhṛ、康孟祥、竺大力译tra、dra、dhī、康僧铠译dī、dhi为提。-提实即汉语的氏。月氏亦可拟作*Gad-di(*God-di，*Gud-di)。
Getae中的ae通常来自ā，但英语和汉语中都存在i＞ai音转（英语字母i读为[ai]，汉语中子zi变崽zai）；托勒密《地理志》中的Thaguri人在阿米安·马尔塞林《事业》中作Athagurae，其中的i也音转为ae。安世高译e（W.字典作ai）、支谶译i、支谦译aji为伊（影脂）；康孟祥、竺大力译nāi、支谶译ni、ne、康僧会译nī为尼（娘脂）；支谦译bhāi为俾（帮纸）、译may为弥（微支），安世高译me、mbī、支谶译mi、康僧铠译māi、mnī为弥；支谶译rāy、康僧会译lay、支谦译le为犁（来齐）；安世高译rāi、li、支谦译ri、la为梨（来脂）；vāi支谶译为惟（喻脂）、维（喻脂）、随（邪支）、支谦译为比（帮旨、帮至、并质、并至、奉脂）、毘（并脂），支谶译vas为维、译vi、（v）vi、ve为惟，支谦译vi为随、为比、为毘、译（v）vi为毘；后汉三国时期存在i＞ai音转。康僧铠译ghi、支谦译gha为祇（群支）；支谦译ñja为跪（溪纸、群纸）；ḍa安世高译为迟（澄脂、澄至）、支谶译为坻（澄脂、照纸、端荠）、支谦译为荼（定模、神麻），支谦译ḍi为迟、译ti为坻；支谦译ṇa、di、dri为提（定齐、禅支）；康孟祥、竺大力译tra、dhī为提；（v）da支谶译为坻、支谦译为帝（端霁）、提；支谦译di、trā为陀（定歌）；支谶译tya、（v）dha为提，安世高译（v）ti、支谦译（v）tī为提；ni支谶译为泥（泥齐）、尼（娘脂），支谦译为那（泥歌、泥哿、泥箇），支谶译na为那；康僧铠译nya为尼；支谦译（o）pa、bi、（v）bha为婆（并戈），支谶译（o）pa、支谦译（v）ba为陂（帮支、帮寘）；pra支谶译为波（帮戈、帮支）、支谦译为卑（帮支）；支谦译bi为比、婆；支谶译yi、康僧会译ya为夷（喻脂）；康僧铠译（v）śa为势（审祭）；支谶（？）译ha为伊；摄摩腾、竺法兰译（v）hā为支（照支）；后汉三国时期存在a＞i音转。希罗多德《历史》中的凯尔特人Celti（希腊语Keltoi），在凯撒《高卢战记》中作克勒特人Celtae（拉丁语又作Celta），在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作Celts，《历史》中的词尾-ti变作《高卢战记》中的词尾-tae。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盖塔伊人Getae，在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仍是Getae'革太人’，但在贺拉斯Horace成书于公元前24年的《颂诗》中则为Gêtes'基提人’。族名后面的后缀-tae、-taei、-daei亦和汉语'氏’相当。Getae一名出自*Gati或*Gatā，*Gatā可音转为*Gatī。*Gat可译为汉语的月。读*Gati/*Gatī时，第一个音节以第二个音节的首辅音收音，可读为*Gat-ti/*Gat-tī。*Gat-ti/*Gat-tī即汉语“月氏”也。Getae即汉语史料记载之月氏：月氏*Gat-ti＞*Gatii＞Getae。
Massagetae,王以铸译希罗多德《历史》译作玛撒该塔伊人，李活译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译作马萨革太人，徐文堪、芮传明译《中亚文明史 第二卷》译作马萨革特人。在希罗多德《历史》中载有Getae、Massagetae、Thyssagetae三个族群。这三个族群彼此相隔较远：Getae人在色雷斯靠近多瑙河的地方；Massagetae人在里海以东、Araxes河对岸的大草原上；Thyssagetae人在Tanais河那边。Getae族的存在，表明玛撒该塔伊人Massagetae是Massa-getae，Thyssagetae是Thyssa-getae，其中的Massa-、Thyssa-是前加的修饰部分。阿里安将马萨革太地区称作马萨革太西徐亚，“斯皮塔米尼斯带着从索格地亚那逃出来的人跑到西徐亚一个叫马萨革太的地区躲避去了。”（《亚历山大远征记》卷四16）马萨革太Massagetae是西徐亚Scythia的一个地区。希罗多德称：“有一些人说他们（Massagetae）是斯奇提亚（Scythia）的一个民族”（《历史》卷一201）既然马萨革太是西徐亚的一个地区，马萨革太人当然是西徐亚的一个民族。“玛撒该塔伊人穿着和斯奇提亚人相同的衣服，又有着同样的生活方式”（《历史》卷一215）波斯人将不同的斯奇提亚人统称为萨迦（Sakā，汉译为塞）人，色诺芬将玛撒该塔伊人称之为“玛撒该塔伊·萨迦人”，玛撒该塔伊语和塞语（斯奇提亚语）当有相同或相近之处。马士拉塞语-masa“巨大”，khara/khala'辉煌的，强大的’，Khalamasa“光辉伟大”；和田塞语mase“巨大”。Massagetae中的Massa当即塞语的masa/mase'巨大’，Massagetae意为'大-getae’=大月氏。
汉语史料中既有大月氏又有小月氏，把月氏分成大小月氏。Massagetae既是大月氏，那么Thyssagetae当是小月氏。Thyssa-很可能是塞语或某种语言的“小”。但从语音形式上看，Thyssa也可能是汉语大*Daar之音转；若然，Thyssagetae也是大月氏。中国把侵入巴克特利亚的吐火罗人视作大月氏，鸠摩罗什应该知道索格底亚那之西的Massagetae才是真正的大月氏，故而将后来才侵入巴克特里亚的吐火罗人称作小月氏。
哥特Goth、Gothic[古英语Gota，拉丁语Gothi、Gothique、Gothicus，希腊语Gothoi，哥特语gutƥiuda'Gothic people’]亦是月氏Got-ti。哥特人称自己的祖先就是古希腊、波斯人所说的Getae人，罗马人也是这样看的。罗马人认为哥特人与Getae基特人是同种或是一个名称的两种拼写法。为哥特人写历史的约但尼斯没有区分这两个名称和这两种人，故名其书为《基特史》（Getic History）即《哥特史Getica》。布龙菲尔德称：“哥特人Goths的名称，按古日尔曼语应该是*['goto:z]，在中世纪拉丁文献里不仅出现为goti，并且也写作gothi，就是从后一个字形才引导人们用[θ]读Goth，Gothic”（《语言论》第607页）事实上英语th读[θ]相当于t＞s音转，用[θ]读Goth、Gothic是因为其后缀-ti'氏’已经发生音变，已由“提”音变为“氏”音了。这个音变相当于汉语“氐＞氏”之读音变化。哥特人Goths在中世纪拉丁文献里的拼写goti、gothi中，go为词根，-ti/-thi为族名后缀即汉语的'氏’（即焉提之提）。goti、gothi即“go氏”。伯希和曾对和阗一名的含义作如下解释：“总之，和阗一名的古音（公元前二世纪）当为*Godan。到公元初又有作*Gostāna＞Gostana的，与前一名称同时存在。二者都为'*Go地（国）’之意。*Go是和阗地区地名中常见的成分，如梵文化的Gomati（按即《法显传》中的瞿摩帝，和阗地区寺院名），Gośṛṅga（按即《西域记》中之瞿室[食夌]伽山，玄奘注'唐言牛角’），*Gomasālagandha（按即《日藏经》中之瞿摩娑罗香）等，但目前尚不能解释。*Go可能为该地民族之名称。”（《马可波罗注》Ⅰ，页420）*Godan的词根*God（汉语可译为月）即哥特Goti也。哥特语gutƥiuda'Gothic people’中的gut-ƥi当即月氏也，ƥiud(a)即汉语的人也。人（日真）njin（如鄰），中古ðin，越南语nhân；ƥiud(a)和njin存在很好的对应，看来早期日母确实带有介音-j-。人（即仆人、奴）当源自赤狄殷人以大人为奴（即人）的习俗：大*ndar/daar＞*njan＞*njin＞人*ðin或大*ndar/daar＞*djan＞*djin＞人*ðin，大*ndar/daar＞*thiad＞哥特语ƥiud(a)；土*tha(r)/*da(r)＞*thaar/*daar＞*djan/*njan＞人*ðin，土*tha(r)/*da(r)＞*thaar/*daar＞*thiad＞哥特语ƥiud(a)。
据说，最先发现哥特人的是希腊殖民地马赛Marseilles旅行家彼泰阿斯Pytheas。他告诉当时的人们，在夫利什哈夫Frische Haff附近，即东普鲁士一带，有一种人叫哥顿尼斯人Guttones，常在波罗的海海岸寻找琥珀，进行交易。此后差不多有四个世纪，欧洲人不知道这些从事琥珀交易的人的消息。由于这种人有四个世纪不为人所知，因此这个传说是可疑的。老普林尼（公元23-79年）提到Guttones居住在波罗的海海岸附近，是西方著作确凿的对Guttones的第一次记载。公元1世纪中叶至2世纪初的罗马史家塔西陀在著作中再次提到这种人名字，但他拼为Gottones（现代版本作Gothones。Gottones之词根Got，即汉语月*gat之音转）。塔西陀所说的Gottones就是哥特人。塔西陀在《日耳曼尼亚志》“沿着多瑙河叙述”那里的部族时提到哥梯尼人Gotini：“但哥梯尼人Gotini用高卢语，俄昔人用潘诺尼亚语，可见他们不是日耳曼人。”（43）和哥托内斯人Gothones：“在鲁给夷Lugii人之外为哥托内斯人Gothones”（44）哥梯尼人、Gothones人均在多瑙河流域。《日耳曼尼亚志》注[74]称“哥梯尼人住在现代波兰南部克拉科Krakow附近”，明明塔西陀是沿着多瑙河叙述的，哥梯尼人怎么跑到波兰去了呢？哥梯尼人当是在多瑙河中游的革太族地区。Gotini之中-ni可以视为是拉丁语的族名后缀（《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P32称“尼是拉丁语中表示民族的词尾”这个尼就是汉语的夷、奴。《汉书·地理志》越嶲郡苏祈县“尼江”，唐颜师古注云：“尼，古夷字”），Gotini即Goti也；因他们使用高卢语而被塔西陀排除在日耳曼人之外。哥托内斯人即后来之哥德人Goti，他们是在公元前一世纪时迁至日耳曼尼亚，定居于维斯杜拉河口处（注[76]）。Gothones可分解为Go-thon-es，可与Isse-don-es比较：-thon即don是凯尔特人表示地名的后缀，也就是匈奴的“遁”、汉语的“屯”、英语的town；-es或是复数后缀或是波斯语姓名后缀-s或是拉丁语姓名后缀-us。Gothones即为'Go地之人’，其义与于阗'Go之地’相同。巧的是匈奴称于阗为“于遁”*Godon（玄奘《大唐西域记·瞿萨旦那国》：“俗语谓之汉那国，匈奴谓之于遁”），其音正和Gothon接近。
哥特人称自己的祖先为古希腊、波斯人所说的Getae人。由于哥特人自称是Getae人，罗马人乃以哥特人与Getae人是同种或是一个名称的两种拼写法。Goti即Geti、Getae。Goti词干Go中的元音在第二个音节元音-i的影响下发生类似古英语的i-音变，就变成Ge（支谶译go为群脂之耆与这一音变相似，康孟祥、竺大力译gi为耆）；在第二音节的i元音发生i＞ae音变后，Geti就成为Getae。Getae也就是Geti即汉语史籍所载的月氏。哥特人的传说表明他们出自中亚。“值得一提的是，在哥特人的传说中，帕提亚人还是他们的亲戚：当他们的祖先'格泰人’还在中亚草原上生活时，曾经随亚述人远征过埃及。在归途中，一些士兵迷恋于西亚的异国情调，擅自离队出走了，所以被叫做'帕提亚人’，就是哥特语里'出走者’的意思”（《欧洲民族大迁徙史话》P29）哥特人的传说很可能是真实的。比较希罗多德《历史》和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可以知道Gatae人是从色雷斯开始向欧洲其他地方扩散的。
在希罗多德时代，盖塔伊人getae尚在色雷斯地区。希罗多德《历史》称：“除去印度人之外，色雷斯人是世界上最大的民族。……所有这些色雷斯人的风俗习惯都是相同的，例外的只有盖塔伊人getae、妥劳索伊人和住在克列斯通人上方的人。”（卷五3）Getae人属于色雷斯（地区）人的一种。“在他（大流士）进抵伊斯特河之前，他首先制服了自信是长生不死的盖塔伊人。……在一切色雷斯人当中最勇敢，也最公正守法的盖塔伊人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因此也就立刻被波斯人奴役了。”（卷四93）盖塔伊人是在大流士进抵多瑙河之前被征服的，表明盖塔伊人居住在色雷斯靠近多瑙河的地方。“他们被波斯人征服之后，就随着波斯人的远征队伍一同前进了。”（卷四96）“大流士偕同他的陆军进抵伊斯特河，他便下令全军渡过该河…”（卷四97）当时在色雷斯地区多瑙河对面并没有Getae人。“渡过伊斯特河，你所能看到的只是一望无际的荒漠地带。我所能知道住在伊斯特河彼岸的，只有那穿着美地亚人的服装的称为昔恭纳伊Sigynnae人的一种人。……他们自称是美地亚人的移民，但是我自己却弄不明白，为什么他们是美地亚人的移民。”（《历史》卷五9）这些美地亚人或是被斯奇提亚人驱逐到这里的，他们可能是美地亚人中的Magi人。到了亚历山大时代，getae人已移动到色雷斯地区多瑙河的对岸。《亚历山大远征记》卷一3：“这次战役之后又过了三天，亚历山大就进抵伊斯特河。”“因此，亚历山大把部队撤走，并决定渡过伊斯特河攻击定居在对岸的革太族getae”当时亚历山大并没有征服getae，也没有消灭一个getae人，仅仅是把他们赶跑了。“（getae）逃走时，尽所有马匹所能驮载，把妇孺驮在马屁股上，离开这条河到遥远的荒凉的地方去了。亚历山大占领了城市，夺取了革太人未能带走的一切。他命令迈立杰和菲力普把这些俘获送到后方，把全城夷为平地，……”（卷一4）强悍的getae人并没有受到亚历山大的军事打击，getae人未有人员上的伤亡，他们绝不可能就此消失。在亚历山大的这一威吓之下，getae人暂时退却了，这一地区仍是getae人的地区。阿庇安在其《罗马史》中说：“在多瑙河之外，有些叫做达西亚人的基提人getae”（序，4）getae在这里被称为达西亚（Dacia）人。在“伊利里亚的战争”中阿庇安说：Cimbri人“他们走了二十三天之后，到了基提人的一个无人居住的沼泽地区，他们定居在那里，与巴斯塔尼人为邻”（Ⅹ，4）“伊斯特河那一边的达西亚人和巴斯塔尼人”“那里的伊斯特河被称为多瑙河Danube，但是稍微下来一点，就是伊斯特河”多瑙河应是getae人对这条有名大河的称呼。按阿庇安的记述可知当时的getae人并不在多瑙河下游，因为多瑙河下游仍叫伊斯特河。亚历山大越过伊斯特河威吓Getae人的行为（公元前336年）可能加速了Getae人向欧洲腹地和多瑙河中上游地区的移动。从阿里安记载“伊斯特河发源于凯尔特地区，然后流经索罗马太族的一支亚组芝族地区、自称长生不老的革太族地区和索罗马太族大部分地区，最后经西徐亚族地区分五支入黑海。”（《亚历山大远征记》卷一3）中，我们可以推知革太人在阿里安（约公元96—180年）写作时已处在多瑙河中上游地区。Getae人的移动踪迹大致如下：在希罗多德写作《历史》时，Getae尚在色雷斯靠近多瑙河地区；在亚历山大攻击他们时（公元前336年），他们已经移动到色雷斯地区多瑙河的彼岸；在阿利安写作《亚历山大远征记》时，他们处在多瑙河的中上游。
Getae与Gothi在语音上相近；Getae人与Gothi人的活动地域重叠；种族相同，语言相同（如果其种族、语言不同，罗马人一定会有记载。罗马人的记载表明，Getae即Gothi），迷信相同（阿庇安《罗马史》Ⅳ3称日耳曼人：“他们凶猛残酷，是勇敢的人中间最勇敢的，藐视死亡，因为他们相信死后还会活着的”希罗多德《历史》Ⅴ4，Ⅳ93则把Getae称为“自信长生不死的盖塔伊人”）都表明Gothi人就是Getae人。如果 Getae不是Gothi人的话，伊斯特河中游革太族地区大名鼎鼎的Getae人到那里去了呢？希罗多德说：“伊斯特河发源于凯尔特居住的地方”（《历史》Ⅱ，33），伊斯特河（即多瑙河）发源于德国西南部黑林山东麓，德国西南部多瑙河流域在很长时间内被西方历史学家当作凯尔特地区。在阿利安的记述中，凯尔特居于多瑙河的上游，索罗马太族的一支亚组芝族和革太族地区处于中上游，索罗马太族大部分和西徐亚族位于多瑙河的中下游。如果革太族不是哥特人，那么整个多瑙河流域都见不到日耳曼人的影子，这与塔西陀《日耳曼尼亚志》（大约在公元89年写成）“沿着多瑙河叙述”的日耳曼部族相矛盾。
Gotini、Gothones都是Getae，而Getae出现在历史记载中的最早活动地在色雷斯靠近多瑙河一带，然后由这里向北扩散。Gotini人占据的地区曾是凯尔特人（Celti）地区，底层大众为凯尔特人，这些Goti夷在语言上被凯尔特人同化，因此讲高卢语（凯尔特语）。哥特人是从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向匈牙利以及维斯瓦河、聂斯德河移动，最终扩展到波罗的海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哥特人就是被亚历山大吓跑的Getae人。Getae人跑进了欧洲腹地，形成多瑙河中游的革太族地区。阿提拉的王庭设在多瑙河的泰斯Theiss与喀尔巴阡Carpathian山之间，在上匈牙利的平原即布达佩斯Budapest的右侧附近，或是旧城布达Buda之西约百里。克尔特人Celts曾居于此而称之为阿克利克Ak-Rik，意为“多水”。曾在这里活动的凯尔特人或即是讲高卢语的Gotini人。这个地区大概也属于伊斯特河所流经的革太族地区。
哥特人在他们占据的地区留下了一批以哥特为词根的地名。Got-land哥德兰岛，Göt-ting-gen格丁根的词根是got，与汉语的“月*gat”特别接近。Göte-borg哥德堡 、哥塔兰Götaland中族名Göte、Göta的第二个音节是族名后缀-ti'氏’之音转。这些地名都与Goti人有关。在古代地名往往来自占据该地域的民族之族名。哥特人随便在那里定居修筑的城堡都可以叫做“哥特堡”，他们占据的岛屿都可称为Got-land哥德兰岛，他们定居的地方都可称为哥塔兰Götaland。哥塔兰或哥德兰岛都不是哥特人的老家，哥特人的原始故乡在中国晋南的“屈产”（（见物）klud（九勿）、（溪物）khlud（区勿），支谦译kuṭ为崛（群物、疑物），中古kuud、khuud）（可参见百度百科本人撰写的“屈产”条）、春秋晋国临白狄之“屈”（屈还有群物一音，支谦译gul(v)为掘（群月、群物），中古为Guud/Guut）。
哥特人也就是日耳曼人曾生活在黄河流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无法抹去的语言学证据，哥特语的['ahwa]'江河’和古英语ea透露出哥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曾生活在黄河边的惊人秘密。布龙菲尔德称：“哥特语['ahwa]'江河’（跟拉丁语aqua'水’同语源），平行的古英语形式是ea[e:a]”（《语言论》21.6.）河hé胡歌切（匣歌）'黄河；河流的通称；指银河’，郑张尚芳（匣歌）gaal（胡歌），中古hwaa，越南语hà；華（晓麻）qhwraa（呼瓜）、（匣麻）gwraa（户花）说文于声、（匣麻）gwraas（胡化）華山 同崋，中古ha、hwa，越南语hoa；夏（匣麻）graa?（胡雅）、（匣麻）graas（胡驾），中古hwa?、hwas，越南语hạ；日语华、夏、河皆读ka。黄河是因为居住在其两旁的胡夏之人而得名的。哥特语['ahwa]中的hwa实即匣歌之河*hwaa（末尾之a对换到词头即是哥特语之'河’）。哥特语['ahwa]中的a相当于英语的不定冠词a，哥特语通过不定冠词a而使专指黄河的专名'河’普通名词化；不定冠词a具有使专名泛化（抽象化）的功能。夏*gar＞羯*kar＞*ka（古声之胡、日语之河）＞*a（k-脱落）＞古英语ea，或者夏*gar＞*ya(r)＞古英语ea。哥特语的['ahwa]'江河’、古英语ea和汉语的“河”同源，皆源自生活在黄河两边的古老的土著族群胡夏。哥特语的['ahwa]'江河’和古英语ea表明哥特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曾生活在黄河边。
屈支国即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专区库车县。现代维吾尔语称Kuča(r)，我国古代称龟兹或丘兹、丘慈、屈茨等，均为古代龟兹语kutsi的不同译法。玄奘根据kutsi的梵文形式kuci译作屈支。九世纪中期回鹘西迁新疆后，龟兹属高昌王国。回鹘称该地为käsün(～küšän)汉文作曲先、苦先等。Käsün或küšän似来自古代龟兹语kütsi的形容词形式kücäññe。英人H.W.Bailey认为，白姓来自当地地名龟兹kutsi，有“白”、“明亮”之意。故而玄奘称“王屈支种也”。《一切经音义》，卷82，大54,836C，玄奘《大唐西域记》卷1，慧琳撰：“屈支国（夹注）上，君物反，即安西龟兹国。”君为见母，君物反即见物。物为-t尾，音变为-ts ，这一音变和前期日耳曼语t＞高地德语ts(拼写为z；在元音后＞ss )相同。《一切经音义》，卷28，第836页载：“屈支国（夹注）上，君物反。古名月支，或名月氏，或曰屈茨，或名乌孙，或乌櫐，案番国多因所亡之主立名，或随地随城立称，即今龟兹国也。安西之地是也。”屈支古名月支、月氏，屈当为月之音转；屈支即月支/月氏也。阿尔伯特·冯·勒克科称：“而在库车，这里我们看到的人像，却酷似欧洲骑士时代的绘画：在晃动的灯光下，君侯们姿态潇洒地用脚尖站在那里，身穿华丽的武士装：金属制的骑士腰带上，挂着长长的直宝剑，剑柄为十字形。他们身旁是身着贵族服装的妇女，上身有衣领。开襟、装饰着小铃铛的上衣，套在很长的裙衣外边，身体略向前倾。这种独特的姿势，在近代的欧洲妇女图像中依然可见。 在这里给观众的初步印象好像来到了一个哥特式墓室。进一步观察时，虽然这种印象消失了，但与西方风格明显相似的强烈印象依然留在人们记忆之中。至于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联系，以及是何种联系，那就要由服装学专家们去鉴定了。”（《中亚艺术与文化史图鉴》第1页）库车和哥特都是月氏，虽然他们在很早很早的年代就已分离，但仍然留存有某些相同的东西。“最古老的壁画上的宝剑很长很直，剑柄为十字形，极长且细，供双手使用，柄端为蘑菇形。……但过了不久，这种宝剑就越来越像欧洲的骑士剑了。剑柄与剑身的比例变得合适一些了，柄端改变为圆盘形（至少在我们考察的沙漠北缘绿洲中是如此），于是这种剑就与哥特时期的宝剑相似了，而那种与卡洛林王朝时代、维京时代（公元8——10世纪）相似的蘑菇形剑柄柄端，则广泛流行于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南缘，剑鞘和剑柄都有华丽的装饰花纹。”（同书第14页）在剑产生后的很长时间内，由于技术上的原因，宝剑不可能又长又细。“值得注意的是，还有执剑的方式：佩剑者把食指放在护手上，以便增加砍下的力度。我们在哥特时代的绘画上，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手指姿势。”（同书第15页）
康僧铠译kar为羯（见月），羯*kar的声母k音转为疑母ŋ-即是月；羯*kar之尾音-r音转为-l即是希腊人对凯尔特人的称呼加拉西亚Calatia人的词根Cal。亚洲的伊伯利亚又被称为东方的伊伯利亚“有人认为亚细亚的伊伯利亚人是欧罗巴的伊伯利亚人的祖先；另一些人认为亚细亚的伊伯利亚人是从欧罗巴的伊伯利亚人那里迁去的；还有一些人认为他们只是名字相同，而他们的风俗和语言不是相同的。”（阿庇安《罗马史》卷十二101）《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Iberian(adj.（与）伊比利亚（有关的）；（与）西班牙和葡萄牙（有关的）.n.1.（尤指古代的）伊比利亚人.2.伊比利亚语（属罗曼语，已失传，流行于古希腊罗马晚期的伊比利亚半岛；为拉丁语与现代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和葡萄牙语的中间阶段）.3.伊比利亚语（属凯尔特语，已失传，古代流行于伊比利亚半岛，仅见于几处碑铭、地名及在拉丁语作品中提及）).《培根词汇》Iberian：c.1600(n.);1610s(adj.)，from Latin Iberia,ancient name of the Spanish peninsula, (cf.Old Saxon and Old Frisian，Old Norse，Middle Dutch，Dutch，from Greek Iberes'Celtic people of Sapain;’also the name given to an Asiatic people near the Caucasus.Of unknown origin in both uses,but the word as applied in Spain is believed to be related to the River Ebro.The earliest English reference is to the Caucasians;in reference to Spain and Portugal it dates from 1610s. 将希腊语Iberes解释为'Celtic people of Sapain’是与历史史实严重不符的。伊伯利亚人Iberians和凯尔特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群，伊伯利亚人是一个肤色黝黑的古老民族，凯尔特人白皙的皮肤如牛奶般一样雪白。塔西佗称不列颠岛上的：“西鲁瑞斯人Silures面色黧黑，头发大多卷曲；而他们所居之处又正与西班牙隔海相望：凡此种种都说明他们是古代渡海来此而占有了这一带地方的一支伊伯利安人。”（《阿古利可拉传》11）伊伯利安人Iberus即伊伯里亚人Iberians，前者是在Iber之后缀加古罗马男子名后缀-us，后者则是在Iber之后缀加-ians。按塔西佗的说法来推论的话伊伯里亚人应是面色黧黑的，但“通身珠光宝气的伊比利亚女王”（《希腊的诞生 灿烂的古典文明》P86）塑像的肤色为暗红色、面庞宽大近似长方形、嘴角浮挂着一抹令人捉摸不透的微笑。伊伯里亚人的皮肤当是赤黑色。爱尔兰Ireland在《高卢战记》中的称呼伊比尔尼亚Hibernia当与伊比利亚半岛Iberian Pen上的Iberi人有关。Iber缀加上h-声母即是Hiber-。阿庇安称“比里尼斯山脉从第勒尼安海伸到北面海洋。东部是克勒特人Celts居住，他们现在叫做加拉西亚人或高卢人；西部是伊伯里亚人和克勒特-伊伯里亚人居住”（《罗马史》卷六1）凯撒称凯尔特人的自称是Celtae ，罗马人称之为高卢(Gaul)人，希腊人称之为加拉西亚Galatia（或Calatia）人。“但是我认为克勒特人在较早的某个时候越过比里尼斯Pyrenees山脉，和本地的居民混合在一起，这样，就产生了克勒特-伊伯里亚的名称。”（《罗马史》卷六2）阿庇安认为伊伯里亚Iberians人是土著，克勒特Celts人是后来移居此地的。后来侵入的克勒特人成为主人，原来的伊伯里亚人Iberians则成为底层。克勒特人和伊伯里亚人的混处产生了克勒特-伊伯利亚人Celtiberians。与西鲁瑞斯人Silures同在不列颠岛的“喀利多尼亚的居民有红色的头发和健壮的肢体，这很明显地说明了他们是属于日耳曼人种的。”（塔西佗《阿古利可拉传》11）罗马人称不列颠群岛北部的苏格兰Scot高原地带为喀利多尼亚Cale-don-ia，Cale即加拉西亚Calatia人的词根Cala、-don为凯尔特语的地名后缀，喀利多尼亚人毫无疑问是凯尔特人。Cala、Cale和且末Calmadana（和阗文，回鹘文为Sarmadan）的词根Cal相同。希罗多德《历史》中并没有加拉西亚Galatia（或Calatia）人，只有源自印度的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加拉西亚Calatia人可能就是卡拉提亚人Callatiae。卡拉提亚人有一个奇特的习俗：“于是他（刚比西斯）又把称为卡拉提亚人并且吃他们的双亲的那些印度人召了来，问他们要给他们多少钱他们才能够答应火葬他们的双亲。这时他要希腊人也在场，并且叫通译把所说的话翻译给他们听。这些印度人高声叫了起来，他们表示他们不愿提起这个可怕的行径。”（《历史》卷二38）译者注：卡拉提亚人的卡拉显然是源自梵语Kâla（黑色的）。Callatiae词根Calla-中的第一个l音转为n、第二个l音转为dr即是梵文Candra'月’， 梵文Candra'月’产生健驮逻Gandhāra（托勒密《地理志》作Gandarae）,汉文称作小月氏、乾陀（《魏书·西域传》）、月氏国（《高僧传·昙无竭传》）。
羯*kar之尾音-r音转为-t即是哥特的另一称呼Cat。加泰罗尼亚Catalan为哥特（Cat）-阿兰（Alan）之联合体。约翰·曼称：“阿兰人朝南方侵袭进入了卡帕多西亚Cappadocia（今天的土耳其东北部）。在那里，于公元2世纪同他们交战的希腊历史学家和将军阿里安Arrian指出，阿兰骑兵最喜欢用伪装撤退的战术。阿米亚努斯说他们是牧牛的游牧民，住在由树皮做顶的马车上并且崇拜一把插在地上的剑”“他们在高加索的后裔会转变成俄罗斯南部格鲁吉亚（Georgia）的奥塞梯人（Ossetians），这个名字的前两个音节让人想起了他们的波斯名字阿斯（As），再加上一个蒙古语复数形式'-ut’（所以现在这小块俄罗斯境内的被包围的领土被称为奥塞梯-阿兰尼亚（Ossetia-Alania），这是对他们祖先的双重强调）。在罗马帝国的另一端，他们会加入哥特人进军西班牙，加泰罗尼亚（Catalonia）这个名字就是将哥特和阿兰组合而成的；到了公元420年，他们还加入了汪达尔人的队伍，这个部落曾经在前往非洲的途中将他们横扫。”（《阿提拉 上帝之鞭 挑战罗马帝国的匈人王》第57-58页）波斯语的复数词尾-āt与蒙古语的复数后缀-ut同源。虽然a、o交替很常见，但Ossetia与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es更为接近。奥塞梯Ossetia或源自伊赛多涅斯人Issedones。哥特人Goth与阿兰尼亚的联合体本应是Goth-alan。Goth人即月氏也，是羯Car/Cat一种；因此Goth-alan可写作加泰罗尼亚Catalan（from French,from Spanish catalán,related to Catalan català'Catalan’,Catalunya'Catalonia’）。加泰罗尼亚Catalonia既可视作哥特-阿兰（Alan）联合而成的地名，卡塔劳尼亚平原/卡太隆尼平原（Catalaunian Plains）之Cat-alaun当也是哥特-阿兰（Alan）[阿兰Alani在托勒密《地理志》中作Alauni]联合而成的地名。夏特尔村（chatres，源自拉丁语castra'军营’）在卡太隆尼平原上，那里的主要城镇是沙隆——拉丁语Duro-Catalaunum（“卡塔劳尼人的长久居所”），这个城镇当是因为哥特人（Cat）和阿兰人（alaun）联合驻扎在那里而得名的。整个卡塔劳尼亚平原因这个城镇而得名。特鲁瓦以北也就是今天的奥布省，香槟的白垩大草原，塞纳河与奥布河朝着相反方向蜿蜒流淌经过卡太隆尼平原。当时的奥尔良是西哥特王国的东北边界重镇，与西北要塞南特、西南要塞波尔多、东南要塞巴塞罗那合称“四镇”，互为犄角，拱卫首都图卢兹。奥尔良以南的阿尔勒城还驻扎着一个阿兰人的部落。阿兰人是穿着笨重铠甲的骑士。在沙隆会战中罗马人居左，阿兰人居中，西哥特人居右。哥特历史学家约丹内斯描述的“卡太隆尼之野战役”中的交战双方：“用矛作战的哥特人、驾驶笨重战车的萨尔马西安人、盛怒地使剑的吉匹特人、速度奇快的斯维登人、卖弄自己弓箭的匈奴人、穿着笨重铠甲的阿兰人、带着轻武器装备打仗的赫鲁勒人。”穿着笨重铠甲的阿兰骑兵当是重装骑兵。
秃童、秃发、髡头
历史记载中有生下来就是秃头的秃发部落，他们就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阿尔吉派欧伊（Argippaei）人和北狄“秃童种”。希罗多德称斯奇提亚阿尔吉派欧伊人“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他们是一个长着狮子鼻和巨大下颚的民族。”（《历史》卷四23）《晋书》卷97《匈奴传》云：“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鲜支种……秃童种……力羯种，凡十九种。皆有部落，不相错杂。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秃童种”意即儿童秃头种（族）。希罗多德《历史》和《晋书·匈奴传》的记载两相比较可以知道天生秃头种族是真实存在的。《晋书·匈奴传》中所载北狄的“秃童种”可比对为《历史》中的阿尔吉派欧伊（Argippaei）人。
“秃发鲜卑”从汉语的角度讲就是“秃发的鲜卑”，当是“秃童种”之后。《晋书·秃发乌孤载记》云：“匹孤卒，子寿阗立。初，寿阗之在孕，母胡掖氏因寝而产于被中，鲜卑谓被为'秃发’，因而氏焉。”白鸟库吉认为“'秃发’一词语源，即今蒙古语debel，为皮外套之意”（《东胡民族考》中译本，上编115-116页）。秃发鲜卑是从拓跋鲜卑中分出来的一支。《晋书》卷一二六《秃发乌孤载记》、《魏书》卷九九《秃发乌孤传》及《太平御览》卷一二六引崔鸿《十六国春秋·南凉录》云：“秃发乌孤，河西鲜卑人也。其先与后魏同出。八世祖匹孤率其部自塞北迁于河西”既云秃发氏祖先“与后魏同出”，则其源当与建立北魏（后魏）的拓跋鲜卑同源。南凉最后一个君主秃发[亻辱]檀的少子秃发破羌在南凉亡后投北魏。《魏书·源贺传》说：“源贺，自暑河西王秃发[亻辱]檀之子也。[亻辱]檀为乞伏炽磐所灭，贺自乐都来奔。……世祖素闻其名，及见，器其机辩，赐爵西平侯，加龙骧将军。谓贺曰：'卿与朕源同，因事分姓，今可为源氏。’……贺本名破羌……赐名贺焉。”据此，知秃发破羌投魏后，太武帝拓跋焘因秃发氏与拓跋氏同源，赐姓源氏，名贺。《新唐书》卷七五上《宰相世系表五》源氏条云：“源氏出自后魏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七世孙秃发[亻辱]檀，据南凉，子贺降后魏，太武见之曰：'与卿同源，可改为源氏。’”唐林宝撰《元和姓纂》卷十亦记：秃发氏“河西鲜卑也。与后魏同出，圣武帝诘汾长子疋孤，神元时率部众徙河西”。疋孤，即秃发乌孤八世祖匹孤，他既为拓跋鲜卑诘汾长子，故秃发氏原为拓跋鲜卑无疑。钱大昕云：“案秃发之先与元魏同出，'秃发’即'拓跋’之转，无二义也。古读轻唇音如重唇，故赫连'佛佛’则为'勃勃’。'髮’从'发’得声，与'跋’音正相近。魏伯起尊魏而抑凉，故别而二之。晋史亦承其说。”《南凉录》称河西鲜卑“拓跋”为“秃发”，崔鸿启其端而魏收继承之，“秃发”原为“拓跋”之义遂晦而不明。《隋书·经籍志》有《托跋凉录》十卷记南凉事，可知南凉之主亦姓拓跋。诘汾死后，《序纪》记其子“始祖神元皇帝讳力微立”。关于力微，《序纪》记载了他出生的传说，云其为诘汾与“天女”所生，有神异，故得立为首领。而作为长子的匹孤却不能继立，仅分有部众，后即率所部从拓跋部中分出。这种情况，恰恰与东部鲜卑慕容部吐谷浑的迁徙相似。长子不能继承家业而要分出应是游牧民族家业由幼子继承、其他子都要分出自立的继承习俗的反映。
秃（透屋）thoog/lh（他谷），中古thug，突厥语tαz'光头’或源自汉语的秃；髮（非月）pod（方伐），中古(p)fyad；秃发可拟作*Thug-pat、*Thurpat。秃发后面的-发或可视作突厥语官名后附加的-发*pat也就是波斯语的pād“护卫的、伟大的、坚定的、王权”，亦可视作Padaei。Padaei人在史前时期就已进入中国，他们在中国古籍中被称为“发”、“北发”、“大发”。《大戴礼·五帝德》记帝舜“南抚交趾、大教，[西]鲜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夷]、鸟夷羽民。”此间的“发”位于中国北方。《大戴礼·少閒》：“昔虞舜以天德嗣尧，……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汉书·武帝纪》元光元年五月诏：“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由于“发”位于北方，因此又被称为“北发”。郦道元《水经注·河水三》称：“河水自朔方东转，迳渠搜县故城北。'地理志’朔方有渠搜县，中部都尉治，王莽之沟搜亭也。《礼三朝记》曰：北发渠搜，南抚交趾。此举北对南。”司马迁同时记有“北发”和“发”。《史记·五帝本纪》记帝舜“南抚交阯、北发，西戎、析支，渠廋、氐、羌，北山戎、发、息慎，东长、鸟夷”此间的“北发”在中国南方，“发”仍在北方；北方的“发”移动到南方后被称为“北发”。又刘向《说苑·修文》：“南抚交趾、大发，西析支、渠搜、氐、羌，北至山戎、肃慎，东至长夷、鸟夷。四海之内，皆戴帝舜之功。”“大发”即《史记·五帝本纪》中的“北发”。“发”的分布极广，东夷中也有“发”。《逸周书·王会》：“发人麃麃者，若鹿迅走。”注：“发，亦东夷。”。如果“秃发”之“发”确是部落名，那么“秃”就是汉语大*daar之音转；“秃发”就是“大发”（演变成吐蕃）。拓（透铎）thaag（他各）、（章昔）tjag（之石），中古thag、tʂig；跋bá並末，郑张尚芳（並末）bood（蒲拨），中古buad，越南语bạt；拓跋可还原为*Thag-bat、*Thar-bar等。拓跋*Thar-bar中的*Th音转为S、将b置换为m、r置换为t之*Sarmat即是萨尔马提亚Sarmatia、萨尔马提安Sarmatian、萨尔马提安人Sarmatians（希罗多德《历史》作Sauromatae撒乌洛玛泰伊人）。鲜（心仙）sen（相然）、（心仙）sens（私箭），中古seon、seons；卑（帮支）pe（府移），中古pe；支谦译jā为虵（神麻、喻支），支谦译ṇa为提（定齐、禅支），康僧铠译ṇya为儿（日支、疑齐），支谶译(o)pa、(v)ba为陂（帮支、帮寘），支谶译pā、pra、bha、(v)bha、安世高译(v)pā、(v)vat、支谦译(o)pa、ba、va、vā、康僧会译(v)par为波（帮戈、帮支），康孟祥、竺大力译sya为斯（心支），支谦译lā为离（来支、来寘、来霁）、pra为卑（帮支）。Sauromatae＞*Saurma＞*Saorba＞鲜卑*Seonpe。妇女享有较高地位的萨宾人Sabines可能也出自Sauromatae：Sauromatae＞*Samat＞*Saban＞*Sabin＞拉丁语Sabinus。“秃发”和“拓跋”的读音确实接近，两者当同出一源。通常以为“秃发”为“拓跋”的音转，但拓跋鲜卑“髡头”的习俗暗示着“拓跋”确实是“秃发”的。
关于鲜卑男子的发型，典籍中的记载是矛盾的。《翰苑注》所引《汉名臣奏》应奉云鲜卑“今其人皆髡头、衣赭，手足库肿”。王沈《魏书》云鲜卑“常以季春大会作乐水上。嫁女娶妇，髡头饮宴。”《后汉书·鲜卑传》亦云“唯婚姻先髡头”以上诸书载明鲜卑髡头。但慕容鲜卑被发。《晋书·慕容皝载记》云：皝上书晋自称“臣被发殊俗”同卷又记“慕容翰……乃阳狂恣酒，被发歌呼”。宇文氏翦发。《北史·匈奴宇文莫槐传》云：“匈奴宇文莫槐，出辽东塞外。其先，南单于之远属也，世为东部大人。其语与鲜卑颇异。人皆翦发，而留其顶上以为首饰，长过数寸则截短之。妇女被长襦及足而无裳焉。”《宋书·索虏传》：“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南朝史书称拓跋鲜卑为索头（亦作索头虏、索虏、头虏）《南齐书·魏虏传》：“索头猗卢遣子曰利孙将兵救琨于太原，猗卢入居代郡，亦称鲜卑，被发左衽，故呼为索头。”南朝人因鲜卑“被发左衽”而称为“索头”，此“索头”的前提是“被发”。《资治通鉴》“魏文帝黄初二年论”称：“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国史，互相排黜，南谓北为索虏，北谓南为岛夷。”胡省三注：“索虏者，以北人辫发，谓之索头也。”将“索头”解释为“辫发”始于胡省三，不知有何理据。
鲜卑人留下的绘画、陶俑中见不到辫发者。孙机《中国圣火》（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年12月）山西太原王郭村北齐武平元年（570年）娄睿墓壁画中的两武士嘴吹长号、左腰下悬挂长剑，披发（或披巾）至肩、头顶有一小山字形（第37页图一六第4）。娄睿墓出土的陶骑俑（《中国圣火》第100页），左腰下悬挂长剑，似乎绑腿，未见马镫，头戴边缘向上卷起（可能是动物皮毛）之（皮）帽，帽子后部有一圆凸用细绳打结；骑士头的后面未见头发，圆凸可能是头顶绾髻所致。1973年出土于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县祖庙北魏墓的描金彩绘漆棺。孙机将漆棺的年代定在献文帝已死、冯太后开始推行汉化政策期间。理由是：一、棺画上的人物皆着鲜卑装。故漆棺的制作应早于孝文帝开始实施新服制的太和十年（486年）。二、漆棺盖上所绘络合成菱形的忍冬图案与太和八年（484年）司马金龙墓所出漆屏的边饰相近；而棺画中人物的服饰又与内蒙古赤峰市托克托县出土的太和八年鎏金铜释迦像座上之供养人的服饰相同。漆棺中的人物（第124页图二1、2）头戴鲜卑帽、披发至肩，第一种款式加上后面的头发似一大逗号，第二种为高圆柱形与萨珊侍臣所戴的帽子（第34页图一三3）相似；衣服为对襟交领，左襟盖在右襟上、腰间扎束腰带；着长裤和软靴，长裤的裤腿臃肿。第墓主（128页图三）着鲜卑装（对襟长袍过膝，腰中扎有束腰带）坐于榻上，右手举杯，左手持小扇（可能是勺子），头戴向后弯曲的高圆柱帽、头发或帽子所带披巾长至背部，着臃裤和软靴。右手持酒杯的手势和嚈哒人相同：皆以拇指与食指、中指、无名指相对捏住杯足，小指单独翘起。娄叡墓壁画（郑岩《中国表情 文物所见古代中国人的风貌》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 第94页、《云想衣裳 中国服饰的考古文物研究》第102页）马鞍下方可见马镫，武士们左腰部悬挂长剑、手持长矛，头部前部可见到头发、头顶后面向向后凸起的当是发髻而非风帽。所谓的鲜卑帽可能就是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戴风帽陶俑（赵超《云想衣裳 中国服饰的考古文物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4年1月 第99页）所戴的风帽（正中有一凹槽、所带巾帕垂至后背）。甘肃固原出土北魏陶俑（《云想衣裳》第98页）所穿大衣形式和现代大衣相同（只是未见纽扣和纽洞）。褶又叫左衽袍，是一种短身、细袖，前面大襟向左面掩起来的上衣。汉族在接受了褶以后，做了一些改动，把原本又细又窄的衣袖改成下部宽大的长袖子。这种短上衣特别便于劳作与征战穿用。山西太原王家峰北齐武平二年（571年）太尉、武安王徐显秀墓壁画的正壁有一幅保存完好的墓主夫妇画像（《中国表情 文物所见古代中国人的风貌》第107页），男主人左手后边的四个人物也是在头顶后部绾髻并披发至后背。鲜卑男子似乎在头顶绾髻。
乌桓的发式是髡头。《史记·匈奴列传·索隐》引服虔云：“案《续汉书》曰：汉初，匈奴冒顿灭其国，余类保乌桓山以为号。俗随水草无常处。桓以为名，乌号为姓。父子男女悉髡头为轻便也。”，但“妇女至嫁时乃养发，分为髻”。髡kūn溪魂[（溪魂）ŋhuun（苦昆），中古khon]，也作髠、[镸几]①古剃发之刑，剃发。②剪去树枝。③旧时对僧徒的贱称。《周礼·秋官·掌戮》：“髠者使守積。”。作为一种刑罚，髡头大概就是光头。因为光头醒目，在古代作为一种标记非常适合。甚至现代监狱里的囚犯也会剃成光头穿上囚服。和尚、尼姑的头发要全部剃去，所谓的“削发为尼”是也。部分僧徒也效仿和尚、尼姑们剃成光头。唐《文粹》六三郑愚潭州大沩山同庆寺大圆禅师碑铭：“名言宗教，字号矛盾，故褐衣髡首，未必皆是。”褐衣指褐色袈裟，髡首指光头，这里的“褐衣髡首”应是指和尚。应奉称鲜卑、中国徒人皆是髡头衣赭。“褐衣髡首”正和鲜卑“髡头衣赭”相对应。在中国古代“剃发”之所以成为一种刑罚，一般的看法是古人异常看重头发，认为是受之于父母不能剪去。其实，真正的原因是周人象斯维比人一样将椎髻作为一个不同于其他部落的标志，作为他们内部自由人不同于奴隶的标志。正因为如此，剃去头发才会成为一种刑罚。在中国古代剃去头发正是奴隶、囚徒的标记。髡，从髟从兀；髟、兀都不表示髡的读音，髡是个会意字。髟的本义是发长貌，兀有“光秃”义；髟兀的意思就是长发光秃，没有长发。髡首（髡头）意即光首（光头），引申为剃去头发，又由光头（和尚头）转指和尚。历史记载、古代绘画雕塑中的胡人是短披发（即剪发、断发、披肩发），不是和尚头、光头，也不是两边留发、中间剃光（有中间光秃、两边留发的胡人形象；但这可能是自然秃发造成的）。拓跋鲜卑“髡头”（光头）的习俗当是“秃发”/“拓跋”的最初来源，这一习俗的产生很可能是因为拓跋（秃发）鲜卑的主体是天然秃顶的北狄“秃童部”的缘故。
烏（影模）qaa（哀都），中古o；东汉译经师以烏弋山離对译Alexandria，烏对译A。桓（匣桓）gwaan（胡官），中古hwuan；支谦译(v)pan、支谶译van、(v)va、vaṁ、var、vān、安世高译vāṁ为桓（匣桓）；桓可还原为var、par。烏桓可还原为*Avar、*Abar、*Apar。*Apar即赤狄阿拔和名震西方的阿瓦尔人。
阿瓦尔（Avars）人自称“马阿鲁阿尔人”，是北高加索达格斯坦人的一部分，主要居住在俄罗斯达吉斯坦共和国。属欧罗巴人种高加索类型。使用阿瓦尔语，属高加索语系达吉斯坦语族。希腊文作Abares、Abaroi，拉丁文作Acari、Acares，斯拉夫编年史称之为奥布尔人（Obor）。古希腊字母中的β（beta）字母本来发b的音，但在现代希腊文中却发“w”的音，经常被改写作拉丁字母中的“v”。希腊文之Abares变成了现代之Avars。
Avars一名最早出现于普里斯库斯（Priscus）的著作中，据书中说，在公元461-465年，有一种居住在太平洋沿岸名Avars的民族，因大洋雾气过重，龙蛇侵扰，加上其他民族的侵逼，遂向中亚一带迁徙，压迫Savirs族向西奔逃。Savirs又逼迫邻近东罗马帝国的三个民族Oghur、Saraghur、Onoghur逃离本土西奔，并遣使向东罗马求援。在Savirs人的进逼之下Urogi、Onoguri、Saraguri三族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及黑海北部。照普里斯库的这一叙述，Urogi、Onoguri、Saraguri三族是在公元5世纪中叶被逐西迁的。但沙畹却说他们是早已住在“东罗马邻近之其他种族”。Oghur又作Oguri、乌罗Urogi，Saraghur又作Saraguri,Onoghur又作Onoguri。这三个部族名中的-gur/-ghur在突厥语中意为“姓”（本意为“母亲”）。Oghur之O-为汉语乌A之音转，Oghur意为“乌姓”。乌姓*Agur的词根a经a＞ae＞ue音转而成韦纥*Vigur、回鹘Uygur（又作Ujʁur、Uighur、Ouïghours等）。乌罗Urog当为乌勒*Arag（乌洛侯、乌罗护*Aragu）之音转，意为“乌王”。Onoghur中的On在突厥语中意为“十”，On-oghur意为十个乌姓（部落），有人翻译为“十姓回鹘”。Saragur中的Sarag可解释为突厥语的“黄”。撒拉吾尔Saraghur当即“黄头回纥”Sarïʁ Ujʁur（“黄回鹘”） ，Priscus写作Sarahur。西方学者推测Sarahur最初居住在西伯利亚的Sabir人以西，此后则到达了高加索以北地区。哈密顿《九姓乌古斯和十姓回鹘考》称：“此名可能指的是另外一个民族，而并不是指'黄回鹘’（Sarïʁ Ujʁur）人，黄回鹘人从11世纪至今一直居住在中国的西北边疆。而萨拉胡尔人仅仅在461～550年间于拜占廷史料中出现过。”（耿昇译，载《敦煌学辑刊》1983年第4期、1984年第1期）。Jordanes于551年的记载和阿加蒂亚于552年左右的记载，均称当时居住于高加索以北地区的为十姓回纥（On-Oghur）人。撰写于569年的一部古叙利亚文著作在提到Un·gūr（=On Ujʁur）之后所列举的12个部落名表中也有萨拉胡尔（Sarahur）之名。
在Priscus著作之后，直至558年，欧洲一些历史文献中才又出现了阿瓦尔人之名。6世纪中叶的历史学家弥南在其所著《希腊史》（残本）中说，公元558年时，阿瓦尔人到了阿兰人（Alans）地区（5.1：Exc.de Leg.Gent.）。阿兰人的国王萨罗秀斯（Sarosios）尽力同他们搞好关系。他们派了一个名叫坎地赫（Kandikh）的使者到君士坦丁堡，向东罗马索要土地和贡金。查士丁尼皇帝接见了他，并派遣瓦伦丁（他曾经出使突厥）到他们的可汗处，怂恿他们去进攻匈奴人和Savirs。这些阿瓦尔人打败了他们，也打败了分布于亚速海西北以及顿河河口附近阿提拉匈奴的后裔，并兼并其部落。这些阿瓦尔人是作为拜占廷的同盟者来帮助摧毁这些匈奴余部的。阿瓦尔人先后征服了瓮乌古尔人（Onogur）、扎里人（Zali）、萨比尔人、乌提古尔人（Utighur意为“三十姓”）库提古尔人（Kutrighur意为“九姓”）。萨比尔人在阿瓦尔人的这次征服中遭到重创。在北面，他们还击溃了诸斯拉夫部落，向西侵入日耳曼尼亚。公元565年左右，其王巴颜（Bayan）即位。二年后，阿瓦尔人离开了北高加索地区，越过多瑙河，到达潘诺尼亚地区，占领多瑙河中游的匈牙利平原，建立了阿瓦尔汗国。这个阿瓦尔汗国一直存在到九世纪。阿瓦尔人遂统治了从伏尔加河到奥地利的广大地区。东罗马帝国同阿瓦尔人的结盟及后者在其支持下对欧洲的扩张，引起了突厥的不满。狄奥法尼斯说，有一名叫赫尔密克俄尼斯（Hermi-chiones）的部族，其王阿思结（Askel）曾遣使至君士坦丁堡，请求查士丁尼皇帝不要以土地给予他们。岑仲勉说Askel即西突厥右厢五弩失毕之阿悉结。Hermi-chiones可和西突厥五啜陆中的处木昆*cumuk-khon或“十姓部落”外的处密*Cumit比对。公元576年，瓦伦丁由拜占廷皇帝提比留二世派遣再次出使突厥。在他到达西突厥时，刚值室点密去世不久。由于突厥对拜占廷与阿瓦尔人缔约结盟极为不满，瓦伦丁受到冷落。瓦伦丁首先见到的突厥首领是室点密次子土尔汗（Turxanth、Turxanthos，又称突厥设Turk Shad）。土尔汗对他很不礼貌，并责备罗马人欺诈，不应与突厥之奴乌罗、浑缔约，说突厥即将前去灭掉他们。土尔汗对瓦伦丁高声斥责道：“别以为我不知道，就在他用卑辞厚礼向大突厥请求友谊的同时，竟敢暗中与我们的叛徒瓦尔匈奴人结盟！要是我亲自率领大军去征讨那些下贱的奴隶，这些突厥马蹄下的蝼蚁必将在我挥鞭的啸声中颤栗不已！”接着又强迫瓦伦丁按照突厥的习惯，为其父室点密之逝世剺面表哀。瓦伦丁只好照办。以后，瓦伦丁去龟兹北白山谒见土尔汗之兄新汗达头。达头对东罗马予以强烈的谴责。据弥南所述，达头说：“让那些Urogi、Onoguri人等待我的骑兵的到来吧，我们的马鞭一幌，就会把他们吓跑。我们不用刀剑就可以消灭那个奴隶的种族；我们要把他们象蚂蚁一样踏在战骑的铁蹄之下。”为了对东罗马与阿瓦尔人结盟进行惩罚，突厥达头可汗派波汗（Bokhan）率领一支突厥骑兵进入南俄草原，袭击克里米亚的拜占廷移民区，并在匈奴人首领阿纳盖（Anagai）的协助下围攻博斯波鲁斯的拜占廷城市潘替卡配乌姆（Panticapaeum，在今克里米亚的刻赤附近，亚速海的入口处）。以后，在581年，突厥又曾围攻克里米亚半岛，直到590年才最后撤出。
拜占廷历史学家Theophylactus Simocattes指明这些阿瓦尔人是假阿瓦尔人。Theophylact Simocatta亦作Theophylactus Simocattes，可能是在640年后，出生于埃及或康斯坦丁堡的一个罗马帝国驻埃及的行政高官和帝国枢密官家庭中。作为拜占庭的历史学家，他的东罗马帝国纪年史，提供了极具特色的关于6、7世纪希腊与斯拉夫及波斯人间的关系。他的主要著作是莫里斯（Maurice，582-602）皇帝在位期间的八卷历史，其中的重要部分是东罗马与波斯间的战争，因此也涉及“嚈哒”。他认为558年造访拜占廷的阿瓦尔人是被萨比尔赶到东欧的奥吾尔（Ogur）人，他将这个族群称作“瓦尔匈奴”（Varchonitae）、“假阿瓦尔人”（Pseudoavar）。Varchonitae当即《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铁勒”中位于拂菻东的铁勒“嗢昏”。嗢wà影黠、影没，郑张尚芳（影黠）qruud（乌八）、（影没）quud（乌没），中古aad、od，越南语腽（影没）嗢oát；昏hūn晓魂、mǐn，郑张尚芳（晓魂）hmɯɯn（呼昆），中古hon，越南语hôn；嗢昏aad-hon/ oát-hôn。嗢昏*Aad-hon当为Varchoni-tae之对音。传统上，罗马人称阿瓦尔人为“瓦尔胡人”，法兰克人称之为“瓦尔匈人（Varchonitae）”。突厥也把阿瓦尔人称为“乌罗匈尼特人（Ourachonites）”（-ites为希伯来语的'人’），认为他们是自己的臣属。据西突厥君臣后来对几位拜占廷使者的叙述，他们一共征服了七大民族，为首的是嚈哒人，其次就是“瓦尔匈奴”（嗢昏）。他们又声称，这些“瓦尔匈奴”大约有两万之众，是趁他们南下攻打嚈哒汗国之际，偷偷逃到欧洲的。西方史书记载，突厥先灭亡嚈哒然后征服Abars。Theophylact Simocatta称“是年（598年）夏，东方的突厥可汗遣使莫里斯（Maurice）皇帝，呈一函炫耀其战绩。函首致辞称'可汗、七姓大君长，世界七域之共主致书罗马皇帝’云。正是这位可汗曾战胜Abdeli族之主，君临其国。受此胜利之鼓舞，遂与Stembis可汗结盟，征服了Avar族。……嗣后，此可汗又征服了所有Ogur部落”（Ⅶ，7，7-14）。弥南记载562年“突厥主Silzibul获悉阿瓦尔人逃亡以及其人侵害突厥人利益之事，傲然宣称，他们不是鸟，不能飞过天空，逃脱突厥人的剑；他们不是鱼，不能深入海底；他们只能在地上游动而已。一结束对嚈哒人的战争，我就去讨伐阿瓦尔人，他们一定难逃我强有力的攻击。这样自吹自擂一番之后，Silziboulos就踏上了讨伐嚈哒的征途”（4.2：Exc.de Sent.3）到568年突厥首次遣使拜占庭时，嚈哒已被征服（10.1：Exc.de Leg.Gent.7）。突厥征服嚈哒当在562-568年间。《周书·异域传》关于囐哒于“大统十二年，遣使献其方物。魏废帝二年、明帝二年（558年），并遣使来献。后为突厥所破，部落分散，职贡遂绝。”表明嚈哒亡国时间不可能早于558年。
沙畹曰：“著名东方突厥可汗，遣使于莫里斯皇帝并呈其叙述战胜诸事之国书，其辞甚丽。国书首云，七姓大首领，世界七国之主人，可汗致罗马皇帝书。盖此可汗曾经战胜Abdel（即“嚈哒”），而取此民族之国。因此胜利，更具雄心，而与Stembis（'室点密’）可汗共同征服阿瓦尔（Avars）。……其余众奔亡Taugas（'桃花石’）之中，别有一部分阿瓦尔余众逃入Murki，此民族居地与Taugas极近，人颇好战。”（《西突厥史料》，冯承均译，中华书局，1958，页220-221）Taugas为突厥语Tabgaš之音转。突厥语以Tab对译唐*Dam，gaš或源自汉语的国或源自古塞语之gar'地区；国家’（古塞语γar(i)实与汉语的'国’同源）。沙畹提出Mukrit即勿吉。康僧铠译kṛt为吉（见质）、译mud为勿（微物），支谦译kīrt为诘（溪质）。Mukrit、Murki可比对为勿吉，这为历史学家所认可。Théophylacte称：“在那些遭受失败的阿巴拉人（Abaroi）中，有的逃到桃花石城（Taugaste）居民中。桃花石是一座著名的城市，距被称为突厥人的地区有一千五百英里，此地位于印度之边陲。居住在桃花石附近的居民形成了一个非常勇敢而又人烟旺盛的民族，其身材高大的程度是地上任何民族均不能与之相媲美的。阿巴拉人中的剩余部分由于遭到了失败而甘心情愿地处于一种较为低贱的地位，便逃向了被称为摩克利人（Moukri）中。这一小部族位于距桃花石很近的地方。他们在战斗中表现得非常勇敢，这是由于他们每天都坚持练身功的结果，因此在精神上习惯于作好应付不测之险。”（《历史》Ⅶ，7.10）阿巴拉人（Abaroi）即阿瓦尔（Avars）人。Théophylacte所记桃花石（Taugaste）是“是一座著名的城市”而非一个国家。摩克利人（Moukri、Murki）的词根Mur-亦可比对为无雷。无雷在今帕米尔。安世高译ma、支谶译mā、mo为无（微虞）。雷léi来恢，越南语lôi。无雷可还原为*Mari、*Mori或*Muri。无雷缀加族名后缀-k，再缀加伊朗语的āb'水’即是穆尔加布Murg-āb。汉代无雷可能就在今穆尔加布一带。在Mugrab河旁边向东南延伸的塔吉克斯坦M41公路和塔什库尔干东南向的国道G314之间，在古代存在交通孔道。通过这一孔道可从G314进入M41达到穆尔加布。通过M41向西北可到达奥什→安集延，进入费尔干纳，向西南可到达霍罗格，折向西北→杜尚别。霍罗格有西南向的公路通往阿富汗的法扎巴德。无雷治卢城。支谶译la、支谦译ra为卢（来模），卢可还原为*ra或*la。吉尔吉斯斯坦的地名Mardz源自无雷*Mari。无雷*Mari亦可视为蒲类Bar之音转。无雷*Mari、蒲类Bar可视为是从蒲类*Mbar分化产生的。无雷*Muri缀加名词词头a-（即粟特语的ā-，相当于定冠词或不定冠词）成为*amur，音变为*amod＞Emodi（Emod-us、Emod-on、Êmôdâ),再音变成Imaus。*amur也可能是族名a（乌）+mur（宇文之文、昆莫之莫）。希罗多德称：“属于斯奇提亚人的撒卡依人戴着一种高帽子，帽子又直又硬，顶头的地方是尖的。他们穿着裤子，带着他们本国自制的弓和短剑，此外还有他们称之为撒伽利司的战斧。这些人虽是阿米尔吉欧伊·斯奇提亚人，却被称为撒卡依人，因为波斯人是把所有斯奇提亚人都称为撒卡依人的。”（《历史》卷七64）阿米尔吉欧伊Amyrgian可解释为词根Amyr+舌根音族名后缀gi+波斯语复数属格后缀an。Amyr即帕米尔Pamir，Amyrgian Scythians意即帕米尔斯奇提亚人；这一名称表明塞人的主要活动地在帕米尔。穆尔加布Murghab/Murg-āb确实离Serica很近。穆尔加布西面是嚈哒，东面是Serica，阿瓦尔人当在穆尔加布的北面。退入帕米尔高原的乌孙正是在穆尔加布以北的地区。
近代西方学者根据年代和词义的相似性（突厥语阿巴坎Abakan、蒙古语'阿巴嘎’、满语Abahai意为'蛇’；宋代丁度《集韵》平声二“虞第十”记：“蠕”音为汝朱切，意为“虫行貌”），多以为阿瓦尔人即柔然。欧洲历史学家德经（De Guignes，J.）在1756至1758年出版的《匈奴、突厥、蒙古和其他西鞑靼通史》（共五卷）里，第一次提出柔然即阿瓦尔的论点。这一看法以后为许多欧亚学者所赞同。但是，有一部分欧洲学者认为，文献所记的阿瓦尔人当中，有真阿瓦尔人（即真正柔然人）和假阿瓦尔人的区别。持这种看法的有马伽特（Marquart，J.）、沙畹、麦喀尔尼等。他们认为普利斯库斯所记的461至465年之阿瓦尔，及Theophylactue所记被突厥击溃的阿瓦尔，才是真阿瓦尔人，其余文献所记是回纥或突厥部落冒阿瓦尔之名的假阿瓦尔人。柔然即阿瓦尔假说有一个无法解决的问题：按中国史书记载，突厥是先灭亡柔然、然后灭亡嚈哒的；而按西方史书的记载，突厥是先征服Abdel之后，才击溃阿瓦尔人的。嚈哒亡于563-565年之间，中国史籍记载柔然是亡于555年。对此，沙畹是用Abde非嚈哒之说来解释的。此外，还有一部分欧洲历史学家，如巴克尔（E.H.Parker）、豪西希（H.W.Haussig）等则否定柔然即阿瓦尔人。
其实，西方历史所记载的阿瓦尔人（Avars）当即《隋书》、《唐书》所记载的铁勒（赤狄）阿拔（跋），也就是突厥碑铭中的Apar。阿跋既非柔然，也非悦般，而是铁勒（赤狄）。突厥和铁勒关系复杂，突厥靠兼并铁勒起家，勇敢善战的铁勒成为突厥的马前卒，但铁勒也不时起义反抗突厥的统治。被突厥征服后的阿跋仍具有强大的实力。根据《隋书》记载，在隋文帝开皇四年（公元585年），阿拔*Abar(拔（並末）bood（蒲拨）、（奉月）bod（蒲拨），中古buad、byad；跋（並末）bood（蒲拨）中古buad)乘东西突厥汗国交恶之际，发兵深入蒙古高原，攻打东突厥可汗沙钵略，“乘虚掠其妻子”。沙钵略招架不住，只得向隋朝求援。隋文帝派上大将军李彻“率精骑一万赴之，阿拔闻而遁去……所获悉与沙钵略。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打得东突厥可汗沙钵略招架不住的铁勒阿跋的活动中心应该离蒙古高原不是太远。据《隋书·长孙晟列传》，在公元603年，有铁勒、思结、伏利具、浑、斛萨、阿拔、仆骨等十余部，一齐进行反对西突厥达头可汗的起义。达头部众溃散，逃奔吐谷浑地，不知所终。《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铁勒》：“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独洛河北即今蒙古中部的土拉（Tola）河, 参与反对西突厥达头可汗起义的仆骨、思结（斯结）、浑、斛萨（斛薛）位于该河之北，阿拔当时大概也在这一带。虽然阿巴坎Abakan这个地名可能是源自阿拔为*Abarkan（*Abarkan中*Abar为族名阿拔、kan为可汗或鲜卑语之干=哥）之简，但《隋书·铁勒》称“北海南则都波等。”《新唐书·回纥下》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阿巴坎Abakan在当时应属于黠戛斯（坚昆国）。《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回纥传》所列举的十五种铁勒中有：“其部落曰袁纥、薛延陀、契苾羽、都播、骨利干，多览葛、仆骨、拔野古、同罗、浑、思结、斛薛、奚结、阿跌、白霫，凡十有五钟，皆散处碛北。”仍未见到阿拔。
从读音上讲，阿拔可以比对为乌桓、Aparni（即帕尔尼Parni）。由于“跋”在北语（鲜卑语）中义为后，阿跋可释作乌后。乌后和乌孙相当。从意义上讲，阿跋可比对成乌孙。建安十二年（207年）曹操击破柳城乌桓后，掳掠了乌桓一万多落移至内陆，利用他们在各地打仗。《三国志·魏志·武帝纪》云：“胡汉降者二十余万口”同书《乌丸传》则云：“其余遗迸皆降，及幽州、并州柔所统乌丸万余落，悉徙其族居中国，帅从其侯、王、大人、种众与征伐。由是三郡乌桓为天下名骑。”《后汉书·乌桓传》则谓：“首虏二十余万人。……其余众万余落悉徙居中国云。”三郡乌桓被曹操征服并内徙以后，残留在那里的乌桓已经很少。魏文帝曹丕初年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西北）以东，濊貊（在今辽东平原）以西皆被鲜卑部落集团占据。原来残留的三郡乌桓，此时皆属于鲜卑，不久且为鲜卑所同化。到五胡十六国和北魏时，许多乌桓的姓氏如郝氏、刘氏、张氏、王氏相继出现，内徙乌桓逐渐被汉化，最后彻底融入到汉族中。
但在黑龙江（俄语称之为阿穆尔河），直到唐朝仍有乌丸人。《旧唐书·室韦传》云：“乌罗护之东北二百余里，那河之北，有古乌丸之遗人，今亦自称为乌丸国。”那河即今黑龙江，此乌桓遗人在黑龙江以北今西伯利亚东部境内。“那河”之“那”即“纳西族”之“纳”、彝语“诺苏”之“诺”，在纳西语和彝语中都意为黑。“那水”按夷语来解释就是“黑水”。匈奴之中亦有“诺水”。“那水”即“黑水”，两名都是指黑龙江，“那水”之“那”当出自彝（即夷）语。又《金史》内经常提乌延部。此部据《谢库德传》称居蝉春水附近。蝉春水在《食货志》亦作禅春水，即今图们江东北支流之艾河，一称嘎呀河或嘎哈里河。按三国时的乌桓亦称作乌延，此金代的乌延部可能是古代乌桓之后人。
《魏书·礼志》记载北魏真君年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魏先之居幽都也，凿石为祖宗之庙于乌洛侯国西北。自后南迁，其地隔远。真君中，乌洛侯国遣使朝献，云石庙如故，民常祈请，有神验焉。”洛luò来铎，越南语lạc；侯hóu匣侯，越南语hầu；安世高译ḍa、支谶译dā为头（定侯），支谶译ho为睺（匣侯）；乌洛侯可还原为*Arakho、*Alakho、*Arakha、*Alakho、*Urakho等。乌洛侯国在今黑龙江省嫩江流域。《魏书·乌洛侯国传》：“其国西北有完水，东北流合于难水，其地小水皆注于难，东入于海。”完水，《唐书》称室建河，即今之额尔古纳河，难水即《唐书》中之那河，今称黑龙江。支谶译nan、nā、ni、康僧会译na为难（泥寒、泥翰），摄摩腾、竺法兰译nā、支谦译na为那（泥歌、泥哿、泥箇）；那和难可互相音赚。难nan中的元音a可音转为o，如Shika河上游之斡难河作Onon，其中的难nan已音转为non。难nan中的元音a音转为e即是嫩。事实上non和嫩nen的读音相近，non可直接音译为嫩。嫩江之嫩毫无疑问是难之音转。若将Onon中的non（难nan之音转）解读为锡伯语nan'人’（越南语为nhan），那么Onon就是乌人。《魏书》中的乌洛侯国即《旧唐书·室韦传》中的乌罗护部。突厥Yabgu被译为叶护，护对译gu；乌罗护可还原为*Aragu，意为乌王（勒）之地。此乌王当出自乌桓*Apan（即乌番）。
《辽史·地理志》言临潢府有乌州，云：“乌州静安军刺史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地。辽北大王拨剌占为牧，建城。后官收，隶兴圣宫。有辽河、夜河、乌丸川、乌丸山。统县一，爱民县。”乌州有乌丸川和乌丸山。山川皆以乌丸为名，可知古代的乌丸人即分布于此。乌州的位置，按《辽志》在长春州与永州之间。长春州是辽代皇室鸭子河春猎之地。鸭子河指今松花江将入于嫩江的一个段落。《辽史·圣宗纪》太平四年二月“诏改鸭子河曰混同江，挞鲁河曰长春河。”挞鲁河一作陀喇河，即今之洮儿河。长春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儿河以南甚明。永州在今西拉木伦河与老哈河合流之处。然则乌州在松花江下游以西、洮儿河以下、西拉木伦河以北之地。《辽志》中之辽河指西辽河，即今西拉木伦河。乌丸川即归喇里河，今名归流河。清末曹廷杰在《东三省地图说录》云：“陀喇河，旧作陀罗河，亦曰洮儿河。有二源：北源即陀喇河，古名崛越河。……南源曰归喇里河，古名完水，发源乌珠穆沁右旗东云瑚苏图山。东北流数百里，会陀喇河入嫩江。《寰宇记》：完水在乌洛侯国西南，其水东北流，合于难水（今嫩江）。《蕃中记》云,完水即乌桓水是也。查乌桓本据今西辽河两岸及归喇里河西南地方。归喇里河出其境内，故称乌桓水，又称完水。”完wán匣桓，越南语hoàn。完的反切读音和桓完全相同。从“完水即乌桓水”来看，乌桓之乌似乎是词头。完（*Van、*Var）水从语音上可和荷兰的瓦尔河相比对。普洛科皮乌斯《战争史》第八卷第二十章“（2）瓦尔尼人（Varni）居住在伊斯特河的对岸，沿着莱茵河直到北方大洋的地方，而莱茵河就是把他们同法兰克人和居住在那一地区的其他民族分隔开来的那条河。”以语音而论，瓦尔尼Varni当是帕尔尼Parni之音转。荷兰的瓦尔河就是因瓦尔尼人（Varni）、Par人得名的。
Par/Ar人在古代的分布极广，遍布欧亚各处。蒙古的鄂尔浑（Orkhon）河也是一条因Par/Ar人而得名的河流。鄂尔浑（Orkhon）河在《汉书·匈奴传》中作“安侯水”，在《魏书·蠕蠕传》中作頞根河。《辞海》中收录有“嗢昆河”：一作頞根河。即今蒙古国鄂尔浑（Orkhon）河，公元5-9世纪时为柔然、高车、回纥部族的活动中心。《魏书·蠕蠕传》记载公元400年左右，柔然可汗社仑在蒙古高原兴起，“其西北有匈奴余种，国尤富强，部帅曰拔也稽，举兵击社仑，社仑逆战于頞根河，大破之，后尽为社仑所并。” 頞è影曷，支谦译a（+n）为頞，竺律炎译ar为遏（影曷），頞可还原为*ar。根gēn见痕，越南语cǎn。頞根可还原为*arkan，词尾kan可解读为鲜卑语的干（=哥）、它相当于汉语的昆、君。拔也稽和《隋书》卷八十四“北狄列传·铁勒”中位于独洛河（即今蒙古中部的土拉Tola河）之北的铁勒拔也古（Bayïrku）酷似。支谦译ke为稽（见齐、溪荠），稽*ke可能是古*ku的弱化音。阿拔可能是拔也古*Barak-u的昵称。班固《燕然山铭》云：“遂逾诼邪，跨安侯，乘燕然，至龙庭。”《汉书·匈奴传》言“单于自将精兵，左安侯渡姑且水。御史大夫（商邱）至追邪径，无所见，还。”又记公元87年（汉章和元年），北匈奴遭南匈奴、丁零、鲜卑之攻击“遁逃远去，依安侯河西。”安可还原为*Ar，侯和嗢昆之昆的含义相近，这条河是因'Ar侯’而得名的。Ar人当在西汉之前就已生活在这里了。安*ar、頞*ar在以后音转为嗢or。嗢wà影黠、影没，郑张尚芳（影黠）qruud（乌八）、（影没）quud（乌没），中古aad、od，越南语腽（影没）oát。嗢禄ulug'大人；年长者；老者’，嗢对译ul；嗢可对译or。嗢昆与拂菻之东的铁勒嗢昏（Varchonitae）本是同一名称，其读音一为or、一为var是语音的不同演变所致。安*ar、頞*ar和var都出自Par：Par中的p-脱落后即是ar（犹如Pārsa即是Artaei），Par中的p音转为v即是var。鄂尔浑Orkhon经音转成为*Ourachon，缀加后缀-ites'人’即是突厥对阿瓦尔人的称呼Ourachonites（乌罗匈尼特人）。
希罗多德《历史》中的阿尔吉派欧伊（Argippaei）人可能并非是因为天然秃头而是因为在小时候剃光头发而被称为“秃童种”的，讹传到西方而变成“这些人不分男女据说都是生下来便都是秃头的。”Argippaei或可解释为Ar（族名）-gi（汉语'其’，用作属格词尾）-ppaei(斯奇提亚语或别的语言的一个词尾或单词)或者焉耆（焉耆，古代焉耆语作Argi/Arki或Arśi）+-ppaei。Argippaei可以演化成乌桓*Apar：Argippaei＞*Arpa＞*Apar。但是乌桓和秃发/拓跋鲜卑似乎并不具有狮子鼻和巨大下颚这种很打眼的特征。
羌渠
《晋书》卷97《匈奴传》所记19种北狄中有“羌渠种”，南匈奴单于中有名“羌渠”者。在古代，部落首长的名字有时会转变为部落名；北狄中的“羌渠种”很可能和南匈奴单于羌渠有某种关联。《晋书》卷97《匈奴传》还称“北狄以部落为类，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种……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屠各为入居塞者的北狄之中的贵种，南匈奴后期的单于就是从该部产生的。南匈奴单于羌渠之后为屠各。匈奴单于入居中原者，於扶罗、呼厨泉，皆羌渠子。刘元海者，於扶罗之孙，羌渠之曾孙也。刘元海这一支刘氏匈奴正是屠各。“羌渠”之后称为“屠各种”而非“羌渠种”。据《晋书》卷101《刘元海载记》，匈奴五部中北部居新兴，刘元海先世本为左部帅，至太康末拜北部都尉，故称新兴匈奴人。在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南匈奴左部句龙王吾斯、车纽等背叛，率三千余骑寇西河，因复招诱右贤王，合七、八千骑围美稷，杀朔方、代郡长史……大将军梁商以羌胡新反，党众初合，难以兵服，宜用招降……于是右贤王部抑鞮等万三千口诣续降。”（《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大将军梁商所说羌胡显然是指匈奴左部。这里的羌胡就是匈奴之羌渠部。刘元海先世既为左部帅，当也是羌胡和羌胡帅=羌侯；“羌渠”意即“羌胡”或“羌侯”，“渠”（（群鱼）ga（强鱼），中古gy）当为汉语“胡” （（匣模）gaa/glaa（户吴），中古hwo）或“侯”（（匣侯）goo（户鉤），中古hwēo）在匈奴语中的读音。
羌胡即小月氏也，小月氏因保南山羌而被称为羌胡。羌胡即羌中之胡或羌地之胡，是指“保南山羌，号小月氏”的小月氏。《汉书·赵允国传》：“后月余，羌侯狼何果遣使至匈奴借兵，欲击鄯善、敦煌以绝汉道。”又说：“充国以为：'狼何，小月氏种……’”羌渠亦羌侯也。小月氏保南山羌，世为羌人之侯，故称为羌胡。他们在饮食、言语方面都和羌人接近了。《后汉书·西羌传·湟中月氏胡》：“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被服饮食言语略与羌同，亦以父名母姓为种。”羌胡有一个很奇怪、很野蛮的习俗“羌胡尚杀首子”。据《汉书》卷98《元后传》，西汉成帝时，帝召问京兆尹王章，对以大司马王凤“颛政”、“故致灾异”。王章所列举的王凤的过失之一是“凤知其小妇弟张美人已尝适人，于礼不宜配御至尊，托以为宜子，内之后宫，苟以私其妻弟。闻张美人未尝任身馆也。且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况于天子而近已出之女也”。师古注云：“荡，洗涤也。言妇初来所生之子或它姓。”“羌胡尚杀首子”与新狮王咬死幼狮相仿，这一习俗令人发指和不人道；它和Massagetae人杀死年龄太大的人并由亲戚们食其肉十分相似（所不同的是：一个是初生子，一个是年龄太大）。“羌胡尚杀首子以荡肠正世”既反映了小月氏婚前性关系自由，又反映了男性之子为继承人的父系制的确立。
羌胡为月氏，羯亦是月氏。羯*kar是月音转为疑母之前的读音，羯即月也。羯为月氏可从史书的记载窥见一斑。《晋书·石勒传》称：“石勒字世龙。其先匈奴别部，羌渠之冑。”史书并为记载石勒为匈奴南单于羌渠之后，“羌渠之冑”当是指“羌渠种”（也就是小月氏）的后代。《辞海》羯：“②古族名。源于小月支，曾附属匈奴。魏晋时，散居上党郡（今山西潞城附近各县），与汉人杂处。从事农业，受汉族地主奴役，被称为'羯胡’。信奉'胡天’（祆教）。”《辞海》称羯“源于小月支”甚为正确。马长寿先生称：“《史记·大宛列传》谓'遣骞为发导驿，抵康居’。《索隐》云：'居，音渠也。’康居之'居’音渠，'康’与'羌’古音又接近，所以康居和羌渠实为一国。从此知石勒的祖先原籍康居，初由康居迁到蒙古草原，再由草原迁到并州上党武乡之北原。羯胡石勒的祖先何时从康居迁至草原已不可知。他们从草原迁至并州上党的时间即在三世纪的后叶，最可能的是在晋武帝践祚不久，即公元二六五年以后不久。”（《北狄与匈奴》第95-96页）没有任何史料或资料能够佐证“羌渠”部千里迢迢从康居迁到蒙古草原，认为“羌渠”出自“康居”纯属无稽之谈。
月氏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生活在山西陕西河南了，远在同一种族的周姬兴起之前，他们就开始向北、向西迁徙了。鬲就是由这一种族发明和传播的。《史记·匈奴列传》称战国末年“东胡强而月氏盛”。在匈奴尚未兴起之前，月氏占据了中国西北部的大部分地域。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凉、甘、肃、延、沙等州地，本月氏国。”冒顿单于兴起后月氏降服匈奴。冒顿在给汉天子的信函中说到“以天之服，史卒良，马强力，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之。”至匈奴老上单于“杀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及为匈奴所败，乃远去，过宛，西击大夏而臣之，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其余小众不能去者，保南山羌，号小月氏。”除了走了的和留下的，还有一部分投降匈奴（“降下之”）。进入匈奴系统的月氏自称或被称为“羌渠”。“羌渠”的后代被称为“屠各”成为匈奴中的贵种，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逆转。
南单于羌渠或因其生为羌人之渠帅而得名。南匈奴自去特若尸逐就单于后，世系即无从查考。东汉顺帝永和五年（公元140年）夏，五原太守陈龟逼迫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自杀，秋，匈奴左部“句龙吾斯等立句龙王车纽为单于”。顺帝汉安二年（公元143年）兜楼储被立为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后汉书·南匈奴列传》：“呼兰若尸逐就单于兜楼储先在京师，汉安二年立之。”）。但兜楼储出于何处，他和去特若尸逐就单于休利是什么关系无从知晓。《后汉书》也未交代伊陵尸逐就单于居车兒与前任兜楼储的关系。有迹象表明匈奴中的屠各部正是在这一时期篡夺领导权登上单于宝座的。匈奴单于原本出于兰氏。《汉书》九四上匈奴传：“单于姓攣鞮氏，其国称之曰'撑犁孤涂单于’”挛即兰，鞮即氏，攣鞮就是兰氏。在东汉，匈奴单于的世系发生重大改变，单于不再出自兰氏，而出自匈奴屠各部。因此《晋书》卷97《匈奴传》说：“屠各最豪贵，故得为单于，统领诸种。”
有鬲氏的迁徙
鬲lì来锡“㈠炊具。㈡瓦瓶。丧礼用。《礼·丧大记》：'陶人出重鬲。’疏：'重鬲者谓懸重之罌也。是瓦瓶受三升。’”、gé见麦“㈢阻隔。通'隔’。㈣人和动物胸腔与腹腔之间的肌肉结构。同'膈’。㈤地名。”、è《集韵》乙革切（影麦）“㈥车轭。通'轭’。㈦以双手扼围量物曰鬲。《仪礼·士丧礼》：'苴絰大鬲。’注：'鬲，搤也，中人之手搤围九寸。’搤，同'扼’。”，越南语lịch、cách，郑张尚芳(见麦)kreeg(古核)、(来锡)g·reeg(郎擊)，中古kaeg、leag；上古麦韵为*aek=*aik，锡韵为*eak,见麦之鬲为*kraek=*craec、来锡之鬲为*reak；甲骨文中的读音为*krak/*kral、*karak/*karal。《说文·鬲部》：“鬲，鼎属实五 斗二升曰 象腹交文三足。凡鬲之属皆从鬲郞激切。 鬲或从瓦。 汉令鬲从瓦厤声。”。徐中舒主编《甲骨文字典》解字：“象鬳形，为鬳之初文。高鸿缙引董逌说谓鬳为甗之古文《字例》二篇，其说甚是，《说文》分鬳甗为二字，不确。罗振玉谓上形如鼎，下形如鬲，是甗也。古金文加犬於旁已失其形，许书从瓦，蓋为晚出《增订殷虚书契考释》中。按罗说可从。甗为古代炊器，上部为甑置食物，下部为鬲，置水加热蒸之。字形與存世之实物绝肖。又有从虍从 之 字與《说文》鬳字篆文略同，卜辞用为奉獻字，见卷十犬部獻字说解。”郑张尚芳先生鬲的拟音greeg、kreeg和Greek'希腊’的相近，使人不得不产生Greek人是从中国迁徙到西方的鬲人之遐想。《新牛津英汉双解大词典》Greek(adj.（与）希腊（有关）的；（与）希腊人（有关）的；（与）希腊语（有关）的.n.1.（现代）希腊人；希腊人后裔.2.（古）希腊语（印欧语系希腊语族的惟一语言）.3.<美>有希腊字母名称的大学男生联谊会（或女生联谊会）成员.)：Old English Grēcas'the Greeks’,from Latin Graeci,the name given by the Romans to the people who called themselves the Hellenes,from Greek Graikoi,which according to Aristotle was the prehistoric name of the Hellenes.《培根词汇》Greek(n.)：Old English Grecas,Crecas(plural),early Germanic borrowing from Latin Graeci'the Hellenes,’from Greek Grakoi.Aristotle,who was the first to use Graikhos as equivalent to Hellenes('Meteorologica’Lxiv)，wrote that it was the name originally used by Illyrians for the Dorians in Epirus,from Graii,native name of the people of Epirus. The Germanic languages originally borrowed the word with an initial -k- sound(cf.Old High German chrech,Gothic Kreks),which probably was their initial sound closest to the Latin -g- at the time;the word was later refashioned.
Greek（希腊人）一名出自鬲*craec。蒙森称：“在罗马的语言里，有一个来历不明的古字，这就是用来称呼每一个希腊人的Graius或Graicus”（《罗马史 第一卷》，商务印书馆，2005年4月，第11页）在本书第十章中蒙森又说：“在古希腊民族上升之前，意大利人就已经知道有希腊民族（Griechenvolk），以及意大利人对希腊人的称呼源于古希腊（Hellas）早就灭绝的部族Grai或Graeci”（第120页）在同页的附注①中蒙森认为希腊人（Graeker）这个名称“大概在更远古时，属于一个希腊本土的杰出种族或种族集团所专用，然后才由此推广及于整个民族。”罗马字母G是在字母C上加一撇而成，伊斯特林称：“稍晚一些（公元前三世纪），在字母z的位置上用了字母G。这个字母是在字母C上加一小直线构成，它就用来表示辅音g，而字母C开始只用于辅音k的音值。”（《文字的产生和发展》，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6月，第372页）。Graicus一名在字母G尚未发明之前应写作*Craicus。布龙菲尔德称：“希腊民族的拉丁名字Graeci['grajki:]，后来读作['grɛ:ki:]，是公元初期借入日耳曼诸语言的，开头的音出现为[k]，如哥特语krēkōs，古英语crēcas，古高德语kriahha'希腊人’（复数）。显而易见，拉丁语的浊塞音[g]在音响上更接近日耳曼语的清塞音[k]，而不大象我们标作[g]的日耳曼语音位，如古英语grēne（今green（青，绿））；大概在借入这个当'希腊人’讲的古词时，日耳曼语的[g]或许是个浊擦音。”（《语言论》第550页）日耳曼语借词表明“希腊人”一词的词首辅音最初是k而非g。日耳曼语“希腊人”一词的词首辅音k只能表明日耳曼语之“希腊人”是更为古老的形式，它有可能是在很早的年代通过希腊人或别的族群进入日耳曼语的。大流士一世（公元前522-486年）贝希斯敦（Behistun）中的Sakā在希罗多德的《历史》中作Sacae，希腊人将波斯语的ā对译为ae；*Craicus中的*Craic可视为出自*Crāc。如果希腊（Hellas）中的-las相当于伊特鲁利亚语的族名语尾enas，那么Hellas中的词根Hel可视为出自*car。
苏秉琦先生称：“鬲的形制尤其特异，在西方似乎从没有发现过与它类似的器物。所以它似乎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特别产物，同时，在中国的古文化中，它的存在又特别普遍而长久，所以竟可目为中华古文化的一种代表化石。”三袋足器可用任何现成的加热容器（如罐、釜）或容器（如尖底瓶）作为主容器再外接三袋足而形成。关键的创新是外接三袋足，技术难点是三袋足与主容器的无缝连接。将任一容器的腹部掏空，捏合上三袋足，就成为三袋足器；因此，主容器的形状、是否有流、有鋬、有耳等特征并非界定三袋足器演化阶段的标志。三袋足器的主要好处是增加了容器和火的接触面积，能更好地利用热能；同时，三袋足使主容器底部和燃料保持适当距离，有利氧气的进入、促成燃料的完全燃烧。三块石头可构成简易之灶。三袋足器的三袋足相当于支撑容器的三块石头。三袋足器相当于简易之灶，可省却了寻找石头或搭灶的麻烦，更便于流动中使用。三袋足器之空袋足与鼎之实心足相比，制作较为困难、也更易破碎。虽然如此，鬲仍然传入了彩陶文化中。仰韶文化中就有鬲。继齐家文化之后在洮（当与陶唐有关）河、大夏河流域及兰州附近出现的辛店文化中，还出现了彩陶鬲。殷商和周人则用青铜来铸造中国古代这种最具特色的标志性器物。周代的铜鬲及周代金文中的“鬲”（三袋足加长圆柱形口）字与上古的陶鬲如出一辙表明它们是一脉相传的。周人顽强地保留了这种不易制作的器物，表明周人是鬲人的传人。在用当时的贵金属来制造受热容器铜鬲时，铜鬲的容积不如同等材料制作的铜釜的问题凸显出来。马承源先生称：“春秋早期鬲多沿袭西周晚期的式样，中晚期也出现一些变体，战国晚期便逐渐消失”（《中国青铜器》第120页）
制作上的麻烦和不经济以及贵重材料上的浪费确可视作铜鬲退出历史舞台的原因，但鬲消失的主要原因当是膛灶的出现和普及。
将希腊语Graikoi（希腊人）比作鬲人的最大障碍是希腊文化中并没有鬲，这一事实似乎使Graik比对成鬲的尝试变得毫无意义。然而，我们可以用鬲在中国消失的同样理由来解释这一难题。鬲人Graikoi当在向西迁徙的过程中曾和使用膛灶的族群发生融合，导致他们舍弃了自己特有的灶锅合一的炊具——鬲。对膛灶的使用同样是西迁的鬲人Graikoi（希腊人）放弃其传统炊具的主要原因。希腊文明与中华文明相隔遥远，在一般人眼中，两者在古代不可能发生交往。然而仔细梳理希腊出土的早期文物，我们仍能发现中华文明留下的丝丝痕迹。出现在希腊文明中的中国元素首推中国的特有器物——鼎。在迈锡尼语词ti-ri-po-de旁边有一个迈锡尼宫廷用来烹煮食物的三足鼎的意符，这个词与希腊语中的tripode一词几乎完全相同，而英文词tripod（意思是“三足鼎”）便是从该希腊词中派生出来的。鼎dǐng，越南语đỉnh，金尼阁tìm，郑张尚芳(端青)teeŋ?＜kl'(都挺)。迈锡尼语词ti-ri-po-de还是汉语鼎读音的来源：ti-ri-po-de＞*ti-po＞*ti-mo＞鼎*tim(o)。
鬲器是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开始出现的。安特生《甘肃考古记》记载甘肃鬲器发见说：“于齐家、仰韶、马厂三早期中，鬲之踪迹，突无所见，同时鼎器亦极稀少，或竟不遇。盖著者查甘肃旅行之手簿中，仅载仰韶遗址之陶鬲残足一件耳。惟至甘肃远古文化之第四期，鬲之发见，则渐丰富，而第五第六2期，则特式之鬲极为寻常矣。”安氏因此断定鬲器有从山西、河南交界处，向西北传播的趋势，他说：“是则鬲器自山西、河南交界处之发源地，向西北缓缓传播而流入甘肃之中部，盖实可信之事也。”鬲是上古时代中国文化的代表性器物，发源于陕、豫、晋的交界地区，是由东向西传播的。徐中舒称：“如'胡’必为使用壶的民族的名称，'曾’必为使用甑民族的名称，这如同支那china为使用瓷器民族的名称一样”在古代普遍存在以族名为其特殊器物或其发明物命名之习俗，这是因为族名具有更高知名度之故。鬲人至迟在新石器晚期就已经占据陕、豫、晋交界处。《左传·襄公四年》载夏代的遗事说：“靡奔有鬲氏……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于过，后杼灭豷于戈，有穷由是遂亡。”有鬲氏成为靡（在乌孙语中意为王）振兴有夏的重要基地。鬲器随着有鬲氏而传播。
朱开沟遗址是1974年发现的。朱开沟文化遗址位于窟野河的发源地——鄂尔多斯（Ordos）伊金霍洛旗纳林塔乡朱开沟村。朱开沟遗址可划分出从龙山时代晚期至早商晚期的三期五段。墓穴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通常为单人仰身直肢葬。房址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白灰面建筑，门向南或东南，圆形地面灶。陶器组合有：厚缘唇矮领大袋足鬲、各型花边口沿鬲、单把鬲、敛口或敞口盆形甗、三足瓮、盉、高领折肩罐、大口尊、豆、盆、碗和小罐等。朱开沟遗址的三袋足器非常丰富，全部陶器中三袋足器约占半数以上，尤其是各种形式的鬲格外发达。根据鬲的造型，可分八型。鬲器的发达表明朱开沟遗址是鬲族*Crak/*Carak遗址。朱开沟文化一段（距今4200年左右）为森林草原景观；第二、三段（距今4000～3800年间）属于灌丛草原景观；至第五段（距今3500年左右）时，木本以耐寒的松、杉为主，耐干旱的草本植物蒿、藜为多数，已接近典型的草原景观。在朱开沟遗址的发掘中，获取各种动物碎骨999件。经北京大学考古系黄蕴平老师鉴定，其动物种类以家畜为主，野生动物较少，计有猪、绵羊、牛、狗、马鹿、狍、青羊、双峰驼、獾、豹和熊。这些动物碎骨反映的信息中最值得关注的是：朱开沟遗址没有马骨却有双峰驼遗骨。没有马骨表明朱开沟文化没有马匹。双峰驼遗骨表明朱开沟遗址附近曾有双峰驼，它们可能是野生的也可能是蓄养的。如果双峰驼是朱开沟人蓄养的，他们可能开始以双峰驼为交通运输工具。朱开沟遗址的家畜有羊、牛、猪、狗，其中猪和羊的比例为34%和35%，其次是牛占15.7%，狗最少仅占4.9%。牛和羊是一种适合放牧的动物，要饲养它们需要专人照管，可以推测，当时畜牧业和农业生产可能已有了一定的分工。羊以绵羊为主、山羊的数量极少，说明这一带的当时地势和当时气候适合于绵羊生活。金文羊的螺旋状大角表明汉语的羊是指绵羊，羊的读音则出自羌/姜*kram[羊（以陽）laŋ（與章），中古yeom，金尼阁iâm，英语ram；羌（溪陽）khlaŋ（去羊），中古kheom，金尼阁kciām；姜（见陽）klaŋ（居良），中古keom，金尼阁kiām]。在突厥语碑铭中kony'羊’又作koń、koy，从突厥语kozï羊羔中可以清楚地看到突厥语的羊是ko（因为羊羔即羊子，zï为子，ko必然就是羊。日语胡为ko）。杰拉尔·克洛松爵士在翁金碑上读到了koò'绵羊’，突厥语的羊*ko最初指的当是绵羊。中国胡人、羌人饲养的是当地的绵羊品种。猎获的野生动物占兽类总数的10.4%，说明狩猎也是一项重要的辅助性生产活动。再从墓葬殉牲习俗的变化看，在朱开沟第一、二段墓葬中殉葬猪下颌骨，第三段开始在大型墓中还殉葬数量较多的羊下颌骨，说明朱开沟文化至少从第三段开始，畜牧经济已经比较发达。在朱开沟遗址文化中，第一阶段饲养猪的数量远远多于牛和羊的总和，表明第一段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原始农业生产居绝对的主导地位。第二段饲养的家畜数量较前段有显著的增多，尤其是羊的数量已超过猪的数量。表明此时的畜牧业发展迅速。至距今3500年左右，朱开沟文化晚期出现了鄂尔多斯式青铜器，有青铜匕首、铜刀、护胸铜圆泡和铜鍪等。典型北方系青铜器的出现，标志着畜牧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代表农业文化的二里岗上层文化很快退出了鄂尔多斯。“朱开沟文化的生产工具，主要是磨制的石斧、石刀和石（骨）铲。其中石斧有相当数量是作为劈木材用的石楔，石刀的数量较多，说明农业经济比较发展”朱开沟文化中没有发现石镰。朱开沟文化的农业只能是刀耕火种的“火耕农业”。“火耕农业”是原始农耕方法，其特点是用刀、斧砍伐山林并就地焚烧后，以灰烬作肥料进行作物的播种。一般五年后必须丢荒休耕另辟新地。此种耕作方法易造成大批森林毁坏，从而使生态环境失衡。铁锄、铁犁出现后，刀耕火种农业渐为锄耕农业和犁耕农业所代替。
鄂尔多斯与陕北、晋北相临，当与白狄鬼方关系密切，将朱开沟遗址视为鬼方的一个文化遗址应无大谬。三袋足器是鬼方文化的代表性器物。鬲——这个极富特色的器物——的传播出乎人们的意料。三袋足器鬲的传播同时意味着鬲人（有鬲氏）的迁徙。中国上古文化中的特殊标志物——鬲——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发现具有特殊的意义。鬲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存在表明了鬲氏在外贝加尔地区的存在，卡拉克苏文化中的鬲表明了这个文化渗入了鬲氏因素。外贝加尔地区的有鬲氏只能是鬲昆（即坚昆）。鬲昆*Karak-kun/坚昆*Kan-kun（堅（见先）kiin（古贤），中古kean。鬲昆/坚昆为*Kara(g)gur/*Kara(g)ghur的对音，义为鬲姓，而非黑姓）是迁徙到外贝加尔地区的鬲氏。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黠戛斯源自中国，他们就是被匈奴称之为大（太）胡的羯胡。
苏联在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发掘了一系列被称为“卡拉苏克文化（Karasuk）”（因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卡拉苏克河而得名。Karasuk意为黑色之索。索suk为塞Sak之音转。古突厥语的水为sub。《周书·突厥传》称：“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的青铜遗址。这种文化约属公元前十二世纪至前七世纪，即相当于中国殷商晚期、西周和春秋初期。遗址分布很广，东边达贝加尔湖一带，大部分是墓葬，比较集中。卡拉苏克时期最常见的遗迹乃是墓葬。墓中有石棺，用石板制成，形状为梯形。棺内的骨架或者屈肢，或者仰身直肢；头颅通常置于石棺较阔的一侧，石板覆盖棺材后，用泥土封严。墓的四周用薄石块或毛石筑成方形（偶尔亦作圆形）的围墙；每座墓葬都用这类围墙隔开，有的围墙多达两圈或三圈。在没有石头的地区，如鄂毕河地区，则改用其他材料。大部分墓葬都只葬一人，有些则葬一对配偶，或者一名妇女和几个孩子。随葬品多种多样：头旁通常放置一两碗饭，肉则置于脚畔。卡拉苏克的陶器呈球形，其底部或圆或平。所有陶器均为手制。频繁出现的一种图案乃是山形纹和回形纹。卡拉苏克文化中最令人惊讶的陶器是中国的鬲。卡拉苏克时期最常见的工具乃是青铜匕首，其刃部呈弯钩形、凸形、凹形或平直形。在石模或陶模中铸造，柄端制成环形、蘑菇形、动物头形，或者整个动物形状。考古发掘表明，当时首次出现了具有骨制颊片的笼头。外贝加尔卡拉索克石棺墓及有关遗址中出土的蛇纹鬲与朱开沟文化五段的鬲之间有较大的空缺。外贝加尔同类遗存中尚出土1件素面鬲，从其器腹圆鼓及柱状高足根的造型看，与魏营子类型和夏家店上层文化的鬲近似。从外贝加尔卡拉索克文化的器物组合看，其主要文化因素属于鄂尔多斯式青铜系统，但石棺墓的葬俗及柱足根陶鬲的作风，显然受魏营子类型和夏家店上层早期文化的影响。
卡拉苏克文化在公元前八世纪左右，逐渐被塔加尔（Tagar）文化（由米努辛斯克附近叶尼塞河中塔加尔岛得名）所代替。塔加尔文化一直延续到公元前二世纪。据发掘资料表明，约在塔加尔文化的中期（公元前4世纪～前3世纪），铁器已经开始使用，居民主要从事定居的农业，也在一定程度上兼营畜牧。他们的居处，从米努辛斯克附近的博雅雷山岩画中可看出，是一些原木房屋和草泥屋，草顶，屋内设有炉灶。画的边缘有一座钟形的毡子帐篷，四周画着走动的山羊群和鹿群。这个画面和《新唐书》关于黠戛斯“冬处室，木皮为覆”“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氈（即毡）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的记载相符合。塔加尔人的墓葬通常是一个家庭合葬，其中男尸一具、女尸一具或两具，有的死者身上的装饰品很多，身旁放置有兵器和工具。在早期墓葬中，全部男子都带有武器，许多妇女也用短剑和战锤武装起来。由于塔加尔文化拥有女战士，这个文化的主人可能是Sarmatae人。
吉谢列夫在研究卡拉索克文化的时候，曾这样推测：“在当地的土著之间已经混入了中国北方人型的人种成分，他们是因为商殷及周初的扩展到那儿去的，利用了这些新的成分，便造成了南西伯利亚高度发展的'卡拉索克’文化。”他这个推论所据的理由是，因为在安阳殷墟发现了与卡拉索克相似而又早于卡拉索克的兽首铜刀。这种铜刀又恰是鄂尔多斯青铜文化的典型器物。吉谢列夫没有指出移动到南西伯利亚的是中国的什么人。卡拉索克文化中的鬲器昭示了这些人的身份。移动到南西伯利亚的是中国的鬲族*Karak（*Krak）——夏羯，他们就是以后见诸史册的鬲昆/坚昆*Karaghur/黠戛斯Kirghiz。促使南西伯利亚卡拉索克文化的发展，沟通南西伯利亚与中原地区的文化联系的，正是移动到南西伯利亚与中原之间的夏桀（羯*Kar）。乌恩在《朱开沟文化的发展及其意义》一文中，总结了他以往有关北方式青铜器的研究成果，提出：“卡拉索克文化的某些青铜器如短剑、刀、弓形器、管銎斧和戈等显然是受中国北方青铜文化的影响。”并且得出如下结论：“中国北方、蒙古和外贝加尔地区的青铜时代分布有物质文化颇为一致的文化带，陶器以蛇纹鬲、花边鬲为代表，青铜器以兽首和铃首匕首式剑、环首或三凸纽环首及兽头弧背弯刀为代表。中国北方鄂尔多斯腹地朱开沟文化提供了花边鬲、蛇纹鬲及北方式青铜短剑、刀的最早形式。应该说，朱开沟文化是北方草原青铜文化的重要源头之一。”也就是说，商周之际的北方青铜器向北一直传播到蒙古的东部、北部和外贝加尔地区。夏文化的标型器——鬲和戈的出现表明外贝加尔地区含有夏文化成分。这些夏人就是中国史籍所载之坚昆*Karagur。蒙古语对乞儿吉思人的称呼也印证鬲昆就是有鬲氏。蒙古人称乞儿吉思人为客儿古惕Keregut（《萨囊彻辰书》页56，Ⅰ.19），其中的词根Kereg对应汉语的鬲，-ut则是蒙古语的多数词尾，客儿古惕Keregut意即鬲氏。
米努辛斯克及其附近为坚昆之地，米努辛斯克及其附近的卡拉苏克文化或塔加尔文化当是坚昆文化。我国春秋时居住在今河北、山西、陕西北部一带的白狄，及白狄狐姬（稽胡）的前身——殷时的鬼方，与贝加尔湖一带的坚昆是异名同族。解放以后，我国考古工作者在今陕西、山西北部的绥德、石楼、保德、忻县等地，发掘了一批殷代晚期的遗址，出土的青铜器中有一部分就与典型的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器相似。特别是曲柄青铜刀，不论从形式、制作都大致相同。而另一部分青铜器，如簋、壶、觚、鼎、爵等，又与殷代晚期典型的同类器物相似。这一带是殷周时鬼方活动的地区，出土的青铜器表明：这一地区的文化与贝加尔湖西的卡拉苏克文化有一定的亲属关系。不仅如此，我国长城内外、蒙古草原出土的青铜器均与卡拉苏克文化的青铜器相似。而且在人种类型上我国北部的古代居民与卡拉苏克文化的古代居民也十分相似。
大约从商周之际开始，我国北方民族与蒙古、贝加尔地区的居民便有了接触。贝加尔地区出土的兽首刀、剑显然是中国北方兽首刀、剑的发展型。至西周时期，燕山南北地区与贝加尔地区的联系更为密切，如圣彼得堡冬宫博物馆收藏的米努辛斯克盆地出土的立式羊形和野猪形柄首铜刀，其动物纹风格与建平县采集品、隆化骆驼梁八号墓及宁城小黑石沟出土品完全一致。北方民族青铜刀、剑柄部的动物造型，由商代晚期的圆雕动物头柄首发展到西周时期的圆雕立式动物柄首的演变规律是清楚的。严文明先生在谈到中国三大文化区系时认为：中国东方是鼎文化区，包括新石器时代早期的釜和支脚，因为两者结合便形成鼎；西方是鬲文化区；北方为筒形罐文化区（红山文化）。林沄在《两个现象，一个假说》一文中提到：“如果叶尼塞河乃至鄂毕河中上游地区的压印纹平底筒形器是东方起源的文化传统，那么这种文化因素的西进，显然应始于新石器时代。”“在绝大部分尖圜底或圜底的阿法纳羡沃文化陶器上，可看到一个奇妙现象：有相当多陶器的纹饰都可以在草原东端的新石器时代陶器纹饰中找到对应的关系。”内蒙古东南部正是联系北亚和东亚的窗口，这与潘其风关于草原地区人类体质形态类型的研究结果也相吻合。从内蒙古中南部的考古发现证明，从仰韶时代中期始，东部的筒形罐文化因素已西进至鄂尔多斯地区，说明人种混乱的现象至少从新石器时代已经开始了。
蒙古地区早期铁器时代的主要文化之一即是石板墓文化。墓的特点是成方形的矮小围墙，用垂直置放的石板砌成；因此被称为“石板墓”。大部分石板墓可以上朔至斯基泰时代（公元前七至三世纪），有一些则显然要早得多。在贝加尔湖地区发现了较晚的石板墓。公元前一千纪，蒙古中部、东部与外贝加尔湖地区构成了单一的人种-文化区。石板墓文化属于典型的蒙古人种北支。石板墓文化的起源并不十分清楚，这个文化可能是夏家店文化的分支。夏家店上层文化的墓葬有大型石椁木棺葬、小型石椁木棺葬、石棺墓和木棺墓四种，等级分明。以石块（石板）垒砌的长方形葬具最有特色。头向多朝东，仰身直肢为主，侧身葬很少。宁城南山根M101石椁墓出土的资料，是夏家店上层文化具有代表性的器物群。
朱开沟文化的墓葬形制，除包头西园为长方形竖穴横洞墓外，均为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地处鄂尔多斯草原的桃红巴拉和阴山北侧的呼鲁斯太墓地，墓葬呈南北方向，死者头向北；地处阴山南麓的包头西园和地处蛮汉山地的毛庆沟、崞县窑子墓地，墓葬呈东西方向，死者头向东。秦汉时期鄂尔多斯及黄土高原地区的匈奴墓葬基本上继承了春秋晚期以来白狄的丧葬习俗，如普遍流行长方形竖穴土坑墓，墓坑呈南北向，死者头向北，单人仰身直肢葬。普遍殉牲，以马、牛、羊的头和蹄为主。从随葬品的种类和特征看，除中原式文物外，其他长方形动物纹腰饰牌、环、管状饰、铃、环首铜刀和铁刀等，同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品相似。
黠戛斯实行火葬。《新唐书》记载黠戛斯的丧葬习俗为：“丧不剺面，三环其尸，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黠戛斯的丧葬习俗既不同于卡拉苏克的丧葬习俗，也不同于匈奴的丧葬习俗，更与高车的丧葬习俗有别。义渠、羌人、突厥、羯胡和日耳曼人都实行火葬，实行火葬的黠戛斯和前述诸族关系更为密切。在一个古代文化中，可以存在不同的葬俗。如在古罗马，苏拉所在的氏族实行土葬，而凯撒所在的氏族却行火葬；又如古代秦人普遍行屈肢葬，但秦人的国君们却行直肢葬。《新唐书》所记黠戛斯的火葬习俗为普遍的大众习俗，卡拉苏克文化石棺中的直肢葬则是坚昆的上层。周姬行直肢葬，稽胡“其丈夫衣服及死亡殡葬，与中夏略同”，可能都是古公亶父“贬戎狄之俗”实行大变革的结果。
“坚昆”在《史记》中称为“鬲昆”。“鬲昆”一名和“鬲昆”之地发现鬲表明“鬲昆”是鬲的携带者和传播者，这也意味着“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所谓“北欧人种”鬲昆人出自鬲的发源地——山西、河南交界处。山西、河南交界处既是鬲的起源地，同时也是“北欧人种”日耳曼人的起源地之一。鬲（gé）和戈（gē）皆是Ger人（即日耳曼German）发明和传播的。鬲既然能传播到离鬲的起源地相当遥远的外贝加尔地区，它的向西传播不可能在宁夏就嘎然而止。鬲传播到离它的起源地更近的新疆的几率是非常大的。且末一名表明古代新疆同样有羯（Car）人在那里活动。且末Calmadana在回鹘文中作Sarmadan，因此Sar有可能出自Cal或Car（羯），Sarmat-ae可能出自Calmad-ana。新疆和甘肃、内蒙古毗邻，并无地理上的阻绝，很早就存在交通古道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中国上古文化的标志物——鬲和戈——传播到那里并不存在地理上的障碍，在新疆以及哈萨克斯坦、瓦罕走廊发现上古中国文化的鬲和戈应是可期待的事情。
黠戛斯
黠戛斯为古老的民族，《史记·匈奴列传》作鬲昆，汉时又作隔昆，《三国志》注引《魏略》作坚昆；《新唐书》作黠戛斯，又作戛戛斯；辽史作辖戛斯；《北使记》作纥里迨斯，《西使记》为乞里乞四；《元史》有吉利吉斯、乞力吉思、乞儿吉思诸名；今称柯尔克孜、吉尔吉斯。鬲昆是从中原迁徙到叶尼塞河流域的有鬲氏。《新唐书》对黠戛斯的源流、风土人情、习俗、语言等有较详细描述。《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七下《回纥下》称：“黠戛斯，古坚昆国也。地当伊吾之西，焉耆北，白山旁。或曰居勿，曰结骨。其种杂丁零，乃匈奴西鄙也。……故后世得其地者讹为结骨，稍号纥骨，亦曰纥纥斯云。众数十万，胜兵八万。……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以黑发为不祥。黑瞳者，必曰陵苗裔也。男少女多，以环贯耳，俗趫伉。男子有勇黥其手，女已嫁黥其项。杂居多淫佚。……以三衰为一时，以十二物纪年。……每雨，俗必得铁，号迦沙，为兵绝犀利，常以输突厥。其战有弓矢、旗帜，其骑士析木为盾，蔽股足，又以圆盾傅肩，而捍矢刃。其君曰'阿热’，遂姓阿热氏，建一纛，下皆尚赤，余以部落为之号。……服贵貂、豽……阿热驻牙青山，周栅代垣，联氈为帐，号'密的支’，它首领居小帐。……其官，宰相、都督、职使、长史、将军、达干等。……呼巫为'甘’……丧不剺面，三环其尸，乃火之，收其骨，岁而乃墓，然后哭泣有节。冬处室，木皮为覆。其语言文字，与回鹘正同，法最严，…… 东至木马突厥三部落，曰都播、弥列、哥饿支，其酋长皆为颉斤，桦皮覆室，多善马，俗乘木马驰冰上，以板籍足，屈木支腋，蹴辄百步，势迅激，夜钞盗，昼伏匿。坚昆，……景龙中，献方物，中宗引使者劳之曰：'而国与吾同宗，非它蕃比。’。乾元中为回纥所破，自是不能通中国。后狄语讹为黠戛斯，蓋回鹘谓之，若曰黄赤面云，又讹为戛戛斯。回鹘稍衰，阿热即自称可汗。其母，突厥施女也，为母可敦……注吾合素，注吾，虏姓也；合，言猛；素者，左也，为武猛善左射者。”《新唐书》中最值得关注的是：白面（'皙面’）和黄赤面（'黠戛斯’）的对立以及唐中宗自称和黠戛斯同宗。
黠xiá胡八切（匣黠），郑张尚芳（匣黠）griid（胡八），中古hwaad，越南语hiệp、hiệt，所对译的突厥语音节可拟作*Qar；戛jiá古黠切（见黠），郑张尚芳（见黠）kriig（古黠）读若棘，中古kaad，越南语嘎（gā见黠）ca、恝（jiá《集韵》讫黠切，见黠）giáp，所对译的突厥语音节可拟作*kar/*gar；斯sī息移切（心支），郑张尚芳（心支）se（息移）朱俊声云斯为会意字 其非声，中古se，越南语ty、tư，支谦译ś、支谶译śahri、(v)si、帛延译se、康孟祥、竺大力译sya为斯。黠戛斯可还原为*Qarka(r)s、*Qarga(r)s，它和黠戛斯的突厥语名称kïrkïz（Kirghiz）相对应。黠戛斯*Qarga(r)s即蒙古国西部吉尔吉斯湖（Khyargas Nuur）之Khyargas，也就是说Khyargas Nuur可更为准确地翻译为黠戛斯湖。Khyargas中的-gas和Tabgač中的-gač是同一后缀，Tabgač在公元七世纪Théophylacte的《历史》作Taugast（桃花石）；这个后缀出自古塞语γar（i）'地区；国家’。古塞语γar（i）和蒙语格儿ger'帐幕，房子’似出自汉语的“家”（（见麻）kraa（古牙），中古ka）。《新唐书》称黠戛斯系回鹘语对坚昆的称呼，意为“黄赤面”；这一称呼讹为戛戛斯（*karkars）。突厥语名称kïrkïz是和中国的译称坚昆*Keankon（对译*Karghur）、居勿*Kywuud[居（见鱼）ka/-s（九鱼）、（见之）kɯ（居之），中古ky、kii；勿（微物）mɯd（文弗），支谶译bud、康僧铠译mud为勿，中古wuud，越南语vật；支谶译mun、支谦译muc、康僧会译mud、mūr为文；居勿*Kywuud对译*Kirgur或*Kirmūr]、结骨*Keadkod[结（见屑）kiid（古屑），中古kead，越南语kết；骨（见没）kuud（古忽），中古kod，越南语cốt；对译*Kirgur]、纥骨*Hwodkod[纥（匣没）guud（下没），中古hwod，越南语hột；对译*Gurgur、Qurgur]、纥纥斯*Hwodhwods[对译*Gurgurs、*Qurgurs]一致的。鬲昆/坚昆中的昆在汉语中有“子孙、后代”[后嗣、子孙亦称昆。昆之声母k音转为s即是孫。孫（心魂）suun（思浑），中古son。昆*kun中的元音u音变为ü即是突厥语kün'日，太阳’。昆*kun中的声母音转为s，产生英语sun（原始日耳曼语*sunnon、古英语sunne、古诺斯语古撒克逊语古高德语sunna、哥特语sunno）、son（原始日耳曼语*sunuz、古英语古撒克逊语古弗里斯兰语古高德语sunu、古诺斯语sonr、哥特语sunus）。昆*kon之'子孙，后代’义源自和田塞语-kula'子孙，后代’或匈奴语'孤涂’]之义，但也可能是突厥语ghur/gur'姓’、蒙古语gūr'民’之音译；鬲昆可释为鬲之子孙、鬲姓或鬲民。黠戛斯的名称kïrkïz是古老族名坚昆*Kargur在突厥文中的音变形式，其族名词根为kïr而非突厥文词根kïrk'40’。Kïr-即日耳曼German的词根Ger-，坚昆*Kargur意即羯（夏）姓，kïrkïz意为姬(*Kii、Yii)姓。黠戛斯人的名称Kirghiz并非意指“四十”（kirk-iz），也不是“40个少女”（Kirk Kiz）。坚昆*Kankon/*Karkon/*Kargur中的后缀-昆也可解释成吐谷浑、鄂尔浑、嗢昏中的-浑/-昏，还可解作汉语的'昆’（kūn见魂，中古kon，越南语côn）或'君’（jūn见文，中古kuun，越南语quân）。《晋书·刘曜载记》：“俄而洛水侯者与勒前锋交战，擒羯。送之。曜问曰：'太胡自来邪？其众大小复如何？’羯曰：'大胡自来，军盛不可当也。’”匈奴刘曜称羯胡石勒为太（大）胡。坚*Kar昆当是羯*Kar胡之一支。郅支单于的得名可能与坚昆有关。郅支骨都护（侯）单于不宜解作郅支·骨都护（侯）·单于，因为骨都侯是匈奴中较为低级的大官，它和后面的单于似有冲突。若将郅支骨都护（侯）单于之'郅支骨’还原为*Catyegur/*Carigur（郅zhì照质，越南语chất。梵语c-在后汉三国时期通常译为照母，摄摩腾、竺法兰译tye为支），那么“郅支骨都护（侯）单于”就是“*Carigur都护单于”即坚昆都护单于。郅支单于本名呼屠吾斯*Quturgus[呼（晓模）qhaa（荒岛），中古ho；屠（定模）daa（同都）、（澄鱼）da（直鱼），中古do、dry；吾（疑模）ŋaa（五乎）、（疑麻）ŋraa（五加）允吾 汉县，中古ŋo、ŋa。吾斯对译的当是gus/gas]，被其弟呼韩邪单于立为左谷蠡王，后来自立为郅支骨都护单于。宣帝五凤四年（公元前54年）郅支战胜他的弟弟呼韩邪单于，都于单于庭。呼韩邪单于向西汉称臣，于宣帝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正月在甘泉宫朝见天子。呼韩邪单于这次到西汉入朝称臣，在长安住了一个多月。郅支单于因中国保护呼韩邪单于，而觉得自己的力量不能统一匈奴，于是就向西方迁徙。乌孙小昆弥乌就屠地处伊犁河流域又是匈奴之甥，所以郅支单于一度想联合乌就屠。《汉书·匈奴传》说：郅支“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近乌孙，欲与并力，遣使见小昆弥乌就屠。乌就屠见呼韩邪为汉所拥，郅支亡虏，欲攻之以称汉，乃杀郅支使，持头送都护在所，发八千骑迎郅支。郅支见乌孙兵多，其使又不反，勒兵逢击乌孙，破之”。郅支击败的乌孙军队就是迎战他的八千骑，乌就屠是后来才死的。郅支击破乌就屠的军队之后，转向北上进攻呼揭、坚昆、丁令。《汉书·匈奴传》：“因北击乌揭，乌揭降，发其兵西破坚昆，北降丁令，并三国。数遣兵击乌孙，常胜之。坚昆东去单于庭七千里，南去车师五千里，郅支留都之。”郅支留都坚昆后，“初元四年（公元前45年），遣使奉献，因求侍子，愿为内附。”（《汉书·陈汤传》）。郅支击破乌就屠的时间大致在公元前50年左右。后来康居将郅支单于迎置在康居东边的都赖水。郅支单于在元帝建昭三年（公元前36年）被西汉甘延寿、陈汤所率的四万余胡汉联军杀死在都赖水郅支城。郅zhì照质'大，盛’，郑张尚芳（章质）tjig（之日），中古tʂid，越南语chất；桎zhì照质、窒zhì知质，越南语皆为trất；郅之古音可拟为*trat/*tart。梵语ty-可译为照母，摄摩腾、竺法兰译tye、支谶译ke、支谦译ci为支（照支）；郅*trat＞*tyat即是照质。郅支可拟为*trattye或*tartye、*tartā（可和塔塔尔Ta(r)tar相比对）。都（端模）taa（当孤），中古to；赖（来泰）raads（罗蓋）本从剌声，中古lāis；支谶译ta为都（端模）、译rāṣ为赖，都赖可还原为*tarāṣ；都赖*tarāṣ水即今塔拉斯Talas河。都赖水*tarāṣ可能因郅支*tartā而得名，若然，吉尔吉斯斯坦的塔拉斯和哈萨克斯坦的塔拉兹之名都出自郅支城。
“人皆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黠戛斯是典型的北欧人种，他们和日耳曼人是同一种族。坚昆人的头发以赤发和黄发为主并杂有黑发。《酉阳杂俎》卷4称：“坚昆部落非狼种。……其人发黄目绿，赤髭髯；髭髯俱黑者，汉将李陵及其兵众之胤也。”狼种指突厥。《周书》卷五○《突厥传》云：“旗之上，施金狼头。侍卫之士谓之附离，夏言亦狼也；盖本狼生，志不忘旧。”明言突厥为狼种。赤狄犬种（吐蕃也是犬种赤狄。《旧唐书》卷一九四《突厥传上》：（开元十三年）小杀（毗伽可汗）与其妻及阙特勤、噋欲谷等环坐帐中设宴，谓（袁）振曰：“吐蕃狗种，唐国与之为婚，奚及契丹，旧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后请结和亲，独不蒙许，何也？”），突厥狼种[马长寿先生认为，狄历、丁零、敕勒及隋唐时期的铁勒、突厥等名称，皆是从突厥语“Türk”一词翻译来的。这就是说突厥就是铁勒、敕勒、丁零、狄历、赤狄。扬圣敏《突厥即铁勒考》对照古突厥文和汉文双语碑铭与汉语文献，发现二者在记载相同的事件时，凡汉文史籍作铁勒之处，突厥语碑文都记为Türk（突厥），因此Türk即铁勒。在突厥文的《暾欲谷碑》、《阙特勤碑》和《回纥保义可汗碑》中，将属于铁勒的薛延陀、回纥等部冠以突厥之族称。突厥即铁勒在阿拉伯文的“突厥”一词的复数Atrāk中也得到印证，trāk即铁勒，而Atrāk（乌氏王）可译为阿史那。突厥苾伽可汗亦承认与铁勒同族。他在开元二十年（732年）立的《阙特勤碑》突厥文铭文中称：“九姓回纥者，吾之同族也。”九姓回纥原称九姓铁勒，回纥成为铁勒诸部之首后才改称九姓回纥。乌孙、乌氏为赤狄，狼与狗有着共同的祖先]，匈奴却祠龙。“坚昆部落非狼种”表明坚昆部落并非突厥。《周书·突厥传》又云：“突厥之先，出于索国，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谤步，兄弟十七人，其中一曰伊质泥斯都，狼所生也。……一孕而生四男：其一变为白鸿；其一国于阿辅水、剑水之间，号为契骨；其一国于处折水；其一居践斯处折施山，即其大儿也。山上仍有阿谤步种类，并多寒露，大儿为出火温养之，咸得全济，遂共奉大儿为主，号为突厥，即讷都六设。讷都六有十妻，所生子皆以母族为姓，阿史那是其小妻之子也。”阿辅水、剑水之间的契骨即坚昆。阿辅水即今阿巴坎河，剑河是指叶尼塞河上游。索国大概就是匈奴冒顿所征服之薪犁。《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冒顿东灭东胡，南灭楼烦、白羊，西击月氏，北取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西北并征服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索suǒ，郑张尚芳（心铎）slaag（苏各）、（生陌）sraag（山戟）、（生麦）sreeg（山责），中古sag、ʂog、ʂaeg，越南语sách、tác。希罗多德《历史》中有粟格多伊人Sogdi，由这个族名产生的地名Sogdiana被译作索格地亚那；卡拉苏克Karasuk之suk亦可视作索。薪xīn心真，郑张尚芳（心真）siŋ（息鄰），中古sin，越南语tân；可还原为*Sin、*Sir、*San、*Sar等。犂lí，郑张尚芳（来脂）ril（力脂），中古li，越南语lê；支谶译rāy、康僧会译lay、支谦译le为犁（来齐）。薪犁xīnlí/tân-lê可还原为*Sinli、*Sire、*Sare等。希罗多德《历史》中有信多伊人Sindi：“大海和整个奇姆美利亚海峡也都是结冰的，而在壕沟里边这面居住的斯奇提亚人则在冰上行军并把他们的战车驱过那里攻入信多伊人的国土。”（Ⅳ28）。薪犁*Sinle与信多伊人Sindi接近。薪犁按越南语tân-lê的读音可拟为*tare/*tale，它音转为sách、tác就是越南语的索。*tare/*tale之叠音就是鞑靼tartar，*tare/*tale也与郅支之郅（照质之桎在越南语中读trất）接近。
突厥和坚昆并非同一种族。突厥的核心为乌氏*As(i)（即阿史那氏*As(i)na），突厥靠吞并铁勒（赤狄）而得以壮大。突厥也不是匈奴，因此《北史·突厥传》记突厥“盖匈奴之别种”。虽然在《周书》以前无突厥(Turk)之名，但土方在殷商时期就已存在，而且“拓跋”在北语中意为“土后”（土方之后），中国北方在很长时间里是以土人（Tur）为主。突厥后迁至高昌以北的博格多山（即现代地图中位于吐鲁番之北的博格达山）。吐鲁番Turfan即Tur番，是因Tur人而得名的。通古斯Tonguz本身就是*Tur-gur（土姓）之音转（有学者认为Tonguz即汉语之东胡：东（端东）tooŋ（德红），中古tum，金尼阁tūm、tām、lân）。在汉语史料中，突厥与胡相对立，分属于两个不同的种族集团。阿史那思摩因为“貌似胡人，不类突厥”，所以终不得典兵为“设”（《旧唐书·突厥传》下）。中国境内的突厥石人杂有蒙古人种形象，如新疆塔城乌苏县巴音沟石人、新疆哈密伊吾县科托果勒石人；新疆伊犁地区小洪那海唐代典型突厥石人戴有圆帽，可能是胡人。西安安伽墓石屏风《粟特人与突厥人宴会图》中的突厥人为国字脸（下脸嘟起）、长披发、跪坐之蒙古人种。虞弘墓中长披发的突厥人却似胡人。胡人为短披发，突厥为长披发。突厥的长披发在中国史籍中有所反映。《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二记载玄奘西行求法途中恰逢突厥叶护可汗围猎“达官二百余人皆锦袍编发，围绕左右。”短发无法编发，突厥肯定留长披发。《新唐书·哥舒翰传》：“禄山谓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类本同，安得不亲爱？’”安禄山谓与哥舒翰“族类本同”是指他们都是胡人和突厥的杂种后裔。突厥是靠吞并其他部落而强盛起来的，突厥是包含众多部落的一个部落联盟而非单一的民族。《隋书》称：“部落之后，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东突厥杂有大量的蒙古血统，西突厥基本保持了印欧人形貌。《隋书·突厥传》说：“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就是初创唐朝的李渊，也曾向突厥称臣。大批中国人归附突厥也改变了东突厥的人种面貌。
黠戛斯的近邻科特人（Ket或Kot）和库蛮人（Comans）亦是“北方人”人类学类型。在古代，从伊塞特Iset到叶尼塞河的一条地带，居住着操克特语（Ket）、科特语（Kott）、阿林语（Arin）、阿桑语（Assan）及其他相近语言的部落，他们将原始伊朗人分隔开来。库蛮人出自西西伯利亚（鄂毕河与额尔齐斯河上游地区），他们在那里曾是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人在西部的近邻。从1054年起库蛮人便定居在位于黑海以北的辽阔草原。他们驱逐了那里的其他突厥部族，包括乌古斯人（Oghouz）和佩契涅格人（Petchénēgues）。很快就统治了几乎相当于今乌克兰的整个地区。他们对这个地区的统治一直持续到蒙古人于1222年的大规模入侵为止。库蛮人的部落联盟在伊斯兰和突厥文史料中叫做“钦察”（Kifčak、Kipčak）。俄罗斯人称库蛮人为“波罗夫茨”（Polovcu，Polovtse源自polovyj'淡黄褐色’），德语称为“瓦尔文”（Valwen源自falb'淡黄褐色’）。如果这个词汇是指肤色而非头发的颜色，那么库蛮人就是淡黄皮肤；此时的“波罗夫茨”、“瓦尔文”和回鹘语的“黠戛斯”（黄赤面）相类似。科特人Kot即Goti也。库蛮人Comans中的Co可解释为胡（日语胡为ko）,后缀-man为日耳曼语的人；Comans意为胡人；该族名也相当于Gothi哥特/月氏。胡人库蛮Comans和黠戛斯一样讲突厥语，他们可能也曾受突厥统治并被突厥同化。黠戛斯的现代后裔讲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kirgïz）。柯尔克孜语（吉尔吉斯语）主要流行于吉尔吉斯斯坦，旧称喀喇黠戛斯语（Kara-Kirghiz、Kara-Kirgiz），或者是布鲁特burut语。kara-Kirghiz意为黑黠戛斯，Burut则是蒲类。讲喀喇黠戛斯语的人并不是纯正的黠戛斯人，而是长大、赤发、皙面、绿瞳的黠戛斯和黑肤色乌斯（乌孙）或丁零的混血儿。40乌斯之男和40汉地之女混合形成吉尔吉斯族的传说，改为40坚昆之男和40乌斯（或丁零）之女混合形成吉尔吉斯族更为可信些。白面之坚昆变成黄赤面之黠戛斯同样也是混血造成的。黠戛斯由高大白皙变为黄赤脸，变为黑Kirgiz，当是渗入其他种族的缘故。坚昆杂有丁零，白狄坚昆和赤狄丁零的混血产生了黄赤面之黠戛斯和黑黠戛斯，这表明丁零是黑皮肤或黑红皮肤。
黠戛斯尚赤的习俗与周人相同。《礼记·檀弓上》：“夏后氏尚黑，大事敛用昏，戎事乘骊，牲用玄。殷人尚白，大事敛用日中，戎事乘翰，牲用白。周人尚赤，大事敛用日出，戎事乘騵，牲用騂。”牲指牺牲。白狄夏人以赤黑色皮肤发的雅利安人（Aryan即殷人）为牺牲，赤狄殷人以白狄夏人为牺牲，白狄周人以赤狄殷人为牺牲。黠戛斯尚赤的习俗是反映出坚昆曾以赤狄丁零为牺牲。羌人、义渠、羯胡、日耳曼人（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27：“在他们的葬礼中，没有什么繁文缛节；对于有名望的人，专用某几种木材来焚化他的遗体，这就是他们唯一的仪节了。在火葬的柴堆上，并不堆积寿衣和香料，只是将死者的甲胄、有时连他的坐骑，投入火中。坟墓就是一个小草坡。”）、突厥（《北史·突厥传》：“择日取亡者所乘马，及经服用之物，并尸俱焚之。”《隋书·突厥传》记载突厥将尸火焚后，“取灰而葬”）行火葬之俗，玄奘《大唐西域记·序论》称：“黑岭以来，莫非胡俗。……死则焚骸，丧期无数。剺面截耳，断发裂裳，屠杀群畜，祀祭幽魂。”黠戛斯也实行火葬，但丧不剺面。同为羯人的卡里亚（Caria）人却有剺面习俗。希罗多德记载了卡里亚（Caria）人在伊西司祭上的表现：“在那里（埃及布希里斯城的伊西司祭），成千上万的全体男女群众在牺牲式结束后捶胸哀悼。……住在埃及的卡里亚人在这个日子里做得比他们还要过火，这些卡里亚人甚至用小刀把自己的前额割伤。由于这样做，他们就可以使人知道，他们乃是异邦人，而不是埃及人，”（《历史》Ⅱ，61）卡里亚（Caria）人在伊西司祭上的表现表明卡里亚（Caria）人有剺面习俗。古公亶父以前的周人可能也是实行火葬的。古公即古人之公，亶与单于之单一样皆是大之音转；古*ka在后来音转为周*Cu(l)（康僧铠译梵语cu为周，库蛮Coman之co亦可视为是周*cu之音转）；古公亶父即周（古）公大父。周人在古公亶父时期实行了重大变革。《史记·周本纪》称：“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于是周人“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居住在城郭之内（塔西佗《日耳曼尼亚志》16：“大家知道，日耳曼人中，没有一个部落是居住在城郭内的，就是个别的住宅也不容许彼此毗连。他们零星散落地逐水泉、草地或树林而居。他们的村落和我们这种房舍栉比的村落形式不一样；他们在每座房屋的周围都留着一片空地，要不是为了预防火灾，就是不善于建筑。”）。古公亶父革除的戎狄之俗中可能包括火葬之俗。
黠戛斯人“联氈为帐，号'密的支’”。密mì明质，郑张尚芳（明质）mrig（美毕），支谶译mat、madh、支谦译mad、康僧铠译mit为蜜（明质），中古mid，越南语mật；的dí端锡，郑张尚芳（端锡）pleewG（都历），中古teag，越南语đích；支zhī照支，郑张尚芳（章支）kje（章移），中古tʂe，越南语chi，支谶译ke、支谦译ci、摄摩腾、竺法兰译tye为支；密的支mìdízhī/mật-đích-chi可还原为*Matike。密的支*Matike一名可能和美地亚Medea存在关联。房屋一名在许多语言中源自西奈字母□。西奈字母□象形“房屋”，简化为腓尼基字母，然后演变为希腊字母b（bêta）和拉丁字母B。bêta这个读音音转为“皮塞pisé”，考古学家在楚河流域、伊塞克湖谷地以及七河流域东部的乌孙定居地发现了泥砖住房“皮塞pisé”。《诗·大雅·緜》：“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有家室”。《说文》：“穴，土室也。从宀八声。凡穴之属皆从穴。”八bā帮黠“数词。”，越南语bát，金尼阁pǎ，王力《同源字典》pet，郑张尚芳preed，中古paad，英语eight。回回文波斯语hasht。古突厥语säkkiz、säkiz，不里阿耳语säkir，楚瓦什语sakǎr和sakkǎr。藏（书面语）brgjad，藏（拉萨）cɛ132，藏（巴塘）dʑɛ?53，藏（夏河）dʑal，藏（阿力克）wdʑat，错那门巴cen35，墨脱门巴jen。安世高译kṣat为察（初黠），原始姬语的八可拟作*part。英语wall'墙’，八声之穴（“土室”）当即bêta。古英语wīc'wick，town，hamlet，市镇，村庄’、汉语的壁（越南语bích）'军垒’、突厥语balik'城’、梵语pura/puri/pur'城市’皆与之有关。匣屑之穴的声母匣母出自重唇帮组。汉语冖、宀出自蒲类*Mbar，读音同样和b（bêta）存在关联。冖mì明锡'覆盖’，郑张尚芳（明锡）meeg（莫狄），中古meag；宀mían武延切，郑张尚芳冖（明仙）men（武延切）（郑张尚芳将宀并入宀），中古meon。蒲类*Mbar＞*mmar＞*maar＞冖*meag/*mean＞宀*meon。《说文》：“宀，交覆深室也。象形。”据半坡村仰韶房屋遗址复原，乃在圆形基址上建墙，墙上覆圆锥形屋顶。屋顶中开有通窗孔，下有门。此种建筑外露部分较少，因而深密。介字型建筑为具有两坡顶之简易棚舍，为临时寄居之处，因外露部分较多，故名为庐。冖、宀与蒙古包极为相似。蒙古包（穹庐：匈人之庐）的关键是使用毛毡作为屋顶和墙面建筑材料。蒙古包的椽子叫乌尼亚、墙叫哈拉，两个名称都与乌夷有关。蒙古包（穹庐）当是乌夷发明的。赤狄蒲类（即雅利安人）是游牧生活的传播者，密的支*matike当出自蒲类：蒲类*Mbar＞*mmar＞*marmar＞*matkay＞*matyka＞密的支*matike。黠戛斯语的左读为素。素sù心暮，郑张尚芳（心模）saas（桑故），中古sos，越南语tố；左zuǒ精哿、精箇，郑张尚芳（精歌）?saal?（臧可）、（精歌）?saals（则箇），中古tsaa?、tsaas，越南语tà、tả;越南语的左、素读音比较接近，黠戛斯语的左（英语left）可能和汉语的左同源。
唐中宗李显慰劳坚昆使者时称：“而国与吾同宗，非它蕃比。”这番话似乎表明唐朝李氏出自坚昆，带有坚昆血统。唐朝李氏带有异族血统是不争的事实。唐朝李氏的皇后出自鲜卑族，唐皇室流淌着更多的鲜卑血液。唐李一名又和陶利卡人（Tauri）似有关联。突厥碑铭中的Tabgač指唐朝，其词根Tab为汉语唐Dam（táng定唐，郑张尚芳（定唐）gl'aaŋ＞d（徒郎），中古dam，金尼阁《西儒耳目资》作tcâm）之对音。回鹘文Tabčag与'唐朝’更接近，čag的尾音-g变成-w即是汉语'朝’。Tab或Tam之b/m音转为w即是希罗多德《历史》所记斯奇提亚之陶利卡人Tauri。萨尔贡二世第八年（前714年），亚述人发动了对乌拉尔图国王乌尔贡的战争。亚述人和乌拉尔图人在乌什（Uash）山进行了一次大战。在这场大战发生时，亚述大军已经穿过米扬道阿卜平原，正在向阿迪河（Adji Chay）河谷进发。尔后，亚述人攻占了塔乌里（Tawri）。根据方位，塔乌里（Tawri）肯定是古代的塔乌里斯（Tawris）镇——今天的大不里士（Tabriz）。大不里士Tabriz源自塔乌里斯Tawris，塔乌里（Tawri）则是陶利卡人Tauri留下的地名。陶利卡人Tauri的第一音节Tau可比对成*Tab/*Tam并译成唐，后一音节可音译为李，唐朝李氏可能是陶利卡（Tauri）人。唐皇室的个别早期成员甚至刻意模仿突厥人。向达称：“唐太宗的儿子，皇太子李承乾在生活起居等所有方面都刻意模仿突厥人，他宁愿说突厥语而不说汉语，并且在皇宫的空地上搭造了一顶地地道道的突厥帐篷。而他本人则穿得像一位真正的突厥可汗，坐在帐篷前的狼头纛下，亲手将煮熟的羊肉用佩刀割成片大嚼大吃，伺候他的奴隶们也都是全身穿着突厥人的装束”皇太子李承乾模仿的可能是其先辈们的生活。
唐朝和黠戛斯关系密切。公元632年，唐太宗曾派王义宏出使于黠戛斯。此举表明唐朝李氏和黠戛斯的关系非同一般。公元643年黠戛斯向唐朝贡貂裘及貂皮。唐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其酋长俟利发失钵屈阿栈朝唐，表示愿意臣服唐朝。于是被授以左屯卫大将军、坚昆都督的职务，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隶属于燕然都护。唐于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置燕然都护府，统铁勒诸部各府、州。治西受降城（今内蒙古乌拉特中旗乌加河北岸）东北四十里。辖境约当今内蒙古河套以北、蒙古国和俄罗斯叶尼塞河上游和贝加尔湖周围地区。景龙四年（710年）后，曾受东突厥和回鹘的统治。东突厥可汗国亡后，黠戛斯属薛延陀，接受其所派的颉利发一人为监国。开成五年（840年），黠戛斯破回鹘。大中元年（847年），唐封其首领为“英武诚明可汗”。大顺元年（890年），助唐平李克用叛乱。约10-12世纪，大量黠戛斯人移至天山西部地区，与当地居民融合为今日中国的柯尔克孜族和中亚的吉尔吉斯人。
公元709-710年突厥军队征服了乌斯（Az）人和鞠部（生活在唐努乌梁海的部落），越过萨彦岭（突厥文称为曲漫山Kögmenyïš），彻底击败了叶尼塞黠戛斯。黠戛斯统治者拔塞伯克（Bars beg）在战斗中被杀；他的后裔几代人都是“于都斤（Ötükän）山可汗”的奴婢。Bars beg是个突厥称谓（意为虎匐），因为黠戛斯称君为阿热*Arat/*Aðot（熱（日薛）ŋjed（如列），中古ðeod，越南语nhiệt；出自汉语大*daar）。阿热*Arat或即帕提亚的“阿札特”（āzāt）。帕提亚东部地区由三个可以称为“阶级”的基本社会群体构成。上层阶级为“阿札特”（āzāt，意为自由人），是帕尔尼人（Parni即Aparni）的后裔，他们一度成为帕提亚的统治阶级，占据着国家机关的高级职位。在帕提亚军队中，他们代表了具有良好装备和穿着甲胄的骑兵，成为军队的主要打击力量。波斯萨珊Sashan王朝的国王库思老一世在公元579年死去，其子霍尔穆兹四世继位。此王为突厥公主（木杆可汗之女）所生，故被称为“突厥女之子（Turh-Zade）”。阿札特āzāt可解释为Azade：乌之子。支谦译rat、rak为勒，阿热*Arat亦可能是阿勒*Arak之转。阿热可比对成塞语的*Aza'首领’，楼兰俗语hina-jha-(*hīnāza-)'军队指挥者’是和田国王的称号。*Aza演变成南部塞语aya'领导者’（犍陀罗语形式为Aya，希腊字母形式为Azēs），和田塞语*-aza（佉卢文-ajha）'领导者’。*Azalīźa-'统帅’（字面上为'首要指挥者’；*līźa-代表rīźa-'想要，命令’的一个变体）＞犍陀罗语形式为Ayiliśa，希腊字母形式为Azilisēs。阿热当是Azilisēs的对音。伯克beg为突厥称谓匐，相当于汉语爵位中的伯；Bars可解释为蒲类*Bar或鄂尔浑突厥语之虎，拔塞伯克（Bars beg）意即蒲类伯或虎伯。黠戛斯此时可能已混有蒲类，喀喇黠戛斯语（kara-Kirghiz）又称布鲁特burut语当与此有关。乌斯Az或为As或为Ar之音转。阿尔泰Altai山（金山）有可能是因阿尔泰夷Artaei(古代波斯人自称)得名的。突厥碑铭中的Oz bodun之Oz和Izgil之Iz都是Az之音转。突厥可汗乌苏米施Ozmïš相当于乌兹别克Uzbek: Oz=Uz意为乌氏，mïš（弥）=bek（伯）。Oz人很可能是乌揭*Agar/*Agur[揭（见月）kad（居竭）、（群月）gad（其谒）、（群薛）grad（渠列）、（见薛）ked（居列）、（溪薛）khrad（丘竭），支谦译gat(v)为揭，中古kyad、gyad、geod、keod、kheod]之后裔。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 El köl Šad Baga ïsbara kagan：El意为国家，köl应释为胡而非湖，设Šad和波斯语的Šah以及更为古老的阿卡德语Šar（希伯来语为sar）同源，莫何Baga源自古波斯语的Baga-、阿吠斯陀Baγa-'君主，神’。曲漫山Kögmenyïš又作kögmän山，相当于今唐努乌拉山；kögmän意为胡（族）人。Kög即鞠部之鞠。鞠jū见屋，郑张尚芳（见屋）kug/klug（居六）、（溪屋）khug/khlug（驱匊）、（群屋）gug/glug（渠竹），中古kug、khug、gug，越南语cúc；曲qū溪烛，郑张尚芳（溪燭）khog、khlog（丘玉），中古khoog，越南语khúc。阿拉伯-波斯地志记载中国有Gog和Magog地区。舌根音词尾在突厥语中为地名词尾，这一特征从突厥语altï čob sogdïk'粟特六州’清楚地反映出来。粟特人在希罗多德《历史》中称作索格多伊人Sogdi（蜀氏）；突厥语sogdïk与索格多伊人Sogdi相比较，突厥语多出了个-k后缀；该后缀将部族名变成了地名。突厥语čob中的čo可视为汉语州之对音，čo加上尾缀-b之čob不宜解作州；但-b读-w时，čob无疑就是汉语州之对音。čob可能出自粟特语之昭武*čabo（或*čobo）。昭武*čabo或即古汉语的王*cam（（云陽）Gwaŋ（雨方）、（云陽）Gwaŋs（于放），中古veom、veoms，金尼阁vâḿ、uâḿ），čob或相当于啜čor。中亚地名中有许多带有舌根音词尾的地名，如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塔吉克斯坦Tajikistan、乌兹别克斯坦Uzbekistan、巴基斯坦Pakistan中-stan前的音节-kh、-ki皆是地名后缀，又如Balkh巴尔赫之-kh。突厥Turk中的后缀-k是同样性质的后缀，突厥Turk的本意是Tur/Tür之地。这个突厥语词尾不可能视作时间与格词词尾-ka/-ga或突厥语词尾-ki'它在……之中’。突厥语表示地名的舌根音词尾或出自苏美尔语的ki'地’（汉语音译为祇），阿卡德语置于地域名称之后的地域指示符KI亦出自苏美尔语的ki'地’；更可能出自汉语“其”（即藏语的属格助词gi），特别是-g(i)变作-k(i)更是符合汉语突厥语清浊辅音对译的对应规律。身毒Sindhu之毒和木鹿meru之鹿都添加上了地名后缀-k，这个地名后缀可能是汉语自身的或突厥语的。虽然玄奘所译“印度”一名出自梵语Indu'月’，而非出自龟兹语Indaka；但龟兹语Indaka中的-ka却承担着地域指示符的功能。
路易·巴赞称：“据我所知，今蒙古地区的突厥人于709年首次向图瓦tuva（都播）今地发动了进攻，此地位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处曲漫山（Kögmän，即相当于唐努乌拉山）之北，进攻黠戛斯人的盟友绰人（Čik）[绰（昌藥）thjewG（昌约），中古tʂheog]并平定了该地区。这很可能就是采纳突厥语字母和碑铭突厥共同语的出发点。后来，都播人（土瓦人）的墓志铭文献部分地与他们的西北部近邻黠戛斯人的这种文献相联系而发展起来了，正如缀字和文体风格上的某些相似性似乎正确地揭示的那样。”（《突厥历法研究》）突厥碑铭中的奇克民族Čik、曲漫山的词根Kög和赤狄（铁勒）职乙Cigil[职（章职）tjɯg（之翼），中古tʂeg，越南语chức；乙（影质）qrig（於筆），中古id，越南语ất]的词根Cig皆是鞠*Cuc之音转。费瑯是将Čikil解作汉人的。在雅库特1224年《地名辞典》中的Čikil译为吉契尔。吉契尔部落以大麦、蚕豆和羊肉为食；不宰杀骆驼，没有奶牛；居民服装除毛和皮两种外没有其他衣着；Čikil人相貌美丽；男人娶其女、娶其姐妹或娶那些伊斯兰教禁止嫁娶之女人为妻。在该部落中，有一些基督教徒。雅库特的上述记载出自《麦哈黑尔游记》，麦哈黑尔是在公元940年前完成到中国的旅行的。当时Čikil部落的中心大概是在碎叶，因为这一带曾发现景教的大型墓地。景教是唐代对首次传入中国的基督教（聂斯脱利派）的称谓。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基督教叙利亚教会教士阿罗本由波斯来中国，开始在长安传教建寺；后向其他地方发展。寺院先称波斯寺，后又称大秦寺。武宗于会昌五年（845年）下诏禁止佛教流传，该教也遭波及，未几在中原地区中断，但在契丹、蒙古等地仍流行。1885年，俄罗斯人在位于巴尔喀什湖西南的楚河（Ču）地区发现了两个中世纪的景教徒墓葬区。第一个墓葬区位于托克玛克（Tokmak即碎叶）南-东南16公里处的布拉纳Burana村（Bur之地）附近。第二个墓葬区位于比什凯克（Pešpek，即前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首都伏龙芝）之南11公里处，其规模比第一个墓葬区大得多，覆盖了近2.5公顷的地面共包括了约3000座左右的墓葬。两个墓葬区相隔约55公里左右。碑文最早者为公元1201年，最晚者为1345年。已发表了约550方左右古叙利亚文和突厥文墓碑，只有4方碑文完全是用突厥文写成的。这些碑文使用的是古叙利亚文字字母。语言内容和景教有关。Čikil部落当即葛逻禄三部落之一的炽俟/职乙Cigil。至德（公元756-757年）以后，突骑施部黄、黑二姓都各立可汗，互相攻击，已不能与东面的葛逻禄部相抗衡。葛逻禄部乘机西徙到楚河、塔拉斯河流域的西突厥十姓可汗故地。作为葛逻禄三部落之一的职乙Cigil也就是Čikil就是在这一时期迁徙到碎叶的。楚河Ču这个名称就出自Čikil之Či。吐蕃Tubo（d）变成了英语的Tibet；阿拉伯语的Tübät'吐蕃’源自突厥文和粟特文的Tüpüt，是突厥人将汉语的[u]音转为他们的ü，ü到英语中又变成i。Či音转为Ču可能与部分景教徒所讲的叙利亚语有关。景教徒既然将汉语的京kim音转为叙利亚文之khum（景教碑称长安为库姆丹Khumdam为汉语京城的对译），他们也能将Či音转为Ču。姬jī见之、喻之，郑张尚芳（见之）klɯ（居之）、（以之）lɯ（與之），中古kii、yii；基jī见之，支zhī照支；支谶译ke为支，支谦译ke为基、译ci为支；Cīna之词根ci可视为姬。康僧铠译cu为周（zhōu照尤）。Ču和Či之间的关系实与Cul（周）和Cil（姬）的关系相同。
据《新唐书·回鹘传》，在开成五年（公元840年）“回鹘渠长句录莫贺与黠戛斯合骑十万攻回鹘城，杀可汗，诛掘罗勿，焚其牙，诸部溃。”此时的黠戛斯已占据古代乌揭*Agar/*Agur的全部地盘，俄罗斯的图瓦共和国和蒙古国西南部的巴颜乌列盖省和乌布苏省（内有地名吉尔吉斯城和吉尔吉斯湖）皆成为黠戛斯之地。《新唐书·黠戛斯传》称：“（黠戛斯）常与大食、吐蕃、葛逻禄相依仗，吐蕃之往来者，畏回鹘剽钞，必住葛逻禄，以待黠戛斯护送。”吐蕃在河西、青海与西藏，黠戛斯在金山（阿尔泰山）北部，葛逻禄在碎叶、怛罗斯(《新唐书·葛逻禄传》：“至德（公元758年）后，葛逻禄寝盛，徙十姓可汗故地，尽有碎叶、怛罗斯城。然限回纥，故朝会不能自达于朝。”此十姓可汗故地是指原来西突厥五咄陆和五弩失毕居住的碎叶到怛罗斯之地。在突厥碑铭中称为“十箭人民的地方”,《磨延啜碑》：“三姓葛逻禄（üq Karluk）心怀恶意地逃走了，他们在西方进入了十箭人民的地方。”)。吐蕃往来黠戛斯的使者，害怕回鹘阻掠，先要西往葛逻禄[葛（见曷）kaad（古逹），中古kad，越南语cát；逻（来歌）raal（良何）、（来歌）raals（郎佐），中古laa、laas，越南语la；禄（来屋）roog（盧谷），中古lug，越南语lộc]，等待黠戛斯派兵前来护送，可见吐蕃以北，葛逻禄以东，黠戛斯以南，全是回鹘的势力范围。阿巴干-米努辛斯克地区(Abakan-Minousinsk)阿勒坦湖（Altïn-Köl）第2碑（第29号）亦记载了黠戛斯和吐蕃之间的使节来往。该碑铭中包括一种对于其断代和对于黠戛斯人的历史都具有价值很高的具体情节。该段文字为'töpüt kanka yalabač bardïm’其意为'我做为出使吐蕃可汗的使者而出发。’。所有的刊布者都一致同意，这段文字是位于叶尼塞河上游的黠戛斯曾向吐蕃国主（Töpüt kan，意为'吐蕃汗’）派遣使节的证据。路易·巴赞认为：“阿巴坎-米努辛斯克地区的黠戛斯人向吐蕃方面采取这样一种外交活动只能是从840年起才有可能，这是黠戛斯人大举进攻蒙古地区的回鹘人的时间。在此后的数年中，黠戛斯人长期与大部分南迁的回鹘人处于敌对状态。几乎可以肯定，他们为了攻击回鹘人，于是便寻求与'吐蕃汗’结盟。在7世纪最后三分之一年代，迅速发展的吐蕃势力在840-850年间一直扩张到了今新疆东南的半数地区和几乎整个甘肃。……更加具体地说，因为蒙古的黠戛斯人与回鹘人之间爆发的冲突，由于回鹘人于848年被彻底驱逐和吐蕃势力于当时的衰落而告结束，所以该碑提到的黠戛斯人遣使一事很可能是发生于840-848年之间。”
黠戛斯人攻占了回鹘人都城后，在这个地区也留下了其足迹。蒙古中部的苏吉碑就是黠戛斯人留下的墓碑。苏吉（Sūji）位于中蒙古独乐水（土拉河）和鄂尔浑河汇合处之南，也就是位于突厥汗大墓葬群和蒙古回鹘人都城的东北。苏吉碑中的铭文“kïrkïz oglï män ，boyla kutlug yargan män。Kutlug baga tarkan ögä buyrukï män”：“我——黠戛斯人的儿子，我——裴罗骨咄禄雅尔汗，我——骨咄禄莫贺达干。”清楚地表明了墓主的身份。墓主从黠戛斯来到了回鹘人地区，征服了这个地区的回鹘人，成为了药罗葛汗阿达（老爹）。“Uygur yerintä yaglakar kan ata käl（tim）”：“我，药罗葛汗阿达（老爹），我来到了回鹘人地区。”yaglakar药罗葛是回鹘的统治氏族，裴罗骨咄禄雅尔汗征服了回鹘人地区，从而被尊称为药罗葛汗阿达（老爹）。药罗葛汗阿达（老爹）这个称号和哥特人尊称阿提拉为小父亲（阿提拉在哥特语中意为'小父亲’、'小爹’）性质相同。
坚昆位于Abakan-Minousinsk（阿巴坎-米努辛斯克）地区。有鬲氏大概是在青铜时期迁徙到这里的。公元前三世纪，冒顿大破东胡王，向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至朝那、肤施，北服浑庾、屈射、丁零、薪犁之国，“定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二十六国，皆以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冒顿打造出了一个地域辽阔的草原大联盟，形成了一个相对统一的地区整体。整个蒙古草原，以及从贝加尔湖地区一直到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地区，包括叶尼塞河上游和阿尔泰，都属于这个相对统一的地区。这一地区的占有支配地位的官方语言是匈奴语，匈奴语无疑是后来的突厥语的前辈。皙面的坚昆和当地丁零混血形成了黄赤面的黠戛斯。黠戛斯越过萨彦岭（突厥文称为曲漫山Kögmenyïš）和图瓦地区的乌斯Oz（即乌揭/乌古斯Ogur）人混血形成喀拉黠戛斯人和喀拉黠戛斯语。喀拉黠戛斯人迁居帕米尔北部成为今柯尔克孜（吉尔吉斯）族。可能在很早的年代就有纯正的黠戛斯人来到了吉尔吉斯斯坦（Kirghizstan、Kyrgyzstan）。黠戛斯人Kirghiz一名和希罗多德《历史》中的盖尔吉司人Gergithes（大流士一世的女婿、波斯将领叙玛伊埃司“征服了住在伊里翁（Ilion）地方的全部爱奥里斯人，以及古昔的铁乌克洛伊（Teucrians）人的遗族盖尔吉司人。”(《历史》Ⅴ122) Teucrians的词根Teucri-与Turk、狄可能同源）、盖尔吉司Gergis（波斯将领）亦接近。希罗多德记载塔纳伊司河（Tanais）的支流叫叙尔吉司河Syrgis（《历史》Ⅳ57），阿里安《亚历山大远征记》所记的位于索格地亚那（Sogdiana）之北的塔内河（Tanais）今名叫锡尔（Syr）河。锡尔（Syr）河一名显然源出于叙尔吉司河Syrgis。叙尔吉司河Syrgis可能是指塔什干附近的锡尔河支流奇尔奇克河（Chirchik。过去叫Barak/Parak河），也可能是指位于吉尔吉斯斯坦境内的锡尔河支流纳伦河。叙尔吉司Syrgis可能来自*Cyrgiz；若然，吉尔吉斯斯坦（Kirghizstan）在希罗多德时代之前就有*Cyrgiz（即黠戛斯Kirghiz）人了。坚昆、丁零、乌揭之地并非在匈奴时代才和北中国文化发生接触。考古学资料表明，这一地区在史前时期就和中国关系密切。这一地区的卡拉苏克文化就是在中国北方文化的影响下形成的。卡拉苏克文化的主人就是迁徙到那里的有鬲氏——鬲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