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的犹太人：1949年后中国境内犹太人简史

1840年后，先是欧洲塞法迪犹太人来华经商办实业，接着是俄国犹太人为逃避反犹风潮和俄国内战来华，后来又有大批犹太难民从纳粹统治下的欧洲亡命来华。到上世纪30年代末，在中国境内的犹太人已达4—5万人。 二战结束后，在华犹太人逐渐离去，最多的是来华避难的欧洲犹太难民。 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中国境内究竟还有多少犹太人，目前尚没有精确的统计，《世界史》杂志2007年有一则不太精确也并不完全的估计，最高的数字约为9000—10000人，最低的估计也至少有5000—6000人，其中大多数是俄国犹太人。 上海犹太隔离区的生活 1、俄国犹太人 1948年，由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的关系恶化，一批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被迫离去，但只有少数人真正回到苏联，大多数人还是移居到了其它国家。1948年5月以色列国成立后，以色列政府派领事摩西·尤瓦尔（Moshe Yuval）来上海，向上海犹太人发放了7000余份赴以签证，到达以色列的上海犹太人约有4000—5000人，多数是欧洲犹太难民，也有不少俄国犹太人。 哈尔滨犹太老会堂 东北的俄犹遭遇比较坎坷：1945年4月5日，苏联宣布《苏日中立条约》失效，不少俄犹便已丧失了中立国侨民的礼遇，处在日军当局的严密监视之下。8月8日，苏联正式对日宣战，百万苏联红军攻入中国东北。日寇狗急跳墙对一些持苏联护照的俄国公民下杀手，包括很多犹太人。 正因为如此，大多数俄犹包括那些“白俄”-俄国内战时期逃亡东北的俄罗斯籍犹太人是欢迎苏联红军进驻的。但苏联红军进占了东北一些大城市后，又逮捕了一些俄犹领袖，指控他们与日军占领当局勾结。如哈尔滨犹太社团领导人A．考夫曼，便被逮捕并押往苏联，罪名是反苏和从事间谍活动。 于是，东北地区一些俄犹因此被吓得赶紧逃离。不过，由于二战后我党的力量很快在东北占了上风，哈尔滨、大连等城市解放都比较早，因此，后来内战激烈时期，国民党政府与苏联关系闹翻时，东北俄犹几乎没有受到影响。 不少持有苏联护照的俄犹更是利用这有利时机经商办实业，有的转身就成了“苏联专家”，被派来为我党工作。 哈尔滨犹太新会堂 因此，除部分俄犹因种种原因离去，但到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时，原居住在中国境内的俄国犹太人中的多数留居中国。如1945年8月二战结束时哈尔滨约有俄犹2000人，到1949年8月新中国诞生前夕，仍有1600名俄犹在该市，离开的只占20％。 有一些材料提到，直到1985年，仍有一位犹太孤老哈娜·阿格雷（Hanna Agre）居住在哈尔滨(埃班（Irene Eber）：《中国和犹太人》)。 2、上海犹联及其工作 解放军解放上海后，留在上海的犹侨绝大多数是俄罗斯犹太人，也有少数塞法迪犹太人和中欧犹太难民。1949年6月1日，他们成立了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Council of the Jewish Community of Shanghai），并于1950年9月1日在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外事处注册登记，简称犹联。犹联主要事务是协调上海犹太社区活动，帮助在沪犹太人移居国外。 1951年，因为朝鲜战争，上海的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关闭。上海犹联又承接了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原先的犹太人救济和移民工作，而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则向犹联提供财政援助。同时，随着许多犹太人离开中国，包括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和上海犹太宗教公会在内的一些犹太组织纷纷停止在华、在沪的活动。 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上海办事处 1956年7月，这两组织将财产管理权和内部事务全部转交给犹联。犹联的工作主要有教育与医疗卫生、移民、福利与救济、宗教和文化活动、提供证明文件等几个方面。 教育与医疗卫生： 解放初期，随着许多犹太家庭离沪，犹太学生人数越来越少，原有的犹太学校陆续停办。犹联遂接管了教育工作，集中开办了一个高小水平班，还办了一个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希伯来语基础班，犹联负责支付学费和接送学生。在医疗卫生方面，由出售上海犹太医院所获资金设立的“医疗信托基金”（Medical Trust Fund）给予生活贫困的犹太人以必要的医疗帮助。 移民事务 这算是上海犹联日常工作最重要的方面，主要是协助上海及哈尔滨、天津、大连、青岛等地的犹太人移居国外。犹联一方面通过与世界各犹太组织、以色列政府和联合国难民事务署的联络，帮助中国境内的犹太人申请移居名额和签证，另一方面还负责提供移民出境前在中国境内办有关手续及交通的费用。 不完全统计的犹联安排历年移民人数（根据档案统计）： 1952年移居国外在华犹太人为364人，其中去以色列的99人； 1953年为301人（其中上海161人），主要去以色列（201人）； 1954年上半年85人； 1955年169人（其中上海69人），去以色列49人，去苏联87人； 1956年上半年114人（其中上海44人），去以色列82人。 每个犹太移民所需的费用，1952年为47美元，1953年为35美元，1954年为31美元，1955年为41美元，1956年上半年为76美元（《上海犹太社团委员会年度报告》）。 犹联另一个工作就是在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和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的帮助下，为中国境内老弱病残、不易获得签证的犹太人寻找接收国家。 上海犹太难民集中区-霍山路、舟山路建筑群 福利与救济 1956年以前，少数留沪塞法迪犹太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主要由上海犹太社区协会主管，而俄罗斯犹太人和其他犹太人则归上海犹联资助的上海希伯来救济会（The Shanghai Hebrew Relief Society）和收容院负责。 1953年10月，希伯来救济会和收容院合并。 1956年7月1日起，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将塞法迪犹太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也交给犹联。这样，整个上海犹太社区的福利与救济工作就由犹联统一实施，其采取的主要方式有：现金补助、免费供餐、资助收容院和养老院等慈善机构、提供医疗补助等，各种费用每年总额达 1万-3万美元，这在当时算是一笔巨款了，特别是在当年的中国。 ——资料来源：《世界史杂志》。 同时，犹联也给予哈尔滨、天津、大连等地的犹太人乃至散居在安徽、新疆等地的少数犹太家庭以补贴和救济。在自助救济这方面，犹太人确实能做到“一个都不能少”。 文化和宗教活动 解放初，塞法迪犹太社团和俄犹社团的宗教活动仍然各自独立进行。1951年，上海犹太社区协会将上海犹太学校和拉希尔会堂出租后，塞法迪犹太人的宗教活动就借用俄犹的拉都路新会堂。随着参加宗教活动的人数日益减少，1953年8月，上海犹太社团开始重组和合并，宗教事务也归有塞法迪和俄犹社团代表联合组成的犹联宗教事务分委会主管，上海犹太社区协会负责提供宗教活动的一半经费。 在宗教事务分委会主持下，每天举行早、晚两次宗教仪式，生产和分发无酵面包等宗教食物。 上海犹太总会仍负责上海犹太人的文化活动，主要是举办哈努卡节和普洱节的儿童节目表演，有时也在小礼堂举行古典音乐独奏，很受上海犹太人的欢迎。1955年12月31日，上海犹太总会关闭，精选了3000多册图书作为上海犹太社区的礼物送给以色列教育文化部，图书馆剩下的报刊杂志则陈放在上海犹太活动中心阅览室免费供上海犹太人阅读，哈努卡节和普洱节儿童晚会也照常在活动中心举行。 解放初，上海共有4个犹太公墓，即惠民路（原倍开尔路）公墓、周家嘴路（原波因特路）公墓、黄坡北路（原马霍尔路）公墓和番禺路（原哥伦比亚路）公墓，1958年犹联接上海市政府通知，鉴于卫生和市政考虑，市区公墓将统一迁往郊外新建的公共公墓。 犹联协助市政府完成了犹太公墓的搬迁工作。同时，犹联也继续关注中国境内其他地方犹太人的宗教社会生活。 提供证明文件 主要是为1943—1945年间居住在日军占领当局在虹口设立的“无国籍难民隔离区”内的中欧犹太难民发放“隔离区居住证书”（Ghetto Letters）和为隔离区内死亡的犹太难民提供死亡证明，以便他们和家属据此向德、奥等国政府有关部门索赔。 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有近2万来沪犹太难民完整的个人档案和记录，在1951年转交犹联。犹联依据档案，调查后发出“隔离区居住证书”（主要发给德国），或者是死亡证明（发往德国的占一半），还有其它各类身份证明文件。 上海犹联能够得到世界各犹太组织和以色列政府的支持。如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一直向犹联提供资金援助，还与世界犹太难民救济组织一起为上海犹太人移居国外而努力。 特别指出：新中国上海市政府和有关部门对犹联的工作一直非常支持，对在沪犹太人也很照顾，还根据情况给予适当补助。如1952年，上海有关部门解除了对金额达40万美元的“帕拉姆特”（Palamt）基金——巴勒斯坦犹太代办处在华机构资金的冻结，供上海犹联使用。 上海粮食局在解放初期粮食十分紧张的情况下，仍然低价向犹联提供高标准面粉，满足他们生产无酵面包等宗教食品的需要。 1955年后，上海市政府还减免了很大一部分上海犹太社团的财产税。上海犹联对此深表感激，在年度报告里一再指出，所有与犹联和其它犹太组织接触的中国政府官员始终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 在犹联注册的上海犹太人1950年有2000人左右，到1952年还有600—700人。 1956年6月底有171人，其中苏联公民87人。到1958年6月30日，上海犹太人只有84人，当年天津希伯来协会宣布停止活动，大连、沈阳、青岛的犹太人基本都已离去。 到1959年，中国境内的犹太人总共不过251人，全部集中在上海、天津和哈尔滨，其中上海72人，天津26人，哈尔滨153人。 1966年，剩下的犹太人也纷纷离去，上海犹联于1967年停止活动。到那时，上海的犹太居民已不足10人。此后只有个别犹太孤老或中犹混血后裔仍居住在上海和哈尔滨。 如犹太人列伊·伊麦斯是在二战期间穿过西伯利亚辗转逃到上海的，后在虹口定居。在年过50岁时，他与一位江苏姑娘结婚。解放后，他们一家不仅得到美犹联合分配委员会提供的每月300港币生活费，还享受中国政府给予犹太人的特殊经济补贴。 60年代初，在国内最低生活费用每月人民币13元的情况下，列伊·伊麦斯一家共能得到中国政府每月69元的生活补贴。1962年伊麦斯去世后，其家属继续依靠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JDC）的接济和中国政府的补贴生活。 1992年，伊麦斯的女儿莎拉移居以色列，成为中以建交后第一个从中国移居以色列的犹太后裔。 3、香港犹太社团和台湾犹太人 1936年，估计香港犹太人大约为100人左右，实际人数应该更多。日军占领香港，大多数在港英籍犹太人被关进集中营，财产丧失殆尽。二战结束后，香港犹太社团才开始兴旺，人数不断增长，事业逐渐发达。 因为来自中国内地的犹太人纷纷途经香港移居北美、澳洲、以色列等地，还有大量塞法迪犹太资本从上海等地撤到香港。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香港犹太社团反而日趋繁荣，这是与香港所处的特殊地位密切相关的。 香港犹太社团积极开展对华贸易。 香港此时成了中国与西方国家进行贸易的主要通道，香港与祖国内地的贸易迅速发展，与中国内地有着传统联系的犹太社团发挥了重要作用。 香港犹太社团与新中国的经贸关系是一种平等互利的合作关系，而且塞法迪财团在犹商对华贸易中一统天下的局面已不复存在，来自欧美的阿斯肯那齐犹商则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香港犹太教国际学校 香港犹太社团还积极支持和参与中国的改革开放，是最早一批进入中国投资的外资。同时，香港犹太社团也在促进中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推动中国与以色列建交等方面发挥了特殊作用。中以建交前，香港还是中以两国进行间接贸易的主要中转站，一年的贸易额上千万美元，而在中以贸易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便是当年逃离德国到上海避难，后成为巨富的犹太实业家肖尔·艾森伯格（Shaul Eisenberg）。1992年中以两国的建交，也有香港犹太人的一份功劳。 20世纪八十年代，随着香港经济的腾飞，香港的犹太人也成了全球最富有的犹太社区。 今日香港犹太社团的多数成员都是在上世纪80年代初来到香港的。据1989年的抽样统计，在香港定居不到10年（包括10年）的犹太人占犹太居民总数的63.8％，而定居超过20年（包括20年）的只占14.1％。香港犹太人中70％以上是阿斯肯那齐犹太人，现在奥海尔·利赫犹太会堂的宗教仪式也逐步转向阿斯肯那齐传统，以适应大多数社区成员的需求。 现在香港犹太人约为万余人左右，正统派、世俗派、改革派什么的全有。 目前香港犹太人中以商人最多，也有教师、律师、政府官员、外交官、学生、医生等各类人士。他们来自三十多个国家，讲15种以上的语言，其中美国人最多（约占40％），其次是英国人（27％）和以色列人（17％）。1977年开始编辑出版季刊《香港犹太社团记事》（Hong Kong Jewish Chronicle），1984年又建立了香港犹太历史学会（The Jewish Historical Society of Hong Kong），积极开展对香港及中国境内犹太人文化历史的研究，成果丰硕。 总体来看，香港犹太社团文化素质高、经济上较为富裕，对推动香港的繁荣与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新建的香港犹太社团中心落成并开始启用，这是一座既具犹太传统，兼具中国色彩的现代化建筑，楼内有一个藏书极丰的图书馆。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又有了一个犹太社团。 香港犹太社团的命运实质上仍与中国的整体发展息息相关，中国的土地上一直存在着活跃的犹太社团。 台湾小型犹太社团形成于上世纪50年代初，主要由来自美国和欧洲的犹太商人和在我国台湾驻扎的美军中犹太裔军人构成。近年来，因为以色列在台北设了经贸办公室，越来越多的以色列犹太人来到台湾经商和学习中文，也加入了该社团。2010年经常参加社团活动的有不到50个家庭，约200人左右，大都集中在台北市。他们大都是70年代中期以后到台湾的商人以及在一些跨国公司工作的人员，还有少量学者、学生和外交官。 4、犹太人一直在中国 在华犹太人也曾全力支持中国的抗日斗争，许多犹太人参加了抗日战争或地下抵抗运动，也有因此献出生命的。中国人民怀着深深的敬意铭记着他们的名字。 莫里斯.科亨(双枪科亨) 加拿大犹太人莫里斯.科亨(双枪科亨)，早年追随孙中山先生参加革命，1922-1925年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副官。孙中山先生去世以后，他继续在华工作，成为中国军队中的唯一的犹太裔将军，曾积极支持并直接参加了中国抗日战争。 雅各布.罗森菲尔德(罗生特)医生，是1939年从奥地利来上海的犹太难民，1941年参加抗日战争，在中共领导的军队中工作长达十年之久，1945年后曾任解放军纵队卫生部长，被称为奥地利的“白求恩”。 也有一些犹太人加入了中国籍，为中国的改革发展贡献力量，如全国政协常委爱泼斯坦，全国政协委员沙博理、付莱、魏路丝、叶华等。 共和国早期的在华犹太人离开大陆，主要因为政治、经济原因： 政治因素：犹太难民移居新的家园或与亲人团聚，主要去美国和欧洲，个别犹太难民直至上世纪60年代初才离去。加上冷战后，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与西方资本主义大国处于激烈的对抗态势，使部分犹太人出于政治意识形态而离去。 另外，1960年后中苏关系急剧恶化，致使一些持苏联护照的俄国犹太人不得不离去 经济因素：新中国社会主义政策，特别是改造私营工商业政策，使犹太人无法从事本族最擅长的经商办实业技能，使少数留下来观望的塞法迪犹商和几乎全部俄裔犹商逐步离去。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民生活较困难，也是一些犹太人离去的原因。 最后，文革这种特殊的历史事件，使得包括在华犹太人在内的所有外侨几乎全部被迫离去。 尽管上述政治因素使在华犹太人逐步离去，但新中国从没出现过欧洲那种反犹主义。中国政府和人民与在华犹太人一直保持着友好关系，并积极协助他们按自己的愿望移居他国，帮助处理已离去犹太人的善后事宜，维护仍居留在中国的犹太人的合法权益。 当年的“中国犹太人”及其子女在改开后陆续来华。 1979年，时任美国财政部长的M·布卢门撒尔应邀访华，曾专程来上海虹口舟山路59号二楼寻访旧居。 1996年，91岁的前以色列宗教部长Z．瓦尔哈夫蒂格重返上海，还深情地亲吻上海的土地，并寻访当年住过的旧居。 1994年，以中友协主席T．考夫曼率以中友好人士代表团重返哈尔滨，找到了自己度过童年的旧居，并到保存完好的哈尔滨犹太公墓祭扫，那里仍有600多座墓碑静静肃立。 以色列前总理奥尔默特的父母均出生于哈尔滨，其祖父去世后就葬在哈尔滨犹太公墓。 2004年6月，奥尔默特首次访华就专程去哈尔滨扫墓。那次他带了200多名企业家来华考察，推动了中以经贸合作。 1998年9月，美国纽崔莱公司总裁山姆·宏邦带一双儿女来到上海，寻访他父亲卡尔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 参考书：戴维·克兰茨勒：《上海犹太难民社区1938—1945》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