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ian－Jia Immigr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revolution in Wuling Mountains
【摘要】改土归流前，武陵山区户口数量相对于周边地区偏低。伴随着清雍正乾隆年间 “改流设府”、高产作物的大力引种以及土地政策的调整与推动，武陵山区迎来移民浪潮即乾嘉移民。乾嘉移民不仅带来了...
Qian－Jia Immigration and the demographic revolution in Wuling Mountains
【摘要】改土归流前，武陵山区户口数量相对于周边地区偏低。伴随着清雍正乾隆年间 “改流设府”、高产作物的大力引种以及土地政策的调整与推动，武陵山区迎来移民浪潮即乾嘉移民。乾嘉移民不仅带来了武陵山区户口猛增，而且还从根本上改变了旧籍居民和外来移民的人口比例，总体上说，旧籍居民和移民的比例大约为 39. 32%、60. 56%。移民与旧籍居民比例的变化，以及伴随而来的经济结构、婚姻家庭、文化教育、生活习俗的变化，正是武陵山区“人口结构革命”的重要内容，也是武陵山区各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具体而生动的体现。
【关键词】乾嘉移民; 武陵山区; 人口结构革命
关于武陵山区汉族移民群体、旧籍居民群体、旧籍居民与移民的融合整合问题一直是武陵山区历史移民研究的重要内容。笔者认为，改土归流以后迁入武陵山区垦种荒地的外来人口数量大增，以至武陵山区人口实际以移民为主体、旧籍居民人口数量居于其次的状况，乾隆、嘉庆以降，武陵山区实际上成为了移民社会。尤其是秦汉以降，历唐宋、元、明、清，因军屯、民屯、经商、开垦荒地，不断有人口迁入武陵山区，从根本上改变了武陵山区移民与旧籍居民人口比例。本文试图从历史移民人口结构的变化角度入手，来分析和讨论改土归流前后旧籍居民和移民的数量、比例变化等问题，探讨移民的迁入对武陵山区人口结构带来的巨大改变，以弥补现有研究的不足。
一、改土归流前武陵山区的户数与人口结构
秦汉以降，中原王朝在武陵山区推行“羁縻州郡”和“土司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维持了武陵山区与中原王朝关系不绝，实现了中原王朝对武陵山区的管辖。然而，长期利用 “蛮酋大姓”头领管辖也造成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节奏比中原地区缓慢，人烟稀少便是明证。康熙四十三年 (1704)浙江游客顾彩自湖北枝江至容美土司治所八峰，沿途所见民户仅有数处: 在南山坡东数里见得民房，“门道甚整，屋宇亦宽”; 麻寮所“一村如巨镇”“人烟颇盛”; 五里坪“人居疏密”; 南府署“前有石街，民居栉比”; 中府“左右皆人家，烟火相望，皆中府居民随主迁来，君去亦皆挈家而去”。“湾潭，人家稀少，皆缚柳葺蒲为筐箔，家养蜂，作粉”。“油溪 (属石梁) 屋宇窄隘，无床榻”。鹤峰山羊隘的《向氏族谱》对于山羊隘地方居民分布的描述映证了顾彩的观察，“有明洪武年间，平麻寮寨设所隘，防御土苗，遂改为麻寮所，属十隘，山羊隘属焉”“康熙年间人烟稀散，上下一带居民不过一二十户。草木畅茂，荒郊旷野，道路俱系羊肠小径”“无刁民，无健讼，无雀鼠之争，无乡约之设，保甲之联，整年无一吏卒扣门”。利川在改土归流之时，“地多未辟，山高林密，是生虎豹豺狼貙，行旅不通，铺道率多迂远。其后土田日辟，户口殷繁，通衢所在皆是。人趋便捷，铺递亦以次改设。”贵州铜仁府 “群山环绕，二水合流。《一统志》: 东连麻阳，西接思南，北控苗界，南抵思州。《郡志》: 高山峻岭，穷谷深溪，人迹罕至。《郡志》: 高山峻岭、穷谷深溪不可胜数，人迹罕至”“官民杂役 939 户，4153 丁口”。
据《朱批谕旨》，湖北十九土司，除改土归流的忠建、东乡二司，其余十七土司，仅容美司约3000 户，其余土司户口不多，“与贵州、四川之土司迥别”。乾隆《鹤峰州志》记载，容美土司管辖之际，境内户口寥寥无几。设置鹤峰州以后，招徕人口开垦荒地，户口日渐增多。“查土民共 1921 户，男妇共 10367 名口”“又湖南慈利拨归州属山羊隘地方十七都 一、二、三区粮民，共 526 户，男妇共1820 名口”“以上共计 2447 户，男妇共 12187 名口。”道光《鹤峰州志》载: “乾隆二年，勘出人丁 1924 丁。”可见，12187 口散布于 “地方幅员一千五百余里”的容美土司辖区，人口密度偏低。
与鹤峰差不多，其他各县旧籍居民数量也不多。同治《宣恩县志》载: “查改土案内，乾隆三年 (1738) 勘出人 800 丁。” “宣恩县土民 2169户，15642 口”。光绪 《秀山县志》载，“《通志》: 四司旧管番民，石耶 10 户，平茶百户，邑梅 84 户，独地坝至 220 户之多”。据 《黔江县志》，康熙六十年 (1722) 黔江全县户数 2000，人口不到 10000。民国 《永顺县志》载: 永顺“雍正十二年 (1734) 户 10082 户，口 44024。内土户510，口 18654。”同治《宜昌府志》 载: 归州“原额人丁2350 丁，自明末，诸寇出没盘踞蹂躏数十年，百姓逃亡殆尽。康熙三年八月初五日，剿平流寇李来享之后，前后招抚到荆州难民共 1337 户，俱编保户安插，各乡渐次开垦复业”。长阳 “明季烟民户口 5 万余。崇祯十六年后，叠遭兵火，犹有万户。继以土司连年掳掠，而辗转于沟壑者十去三四，罹难于锋镝者十去二三，逃散于四方者十仅存一矣。康熙三年，邑令樊侯招抚残黎，渐次归籍。至十二年，计复 1900 有奇户口”“乾隆十一年编审共四千四百八十户有奇”。《建始县志》载: “左其选，湖广彝陵人，康熙四年为建始令。维时建邑自戊子兵燹后绝人烟十五年矣。其选由夔偕典史尹德携一仆至建城履任，茹蕨饮冰，共民出入者三阅月，亲刈荆棘，环堵卫舍，招回流民数百人，定县治，兴学劝垦，三年致政”。上述文献记载数据显示，乾隆六年鹤峰州共2447 户、12187 口; 乾隆三年宣恩县土民 2169 户、15642 口; 改土归流时秀山共 414 户、共 2070 人(按每户 5 口计算); 康熙六十年黔江全县 2000户、10000 口; 雍正十二年永顺县土户 510、18654口; 归州 2350 丁、共 11750 口 (按每户 5 口 1 丁计算); 乾隆十一年长阳 4480 户、22400 口。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一年间，七个州县的旧籍居民平均为 2053 户、10683 口。有研究者指出，鄂西南有确切地望的土司有 31 个，每个土司以 400 户计，则土司区内约有 12400 户、62000 人。
清代文献将改土归流前武陵山区户口凋零与明末清初战乱联系起来。同治 《建始县志》载: “明崇祯七年，流贼数十万众自楚入蜀，由巴东过建始，居民荼毒大半。自是陆续往来，岁无宁日，百姓流离失业，逃川滇者甚众。十六年，张献忠尽驱荆民入川，路经建始，男女扶携，鱼贯而进，数月始毕。饿死者积尸道途，建民之被掠亦复不少。”道光《补辑石柱厅志》云， “余读天馥王公 《风俗志》，为之掩卷恻然曰: ‘异哉，何斯土之凉薄至此也!’追维其故，端由流寇肆毒以后，土著澌灭无遗。今之林林总总者，多四方无赖之民杂处，其于先王教化之泽荡然矣”。同治 《巴东县志》载，康熙十三年 (1674) 吴三桂反，守备孙佳降，“民不能堪，逃亡相继”。康熙初蒋希古任巴东知县时，“诸寇刘体纯等初伏诛，全境成墟”。十八年 (1679) 进士齐祖望任巴东知县时，“邑经兵火后，人文零落”。
当然，将土司辖区户口数量偏少完全归于 “寇乱”值得商榷。顾彩在容美旅行时的康熙四十三年(1704)，即或是饱受明末清初战乱之苦的四川，户口数量也逐渐恢复接近明朝最高水平。而且，由于山高谷深，土司辖区历来成为避难之渊薮。《忠州直隶州志》载，“崇祯十七年，张贼由夔门上，五月入州境，屠戮殆尽，人多避乱石柱地方。贼退稍回。又遇姚黄贼杀掳，靡有孑遗”。《石柱厅志》载，明末 “忠丰人民襁负来石柱避贼者踵相接”。据此推断，土司管辖区户口数量偏低恐与土司的过控政治和社会生产力水平有一定联系。
周边各县人口数量却明显多于武陵山区。明万历三年 (1577)，均州“民户共 3896，口 15451”。正德七年 (1512) 夔州府 9307、102710 口，其中奉节县 499 户、2376 口，云阳县 1173 户、12628 口，万县 660 户、15621 口，梁山县 1538 户、19993 口，开县842 户、6457 口，新宁县109 户、10274 口，东乡县637 户、7701 口，达州988 户、14535 口，巫山县 696 户、5252 口，大昌县 237 户、1326 口，大宁县 417 户、1862 口。明朝正德七年至万历三年时，夔州府、宜昌府各州县已达到平均 1100 户、9847口，这组数据已经接近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一年间武陵山区各州县的水平。康熙、乾隆年间处于武陵山区腹地的建始 (土司管辖区)、巴东 (土司管辖区)、宣恩、黔江、秀山等县户口数与嘉靖、万历、正德年间武陵山区周边地带各州县户口数字相比，户口数也远远低于后者。《容美纪游》《向氏族谱》《利川县志》《朱批谕旨》《永顺县志》关于土司辖区户口稀少的描述，明确证实了改土归流前土司辖区户数普遍偏低的历史事实。
二、乾嘉移民与武陵山区的人口变迁
随着玉米、马铃薯、红薯等高产作物的引种、土司管辖区改土归流，以及朝廷鼓励开垦山地，雍正、乾隆、嘉庆年间土司管辖的武陵山区迎来了移民开荒的浪潮，这是继康熙、雍正、乾隆初期发生的 “湖广填四川”移民浪潮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移民。
武陵山区移民高潮出现在雍正、乾隆、嘉庆年间，与中原王朝改土归流，废除 “汉不入境，蛮不出峒”的禁令，积极开发这一地区的政策有直接的关系。乾隆年间设立施南府，不仅是大量汉族移民进入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结果，而且又推动了这场移民运动。清雍正十三年 “改土归流” 后，“四处流人闻风渐集，荆楚吴越之商，相次招类皆来”。据道光《施南府志》，明清鼎革之际，建始遭受流寇扰攘，数十年缺少居民。康熙初年境内平定，流亡之民复业者十之一二。此后，湖北荆州、湖南、江西等处老百姓纷纷前来开垦荒地。这时，境内土广人稀，老百姓随力开垦，极少发生越占田界的纠纷。老百姓接踵而至，后至者以先至者为业主，典买耕种，又或者众人共同租佃一山一岭，自某坡、某岭至某溪、某涧，岂只数里之远。据同治 《利川县志》，明末清初，各省官军、流寓、行商移居利川，户口以湖北黄州、武昌、江西、四川、贵州为主。瑏瑡 据乾隆 《鹤峰州志》，前土司残虐州境，居民辗转流徙，寥寥无几。废除土司，改设鹤峰州之后，州官招募远近百姓开荒定居，人烟渐众，户口日增，与改土归流前有天壤之别。“《毛志》称，归流之始，民习多陋，所载文告若干条，殷劝告诫，与民更始，今则彬彬然焉，与中土无异”。这深刻改变了土司管辖区 “民皆土著”与“内地人民少通”的封闭状态。
档案、族谱、方志记载了改土归流前后迁入武陵山区的人口和家族。原籍湖广常德府龙阳县的李春华与云阳县黄维公素相熟悉，乾隆十八年 (1753)初，雇给黄维公佣工。刘茂秀自湖南安乡县迁居长乐县，乾隆十六年 (1751) 同巴东县居民颜学仁等12 家，凑足白银45 两，合伙购买湖北长乐县向长相后坪、蜘蛛头土地; 杨进升购买覃大章添星坡、九里坪土地，4 块土地地界相连。乾隆十九年(1754) 王从贵与兄王从富移居恩施，买地耕种。乾隆二十五年正月，王从贵经凭同乡张添奇为中人，将土地租给刘甫潮耕种，议定每年秋收之后交纳租银 1 两。乾隆二十五年 (1760)，谢周山用白银 20两购买吴贵清桐子澜沙坪土地，与张万友购买的土地相连。尹孝先、姚国安、胡见元、李仲周、骆光富、何德仲、王国安、张应仲、黄如山皆在丰都县佃耕蒋在俸、白文秀、张宏亮的陈肖寺、湛家坪、石惯水、茨竹坝、毛面坪土地，与石柱厅陈起超等民户的土地滥泥坝地界相连，以河溪为界。乾隆二十六年 (1761)，湖南安福县人陈廷秀、石门县人何在明、赵同寅合伙购买五马柘、响潭河土地，湖南慈利县人王永安、郭述珍、萧超群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 用白银 240 两购买张彤相青崖坪、韭菜坝土地，4 块土地相连。乾隆三十七年 (1772)，湖南石门县人滕宏士、夏蒂纯搬迁至鹤峰、建始与恩施交界的滥池坪、朝阳坪居住，租种恩施县李士隆的田土。鹤峰州民萧超群、殷东升勒令夏蒂纯等 40 余户向其还租。李士隆、萧超群、殷东升等赴巡道衙门彼此控告越界强占。秀山县石耶司土千总杨再镇有祖茶园、大溪两处田产，以下河溪、化香岭、高峒为界，由龙、李、刘、杨等姓佃户耕种。杨再镇于乾隆二年 (1737) 将大溪田产卖与杨光品等 11户; 杨再镇胞弟于乾隆六年 (1741) 将茶园田产卖与湖广辰州府泸溪县人刘美卿、刘克培等 7 户。杨光品堂弟杨玉章分出大溪田土一块，当给苏君贤、苏君德。刘美卿、刘克培等7 人在茶园长岭种荞麦。
《建始县志》载: 改土归流以前，建始土旷人稀，荒山未辟。改土归流以后，流民竞集，田土尽行垦辟。其实早在康熙初年，湖南、湖北、江西等省流民纷纷迁境开垦荒地。施南 《朱氏族谱》记载: 康熙九年 (1670) 原居江陵县筲箕窳的朱启义同其子朱孝□迁居建始，康熙十二年 (1673)定居于安坦、石桥。建始 《姜氏族谱》载，康熙五十一年 (1711)，正鹏、正玺、正鹗、正鹤兄弟4 人迁居夔州府建始县望坪，正鹞迁居四川隆昌。宣恩 《黄姓承荫薄》载，黄氏“祖籍江西吉安府吉水县，迁沅州府芷江县管下坪，烟火万家，复迁贵州省青溪县羊毛坪，人产蛰蛰，瓜瓞绵绵。始于乾隆年间，迁于湖北施南府宣邑东乡里二甲”。宣恩高罗小茅坡营是苗族聚集区，住有石、龙、冯三姓，75 户，340 人，三姓苗族，都是湖南花垣县迁来的，到现在有 14 代左右，约 250 年历史，大约是乾隆中期。据传是因水灾逃难而来。1980 年代，石、龙二姓曾回花垣探源，找到了祖居的董马库。董马库是二高山，不存在水淹的情况，可能是因兵灾逃难而来的。《邱氏族谱》记述，邱氏“系康熙四十九年 (1710)，自广东迁来，落业于顺庆府大足县长乐乡永胜里，地名矮子湾，居住三十年。乾隆年间，土司改设招民，于乾隆五年(1740) 去蜀迁楚，落业湖北荆南道施南府利川县建南司向化里四保一甲，地名孙家包”。
武城《曾氏续修族谱》载，江西吉水县人曾传先迁四川涪陵、酉阳经商，再迁广安经商、开矿，定居于此。据《石柱县志》，王、周、包、贺、杨、钟俱在清初迁移石柱洞源里四甲黄鹤坝、马武坝、溪源里七甲于木坪、竹根坪、筲榜溪、铧箭沟等地定居。江西人在黔江两河、金溪、黄溪等地都建有万寿宫。嘉庆初，彭、易、陈姓在两河建万寿宫，李、潘、杨、陈姓在筲箕弯建万寿宫，余、罗、汪、许、柯、沈、范、罗姓在黄溪建万寿宫。可见，湖北、湖南、江西等省人口在改土归流之际迁入武陵山区垦荒、经商已成为历史浪潮。量化分析呈现了此次移民浪潮的规模。
分析表1，可以得出武陵山区北段几个县份旧籍居民和移民比例变化的几点认识:
1、乾隆二十年至乾隆四十年，建始县在短短二十年间增长 8000 户、74000 口，仅靠人口自然增长无法做到。
2、雍正十三年，来凤县土民约占户口总数的1 /5，客民约占户口总数的 4 /5。
3、乾隆年间某年份宣恩县土民 2169 户、15642 口，按人口自然增长速度 30 年人口增长 1倍的通用计算方法，至乾隆四十年为 4338 户、31284 口; 客民 7492 户、50086 口。那么到乾隆四十年，宣恩应有土民、客民总数 11830 户、81370口。但 是，乾隆四十年宣恩县实有 33777 户、150450 丁口，多出的 21947 户、69080 口正是移民迁入结果。进一步说，乾隆四十年宣恩县旧籍居民应 为 4338 户、31284 口; 移民应为 29439 户、119166 口。此时，旧籍居民占总人口的 21% ，移民占人口的 79% 。
4、雍正七年彭水县人丁 853 丁，按每户 5 口、1 丁的常规计算方法，合 4265 口。按 30 年人口增长 1 倍的计算方法，到乾隆二十年彭水县应有人口8103 口，而乾隆二十年彭水县实有人丁 4577 丁，合 22885 口。就是说，雍正七年到乾隆二十年间，彭水县共移入人口 14782 口。乾隆二十年移民约占总人口的 65% ，旧籍居民约占 35% 。但是，乾隆二十年后彭水县仍有移民迁入，道光四年编人丁34642 丁，合 173210 口。雍正七年 4265 口，按 30年人口自然增长 1 倍的规律，道光四年应为 12795口。就是说，道光四年旧籍居民 仅占总人口的 7. 4% 。
5、乾隆九年，秀山县 1570 户，合 7850 口，将此数全部作为旧籍居民，按照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到嘉庆十六年应为 17270 口。而实际上，从乾隆九年至嘉庆十六年共增户 8852 户，合 44260 口。就是说，到嘉庆十六年，秀山应为 61530 口，其中旧籍居民占 28% ，移民占 72% 。
武陵山区南段几个县 (厅) 经历大移民后移民与旧籍居民比例变化情况可以通过表 2 分析，可见:
1、乾隆十六年，永绥苗户增长率为 40% ，内地迁入民户增长率为 60% 。
2、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嘉庆二十一年保靖应有人口 58334 口，而实际人口数为 96840 口。这是说，从雍正八年到嘉庆二十一年的 86 年间，保靖新增移民 38506 口，占总人口的 40% ，保靖的旧籍居民占总人口的 60% 。
3、乾隆七年，永顺县土籍 55074 口，约占总人口的 53% ; 客籍 26438 口，约占总人口的 25% ;苗籍 22171 口，约占总人口的 21% 。乾隆七年共103683 名口，乾隆五十九年 306401 名口，按 30年人口增长 1 倍的规律计算，从乾隆七年到乾隆五十九年永顺新增移民很少。因此，乾隆七年的土籍、客籍、苗籍比例即可作为永顺的旧籍居民和移民的人口比例。
4、雍正七年，龙山县土籍、苗籍、客籍总共140726 口，其中土籍占总人口的 36% ，苗籍占总人口的 32% ; 客籍占总人口的 32% 。乾隆二十六年、嘉庆十九年、同治四年龙山县总人口数变化不大。
5、雍正十一年，桑植共有 6149 口，全部作为旧籍居民，按人口自然增长规律，到乾隆二十五年应为 11683 口，占总人口的 12%。就是说，雍正十一年至乾隆二十五年移民 84958 口，占总人口的88%。根据乾隆二十五年的人口统计，客民 12547户，占总人口 60% ; 土民 8031 户，占总人39% ，苗民 163 户，占总人口的 0. 8%。
可见，武陵山区的鄂西南、渝东南、湘西北，旧籍居民和移民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是有差别的(见表3 )。鄂 西 南、渝东南旧籍居民比例为22. 28% ，移民比例为 77. 72% ，大移民之后移民社会已经形成。湘西北旧籍居民 (包括苗籍、土籍) 比例为 56. 36% ，移民比例为 43. 4% ，已经形成土籍、苗籍、客籍杂居相处的居住格局。整个武陵山区旧籍居民比例为 39. 32% ，移民为 60. 56% 。乾隆《永顺县志》载: “永顺隶楚极边，土人、汉人、苗民杂处，土人十分之四，汉人三分，苗民亦仅三分。”同治《桑植县志》载: “县民最杂糅。由慈利拨归者曰民籍，旧土司治者曰土籍，旧卫所辖者曰军籍，苗曰苗籍，自外县迁移来者曰客籍。籍有五民。数则土四之，客六之”。记载大体不谬。
同时，历史时期施南府管辖的八县 (州) 分别归于建平郡、清江郡、施州、夔州路、鹤峰州，因而没有完整的施南八县 (州) 户口统计数。但反观魏晋、唐宋元当地的户口数量，恰好可以映证雍正十三年 (1735) 改土归流后武陵山区人口结构的巨变。据道光 《施南府志》，施州清化郡属县二清江、建始，3702 户，16444 口 (《唐书·地理志》)。施州清江郡属县二清江、建始，19840 户(《宋史》)。夔州路路领州七，施州其一，22024户，99598 口 (《元史·地理志》)。改土案内施南府属六县勘出 27718 户，117430 丁口。清朝道光十二年施南府奉文编查保甲 118795 户，902123 丁口。同治十年施南府 180685 户，1078838 丁口。雍正十三年设立施南府后，施南府属 6 县共有27718 户、117430 丁口。将这组数据与《元史·地理志》 统计的夔州路 (七州，施州其一) 22024户、99598 口，《宋史》统计的施州清江郡 19840户相比较，户口数据变化不大。若按照人口自然增长规律，雍正十三年的 117430 口，到道光十二年应为 379690 口，占总人口的 42% 。然而，道光十二年 (1832)，施南府户口达 118795 户、902123丁口。自清雍正十三年 ( 1735 ) 至道光十二年(1832) 的 97 年间，恩施六县增加移民及其后裔522433 口，占总人口的 58% 。可见，道光十二年旧籍居民占总人口 42% ，移民及其后裔占总人口58% 的数据与上述结论大致吻合。
四、小结
康熙六十年至乾隆十一年间，尽管武陵山区各个州县已接纳一定数量的外来移民，但各个州县旧籍居民的平均水平仍然在 2053 户、10683 口左右，而明朝正德七年至万历三年之间，夔州府、宜昌府各州县已达到平均 1100 户、9847 口的水平。这说明改土归流前土司辖区户口数据普遍偏低。随着玉米、红薯、马铃薯引种，土司辖区改土归流，和朝廷 “开垦边省和内地的山头地角及河滨溪畔”的政策鼓励，雍正、乾隆、嘉庆年间武陵山区迎来了移民垦荒浪潮，武陵山区发生了一场“人口结构革命”，这主要表现在当地户口数量的急骤膨胀，以及“土民”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的下降和“客民”所占比例的上升。但是，鄂西南、渝东南、湘西北旧籍居民和移民在人口总数中所占比例具有差异性。 鄂西南、 渝东南旧籍居民比例为22. 28% ，移民比例为 77. 72% ，大移民之后鄂西南、渝东南已经形成移民社会。湘西北旧籍居民比例为 56. 36% ，移民比例 为 43. 4% ，已形成土、苗、客杂居相处的民族居住格局。总体而言，整个武陵山区旧籍居民 比例为 39. 32% ，移民为60. 56% ，乾嘉之际武陵山区移民社会已初步形成。
随着大量移民的迁入和改土归流后土司家族及部分部属外迁，武陵山区旧籍居民和外来移民的比例在乾隆、嘉庆、道光年间发生根本性变化。本地旧籍居民所占比例相对减少，而外来移民所占比例却逐年增加。“客籍”“土著”或“本户”“客户”的区别越来越强烈地体现了人口比例变化带来的经济结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文化教育的变化，例如:
道光《施南府志》载，“施郡之民，分里屯二籍。里籍土著，俗尚俭朴，水耕火耨”“屯籍皆明末国初调拨各省官军之家，而河南、江南为多。言语服食，各从本贯”。嘉庆《恩施县志》载，“各处流民，入山伐木支椽，上盖茅草，仅庇风雨。借粮作种，谓之棚民”“客民赶场作市，设有场头、客总，土著只有十之二三，余俱外省人”。同治《恩施县志》载，“邑民有本户、客户之分，本户皆前代土著，客户则乾隆设府后贸迁而来者。大抵本户之民多质直，客户之民尚圆通”。
按《巴东杨柳区连田土家风习》记载，巴东旧籍居 民覃、谭、向自称 “本地人”或“本地帮”，称外来的人为“客家”，客家无田，土家就给他们田，并说以后给点粮食就行了。客家来的渐多，就产生了意见，分成“本帮”“客帮”，称“本帮”为“蛮子”。在婚姻方面，本地人各姓氏相互通婚的多，入赘的多，而“本地人”与“客家”结婚的少，到覃家上门作女婿的十七户中，除一户姓高的外，其余的都是本地人，这种情况现在仍然存在，连田乡覃、 谭两姓，就是同姓结婚。
同治《来凤县志》载: “邑自乾隆三十七年，来凤县初设学官，始定学额。三十七年以前，学额附属恩施，成名土童十居八九，客籍十居一二; 三十七年以后，客籍、土籍各居其半; 同治年间客籍十居八九。”同治《咸丰县志》载: “咸邑旧惟土著。自改所归流后，外来寄籍者不少，然皆耕凿相安，两无猜忌。迄咸丰初年，四川彭邑人民始有迁移入咸者。近则愈迁愈甚，接踵而至者，遍满乡邑，有非我族类之感焉。”
“本户”“本帮”“蛮子”“土民”“土籍”“客户”“客帮”“客民”“客籍”等等称呼在武陵山区的普遍出现，正是根源于改土归流后大量移民迁入武陵山区。当地户口数量的急骤膨胀，在户口总数中“土民”所占比例的下降和“客民”所占比例的上升，以及经济结构、婚姻家庭、生活习俗、文化教育变化，正是这场 “人口结构革命”的重要内容。
因此，通过武陵山区乾嘉移民与人口变迁的讨论可以发现，如果从历史移民角度来研究民族交流互动关系，将会对民族之间交往、交流、交融有更加具体、更加深刻的认识。所以，无论是从民族融合与社会整合角度，还是从历史移民与民族关系角度，还是将武陵山区作为一个整体研究都是一个新的尝试，也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研究领域。
【作者简介】龚义龙，长江师范学院武陵山片区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研究员、教授，博士。
【基金项目】国家民委课题 “历史时期武陵山区社会变迁与民族关系研究” (2017－GMG－040)、长江师范学院科研资助项目“武陵山区历代移民与民族关系研究”(2017KYQD90) 阶段成果。
Abstract:Before the bureaucratization of native chieftains，the number of registered households in Wuling Mountains was lower than that in surrounding areas． With the abolishment of the chieftain system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of the Qing dynasty，plus the adjustment of the land－use policy and the planting of high－yielding crops like potato，corn，sweet potato and others during the reign of Emperor Yongzheng and Emperor Qianlong of the Qing dynasty，Wuling Mountains saw a wave of immigration，called in history Qian－Jia Immigration which resulted in a great increase in permanent households and a dramatic change in the proportion of the previous permanent households and the immigrants，approximately 39. 32 % to 60. 56 % ．This change ushered in other changes in the economic structure，marriage and family，culture，education，and customs，a mirror of the“demographic revolution”in Wuling Mountains as well as a concrete and vivid manifestation of exchanges and fusion among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here．
Key words:Qian－Jia Immigration; Wuling Mountains; demographic revolution
编辑说明：文章来源于《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原文和图片版权归作者和原单位所有。篇幅原因，注释从略。
编 辑：王东昕 李春亭 吴鹏 贾淑凤
编辑助理：王孟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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