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已经成为一种习惯：中国“90后”为什么要移民意大利

当叶佩2011年春天第一次出现在马柏珊（Suzanne Ma）面前时，这位16岁的浙江女孩很快就要前往意大利威尼斯与母亲团聚。 在叶佩的脑海里，威尼斯是个有圣马可大教堂、叹息桥、文艺复兴以及装饰华丽的贡多拉游船漫游其中的魔法城市，而母亲就在那座魔法城市里，光鲜亮丽、事业有成，张开双手拥抱许久不见的女儿。 然而，马柏珊在威尼斯见到叶佩时，她一眼就发现叶佩的手肿起来了，皮肤皲裂流血，因为她要在酒吧上班最少12个小时，她甚至都没有机会见到真正的贡多拉。而她的妈妈也要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工厂里每天工作15个小时。 叶佩在意大利街头 图：马柏珊 为什么像叶佩一家这样的中国人即使面临艰难险阻也会选择移民到其他国家？ 出生于加拿大多伦多，身为华人移民第二代的记者马柏珊开始探寻答案，她将叶佩的故事写成《威尼斯见：一个中国移民从远东到遥远西方的旅程》（Meet Me in Venice: A Chinese Immigrant's Journey from the Far East to the Faraway West）。而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对自己的身份以及移民本身有了更多思考和新的发现。 叶佩的理想与现实 从技术上来说，马柏珊不是移民，因为她在加拿大出生，但她的父亲来自台湾，母亲来自香港，父母的故乡都是广东。 马柏珊对记者说：“我从小父母已经很清楚地跟我说，你是中国人，你应该去学中文。每个星期六，爸爸带我去学普通话。我懒得早上起床，非常讨厌去上课，对爸爸很生气。不过，我20几岁的时候，中国开始有意思起来，新闻上都是有关中国的故事。我在渥太华做记者，有一天要采访一个中国人，要跟他聊关于政治的话题，但是我的中文真的不行，什么都不会说。那一天我打电话跟妈妈说，我很想回中国，其实也不是回中国，因为我不是从中国来的，我说我很想去中国学汉语。“ 于是，2007年，马柏珊来到清华大学读汉语，在那里认识了世界各地来的华裔，也认识了她今天的老公Marc Kuo。老公出生在荷兰，父母来自浙江青田。“认识他以后，我对欧洲华侨的故事很好奇，有很多问题问我老公，但他无法给我答案。” 青田是浙江丽水所辖的一个县，但1963年前则隶属温州。青田人侨居国外已有300多年历史，现有华侨约25万，遍布世界120多个国家和地区。和福建人大多向美国移民不同，青田人则沿着家族的历史痕迹集中涌向欧洲，其中又以意大利和西班牙为最。如今，“欧陆风情·山水家园”成为这个县城的最新定位。 带着疑问，马柏珊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又攻读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硕士，毕业时候拿了普利策旅行奖学金，得以回到中国来调研华侨的渊源。“我做记者的时候就很喜欢写移民的故事，不仅仅是华侨，我喜欢写任何国家的移民故事，但是我对中国有很大的好奇心，因为我是中国人，所以我想写关于中国人的故事，但我的目的并不是要写华侨的历史，而是想跟踪记录一个当代中国人的真实移民故事。” 2011年1月，在香港工作的Marc Kuo带马柏珊回到青田看望祖母，Marc Kuo的父母在当地还有一处空置的寓所。马柏珊于是在青田住了将近一年，为了寻找主人公去了很多地方，外语培训班、烹饪培训学校等等，后来她到了当地的一所高中，因为想认识留守儿童，去的时候就和他们聊天问问题：你那么久没有见到父母，在中国生活得怎么样？你们想出国吗？想跟父母团聚吗？ 那天，马柏珊采访了十几个个学生，叶佩就是其中之一。 “我跟她们说加拿大，她们不知道加拿大是什么国家，所以我说我来自美国，我是美国的一个记者，我想写青田华侨的故事。她们说你长得不像美国人，叶佩说话很快，我每次都得和她说：你可以慢一点吗，因为我要用笔记本写下来。她说，你长得很像中国人，但你不是中国人。她很直率的。” 马柏珊向记者回忆道。 叶佩很喜欢聊天，她告诉马柏珊自己已经5年没有见到母亲了，会很快出国跟母亲团聚。马柏珊说，你到意大利后就上QQ发个信息给我，告诉我你在哪里。事实上，她跟很多人都这样说，你去了以后如果有兴趣一定要找个办法发个信息给我，我就可以找到你，但很多人说不可思议，你怎么可以在欧洲找到我？结果，叶佩到意大利后真的通知了马柏珊。 她们再一次见面并不在威尼斯，而是在一个叫Solesino的小镇。那是2011年11月，叶佩来到意大利刚刚3个月，她刚过完17岁生日。 这里没有运河，没有月牙桥，没有贡多拉，没有美丽的潟湖。从小镇到威尼斯要坐2个多小时的火车，而要赶上火车，还必须坐巴士到另外一个镇，因为Solesino没有火车站。 “下巴士的时候，叶佩在等我。我第一眼就看到她的手肿起来了，皮肤都裂了，流血了。那时是冬天，但肿起来不是因为天气，而是因为她在酒吧每天上班最少12个小时。” 马柏珊说。 在这12个小时中，叶佩的双手要浸泡在肥皂水中长达6小时。她要拖地板、擦柜台和桌子、洗盘子、给玻璃杯抛光、清洁厕所。如果客人点单比较简单的话，有时她也会做饮料和咖啡，但她从来没有被允许做卡布奇诺。她的老板是一位中国女人，理由是卡布奇诺对意大利人如此重要，像叶佩这样的新手很容易搞砸，但叶佩认为真正的原因是如果她学会怎么做卡布奇诺，老板就担心她会离职。 马柏珊感觉叶佩很可怜，拉着她的手问：为什么你的手肿起来了？叶佩说：姐，没事的，因为我不习惯工作，没问题的，几个星期就好了。“她非常勇敢乐观，我非常感动，这个女孩那时候刚17岁。我想我17岁的时候在担心什么？我17岁时在加拿大上学，担心我的数学考试，担心我可能没有男朋友。这些都是很愚蠢的担心。而叶佩有很多压力，她要上班，要帮父母赚钱。” 叶的妈妈芬（音）2006年来到意大利，在一家中国人开的工厂里找到一份工，每天工作15个小时，每月能挣到大约750欧元，这相当于她在中国干8个月的收入。 叶佩刚到意大利的时候问母亲，可不可以和她一样在服装工厂上班，她母亲说千万不可以，每天在服装工厂打工的话很难学到意大利语，因为始终都在跟中国人交流，这样的生活不好，会浪费时间，所以叶佩去了酒吧。马柏珊说，现在很多中国新移民都不去工厂上班了，形势发生了变化。 叶佩此前对于威尼斯的认知来自于书本——威尼斯是一个美丽的水城。“她从小就知道意大利就是威尼斯，她有很多期待，以为有机会坐贡多拉，以为每天可以吃冰淇淋，以为会和妈妈一起住，但是她到意大利的时候，时间过了很快，一个月后就要出去打工了，也要搬去另外一个城市了。所以，跟她期待的那样相比，她很失望。” 中国人在意大利 大约三十年前，中国人开始大规模移民意大利。大多数人在当地为意大利服装品牌代工的制衣厂找到了工作。这里的工作相对简单——往成衣上缝钮扣、拉链等，过了没多久他们就纷纷开起了自己的缝纫作坊。 Solesino小镇上的当地人告诉马柏珊，他们最初注意到中国移民是在约十年前，地点是在当地的星期天市场上。那些中国人看起来很像游牧民族，开着白色房车改装的大篷车穿越各地。一旦抵达镇上，那些车就像变形金刚一样，白色隔板和顶棚伸出车身，放满林林总总的运动衫、毛衣、假的皮夹克、内衣、胸罩和波点丝袜。 过去十年间，意大利的中国移民数量增加了两倍，据说达到20万。在意大利的全部移民中，中国人已经占到了20%。许多人不仅把家人接到意大利，还把亲戚朋友雇来为自己打工，中国人供货快、价格低廉、条件灵活的名声很快就传开了。 2012年播出的日本NHK纪录片《意大利品牌中国人造》中称，从11世纪开始纺织业就长盛不衰的普拉托现有居民18万多人，中国商人、劳工超过4万人，华人企业超过3000家。 但是，马柏珊也注意到，意大利警察说，他们发现一些中国人经营的成衣作坊条件就像是“血汗工厂”。一些工厂雇佣没有证件的非法移民，让他们不分昼夜地工作。由于许多中国移民在过去10年间取得了经济上的成功，也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鉴于意大利现在债务缠身，失业率居高不下，这种情绪进一步加剧。许多意大利人抱怨中国人打破了就业规则、剥削工人、搞低价竞争、把意大利企业排挤出了服装行业。 马柏珊说，的确，意大利的经济危机很厉害，对中国人也有很大影响，很多中国人的服装厂也关门了，很多人都要转行开酒吧，因为他们说即使没有人买衣服，但意大利人还是要喝咖啡的，一杯咖啡一个欧元，这样能继续有生意。不过，她很少会碰到没有工作的中国人，因为大部分中国人都是浙江温州或者青田来的，他们有自己的网络，经济危机的时候可能工作比较差，工资很低，但是都能找到工作，这算是中国人的才智。 在青田据说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每个已经出国定居的人都有义务把国内亲族圈子中的人一个个带出去，即使是没有侨亲的家族，通过联姻，也能出国。 在青田居住的日子里，马柏珊深深体会到了青田的特殊性，移民已经变成了那里的一个习惯。“我问很多年轻人为什么要去欧洲，毕竟那里有经济危机，而中国机会似乎更多。他们说因为大家都去，父母都已经在那里，同学都出国了，所以我也想去看看。其实有很多‘幸存者偏见’（survivor bias，著名而有趣的逻辑错误，即人们倾向于只看到少数案例，而忽略大量相反的案例。——记者注），在青田有很多华侨，他们赚钱以后会寄钱回中国或者自己回来开店，有各种各样的生意，比如红酒进口、开餐厅、卖鞋子，会用欧元做生意，很多青田本地人说：哇，他们挣了那么多钱回来，带了LV，PRADA，或者开宝马，很多人都说，或许我也可以这么做。如果你赚不够钱你就不会回来，你就会一直呆在欧洲，因为回来的时候就会很没面子。人回来是因为他们成功，本地人见到这个就想出国。” 也正因此，意大利的中国人喜欢跟中国人呆在一起，融入当地社会很困难。 叶佩的意大利语还可以，也习惯了那里的生活，但她依然习惯用微信，吃中国菜，而且是青田家乡菜。叶佩很少有当地人朋友，因为每过几个月就要搬家，要在不一样的城市找不一样的工作，所以认识朋友很难，因为熟悉了以后又要离开每次都要重新开始。 “说实话，她过的是一个很孤独的生活。”相比之下，马柏珊一直说自己很幸运，因为出生在加拿大。 在她看来，今天的意大利华人社区跟50年前或者100年前加拿大的唐人街很像，因为那时加拿大人比较排外，也不是很欢迎中国人。对意大利来说，大批移民是很新的事情，很多意大利人还没有接受这一点。意大利在历史上都是移民出国，很多意大利人去美国、加拿大、巴西。1970年代开始，有很多人来到意大利，从东欧、非洲、中东还有中国，这样的移民涌入对意大利人来说是一个很震撼的现实，所以他们对移民不是很欢迎。 马柏珊1983年出生，在她小的时候，与众不同并不是一件很酷的事情，那时她不想做中国人，想当一个白人，因为想融入。她在多伦多长大，这个城市的文化非常多元，所以她没有遭到过歧视。她的小学同学有很多很多亚洲人，至少有40%。 她的一个同龄朋友是萨尔瓦多人，来自一个说西班牙语的南美国家，本来的名字叫Cizar，移民到多伦多时改了名字叫乔纳森（Johnathan），因为他想融入。但是过了10几年，他又改回原来的名字，因为移民越来越多，加拿大人也越来越欢迎移民，改回自己原来的名字反而更加能够被接受和认同。 马柏珊说，反而是她在北京曾经遭遇过“逆向歧视”，因为她长的像中国人，但是中文说的不标准，如果她的朋友是白人，中国人可能会对他们更好。 让她一直耿耿于怀的是，她老公Marc Kuo在荷兰南部的一个小城市长大。在学校里，他是班上唯一的中国孩子。有时，在学校里日子并不好过。 他的同学们会开玩笑说：“屁股的中文怎么说？Wang Snee Wang。”荷兰人觉得这三个字听起来像中文，它们的字面翻译是“臀切臀”。“什么是中国的，而且粘在墙上？Witte lijst。”意思是“白米”，但把“rijst”（米）读成“lijst”（框）。小孩们还经常唱一首叫“Hanky Panky上海”的歌，并把眼角往外拉（模仿亚洲人的眼睛）。 Marc告诉马柏珊这些事情后，她十分生气，但他仅耸耸肩，说这是每位荷兰华人孩子成长的一部分。 而《荷兰达人秀》评委Cornelis Willem Heuckeroth（艺名戈登）当众调侃中国选手汪潇的发音更加让马柏珊愤怒，她随即投书荷兰《人民报》，呼吁：声音也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如果你有声音，我恳求你发声——即使你的父母教导你不要如此。 她承认，即使在加拿大和美国，华人参与政治也花了很长时间，因为当他们以移民身份来到北美后有很多劣势，不仅仅是他们很穷，跟当地人不一样，还包括加拿大政府、美国政府的很多政策阻止了中国人在社会上进步，所以中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很难成为专业人士。中国人别无选择，不得不住在唐人街，开餐厅或者洗衣店，花了很长时间，几代人之后，华人才能真正融入到加拿大的社会。 而在意大利，情况更糟。 马柏珊将其归因于政治制度，意大利政府不承认移民的孩子是意大利人。她告诉记者：意大利有一个法律，如果你出生在意大利，但你的父母是中国人，你会得到中国公民身份，而非意大利公民身份。因此从你出生那一刻起，你就被意大利政府告知，你不是意大利人，你不属于这里。即使你出生成长在意大利，但你还是被当做移民对待。 她探访了这种第二代中国人，他们可能之前从来没有到过中国，不太能说很好的中文，但他们在意大利政府眼里是中国人，而不是意大利人。他们没有方法完全融入到这个社会，没有方法参与政治。当他们18岁的时候才有申请公民身份的自由，但这已经耗去了他们18年时间。因此，在意大利，没有很多中国人去参与政治。“有一个非洲来的女人Cecile Kyenge，她努力参与政治，曾担任过意大利的融入部长，但她依然被政治家和公众恐吓，因为她是黑人，即使她在意大利受教育，可以说一口流利的意大利语，嫁给了意大利人，还有了孩子。”她说。 从移民到“新人” 尽管如此艰难，为什么叶佩依然不愿意回到中国？ 在马柏珊看来，叶佩的妈妈已经在意大利5年了，做这个投资花了很多钱和时间，所以还是想试一下能不能成功。其次是因为家庭破碎了，很重要的是要团聚，所以还是要去意大利试一下。 很多华人告诉马柏珊，为什么他们不愿意回中国，因为他们发现中国很复杂，变化很快，竞争激烈。当华侨返回青田的时候，他们甚至找不到回家的路。一切都不一样了，之前的那些关系都已经过时了。如果他们想开展一个生意的话，是很困难的。因此他们去了别的地方，首先是欧洲，然后是非洲，他们要去有空间的地方。中国人会非常拥挤，还要面临巨大的成功压力，就比如大学的学生以及商人，他们面临很多压力，所以要选择不同的地方。 马柏珊在欧洲遇到的很多中国移民，尤其是葡萄牙的中国人，很多去了非洲，因为葡萄牙的护照在很多前殖民地都通用，很容易得到身份。她遇到很多温州人和青田人，从葡萄牙去了安哥拉，这是新的前线，意大利和欧洲的经济不景气，很多人走了，因为殖民历史，欧洲和非洲之间有一种联系。不同之处在于，在欧洲，有很多规则和监管，而在非洲，则相对自由，这正是很多中国人在寻找的。 “中国人移民的内在动力是什么？是你的家庭的更好的未来。一个更好的未来可能意味着钱，以及其他东西，最终意味着你给你的家庭带来什么。”她说。 马柏珊 图：Marc Kuo 《威尼斯见》的封面上，隐约可见“家和万事兴”5个大字，马柏珊认为这对中国人和中国移民非常重要，这本书就是一个关于家庭的故事，对中国人来说，家庭是核心。叶佩牺牲了很多，她妈妈也牺牲了很多，为什么？为了家庭，在意大利生活不容易，赚不到太多钱，最重要是能和家庭在一起。 “我会努力学习意大利语，获得怎么开酒吧的足够技能。这样，妈妈和爸爸可以早点退休。这家酒吧已经开了4年，现在他们成了百万富翁。他们真厉害！我不嫉妒他们，因为我知道有一天我们家会更好。我坚信这一点！”叶佩在日记中写道。 马柏珊总结，每一个去海外的中国移民心里都有一个相似的计划。给别人打工只是为了自己当老板的跳板。 不过，她也认为这并不仅仅是中国人的事，而是人类的事情，是人的本能，走出去，来到新的疆土，开始新的事业。5万年前，当人类离开非洲来到世界各地的时候，移民的故事就伴随着时间的开始而开始了。这就是人类做的事情，也是我们做的事情。 “我不认为这本书是一个关于中国的故事，我认为这是每个人的故事。这本书出版以后，很多从澳大利亚、非洲、印度、巴西、葡萄牙来的移民跟我说，这个故事是关于一个17岁的中国女孩子从中国到意大利的移民故事，但这个移民故事也是我的移民故事。因此，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故事，这是每个人的故事。我认为这本书的目标就是将移民故事人性化，把人类的信仰带入这个故事。当人们阅读这本书，他们会意识到，这种感觉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文化中都是相似的。” 马柏珊很崇拜移民，她觉得移民有很多特别的特质，很勇敢。但她渐渐不太喜欢Migrant，immigrant这些词，因为在意大利或者其他地方，这些词有比较负面的意向，他们会抱怨移民跟经济危机有关，或者跟难民等负面的东西有关，这些词不是中性的，带有很多其他的意思。 她的选择是使用“newcomer”（新人）：“你可能不是移民，但你依然可以成为newcomer，比如说你第一天去一个新公司上班，你是newcomer；如果你第一次去跳舞，你也是newcomer。因此，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newcomer。” “写书的时候，我就像一直坐在叶佩的肩膀上” 澎湃新闻：你写作这个题材和中国本土作家比有什么不同？会带有一些特别的视角吗？ 马柏珊：我努力从中国人的视角来写作这本书。在过去5年做研究的过程中，我花了90%的时间和中国人打交道。我努力让自己呆在叶佩的大脑里，写书的时候，我就像一直坐在她肩膀上。 但同时，我也以西方人的身份带来自己的角度。比如，当叶佩17岁在酒吧工作时，我问我自己，当我17岁的时候在干什么，我17岁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视角可能是和中国作者不一样的。 另外，我可能比中国作者更具批评性，不过在这本书里我没有批评任何事情，我只是说了我看到的东西。比如，中国人的工厂违反了一些规定，比如在夜间依然工作，事实上，那些服装工厂不是按照劳动时间付酬的，而是按照量，你工作得越快，你就挣得越多，所以很多工人主动要求加班，这样他们可以多赚一点钱。我没有批评这个，我只是说出我看到的，我努力平衡作为一个记者要基于事实的要求，同时努力以中国视角来呈现。 澎湃新闻：叶佩看到这本书了吗？ 马柏珊：还没有，因为她不会英语，一点都不会，所以我觉得如果寄这本书给她，她没法读。今年10月，这本书的意大利语版会出版，她可能会看懂一点点，所以我会送给她，但她不会完全明白。我还是等中文版出来给她。我有一个在纽约的代理，我给他们很多压力，一定要在中国出版。 不过，我之前有读一些章节给叶佩听，她说很喜欢，因为这几年的事情她都快忘记了。 澎湃新闻：你的下一本书会关于什么？ 马柏珊：我很想写第二本书，还是关于移民，但可能是关于北美移民的故事，因为飞去意大利很贵，过去3年里，我都要飞去意大利见叶佩，花了很多时间很多钱。现在我住在温哥华，不打算搬到另外一个城市，我想在北美写一个移民故事。我不仅想写一个中国移民的故事，也想写其他移民的故事。在这里，我不仅有很多中国移民朋友，也有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移民朋友。他们的故事和中国故事很像，我很想把这些故事放在一些，显示我们都是一样的人，做一样的事情。 澎湃新闻：还会是普通人吗？ 马柏珊：我更关注普通人的故事，叶佩也是一个很普通的女孩子。很多人问，我没有赚多少钱，也不是有名的移民，你为什么要采访我？其实我也跟那些比较有名的华侨聊天，他们已经建立了他们的故事，不再真实了，很像打广告。因此，跟他们聊天没什么意思，相反，那些普通人，还没有成功的人的生活更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