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市场在过去的40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戴国强于近日接受了新浪金融研究院的对话。戴国强在对话中回忆起他在中国金融改革浪潮中的所见所闻，同时分享了他在上海财经大学求学的日子，以及对与金融人才培养的见解。
中国金融改革的开端：银行业发展
戴国强表示，中国金融改革是从银行开始的，第一阶段侧重于扩大银行体系并使其多样化。1978年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离后，中国人民银行既是发行银行又是商业银行，同时还恢复了中国人民（后改为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加上原来一直存在的，共有四家国有银行，又称“四大行”。“四大行”经营的业务类型明确且不重叠：农业银行负责农村和农业部门的业务，中国银行负责对外贸易的银行业务，建设银行负责基本建设和固定资产投资方面的业务，中国人民银行从事和一般企业及居民相关的业务。
“1983年1月毕业分配的时候，我们金融班的同学主要是被分到银行系统工作，其中大多数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家在郊区的同学大多被分配到农业银行，少数同学被分配到中国银行，没有同学被分配到建设银行。1979年学校招收基建专业，他们毕业后很多被分配到建设银行。”戴国强回忆起从上海财经学院（上海财经大学的前身）毕业时的就业情况。
戴国强说，当时班级里有8位同学留校从教。“当时的系总支书记曹宏炯老师找我谈话，询问我的毕业志愿，我表示要回厂里去。她听了很惊讶，问为什么？我说，因为我在大学学习的四年是带薪的，厂里对我很好，每年暑假我都会回厂里参加劳动1~2个星期。当时白天电力紧张，夜里电力有保证，厂里生产任务重，早、中、夜三班开足马力生产，每周早班6天，从6点到14点；中班5天，从14点到22点；夜班7天，从22点到次日早上6点。盛夏期间夜班缺勤较多，厂里希望我能帮忙顶夜班，虽然人很辛苦，但我觉得这么做能帮厂里做些事，而且也让我能更多了解社会变化。曹老师笑着说，你是对的，但是带薪上学是国家政策规定的，作为一个大学生，要以国家的需要作为自己选择的标准，现在我国财经教育发展需要更多年轻人，组织上希望你留校。我觉得曹老师讲得在理，表示愿意服从分配，但又觉得对不起厂里，食言了。曹老师说厂里的工作由学校去做。后来我才知道厂里的副书记专门到学校来要人，被学校说服了。”留校后，戴国强最先从事《中国近代金融史》这门课程的教学。为此，戴国强专门和银行联系，想去了解上海金融发展的历史。“上海作为近代金融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很多的素材可以挖掘。”戴国强表示，他找了当时被分配到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所的朱镇华同学，对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所了解的情况全部告诉他，让他受益匪浅。
当时，戴国强临摹1949年以前的上海金融机构分布地点图，作为上课用的一份材料，上课时跟同学们讲其中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的金融改革步伐开始加快了，1982年我国引进了南洋商业银行。毕业前，戴国强做了一个外资银行在沪情况的调查。“原来在沪的外资银行大多撤走了，只有汇丰银行、渣打银行、东方银行和华侨银行这四家外资银行，虽然停业了但没有撤走，在上海仍保留了办事处。我去汇丰银行驻上海办事处，找了好长时间才找到——就在原来的九江路外滩20路无轨电车的终点站那儿。汇丰银行办事处在一个半地下室的大房间里，我进去看到大概有十几个员工在处理事务。”对此，戴国强感到惊讶。“这家全球知名的银行竟在这样一个地方办公。”戴国强表示，不久以后我国就宣布了外资银行政策，这四家外资银行先后复业。之后，界既有中资银行，也有外资银行，中国金融改革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戴国强继续回忆表示，1983年9月，国务院宣布决定中国人民银行为中央银行，专门行使中央银行的职能。人民银行的商业银行业务和人员分离出来，专门组建中国，这是我国金融改革的又一重大举措。我国建立了中央银行领导的四大专业银行为支柱的银行体系，其中也包括外资银行。1986年上海开始重新组建，作为我国第一家全国性的国有股份制银行，这也是我国金融改革深化的一个标志。当时负责筹建的是原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李祥瑞，上海财经学院的老院长龚浩成也参与了筹建。交通银行重新组建起来之后，李祥瑞任交通银行的第一任董事长，龚浩成老师担任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行长，上海的金融改革步伐加快了。后来交通银行和其他“四大行”一起，称为国有“五大行”，于2005年正式上市。现在我国的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中国银行等在国际银行业中排名居前，成为全球系统重要性的银行。
上海建立股票交易市场
“上海建立股票交易所是我国金融改革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重大举措。”戴国强强调，在这之前的1984年，上海有两家公司发行了股票。“当时我们就听说工商银行在静安区有个营业部专门做证券交易，证券柜台交易在那个时候就有了。”
“那时我已经读研究生了，同寝室的同学刘波对股份制改革非常感兴趣，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股份制和股票问题的。他后来担任过上海证券交易所副总经理，还担任过南方证券总经理。当时我任班主任的1983级金融本科生中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学生，他们经常来我们宿舍一起谈上海一些企业发行股票的问题，还买了股票。”戴国强表示，当时买股票的人很少，股票是记名的。
“1990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建立之后，买股票的人一下子就多了。”戴国强回忆称，当时上海的股票市场非常火爆，上市股票只有8只，股票价格涨得非常厉害，老百姓就越发对股票感兴趣了。为了发展股票市场，1991年上海发行股票认购证，30元1张，市场预测认购证的中签率只有1%到2%。所以那个时候很多人持观望态度，也不知道买了股票什么时候可以上市。“当时我太太说，我们也去买10张，我说好的，但是到了天目路闸北工商银行买认购证的时候我犹豫了，总觉得这个事情不靠谱，结果只买了5张认购证。回来后我太太还笑话我，刘波知道后说应该买100张。没想到1992年开始摇号买股票，实际上是买一张中一张，中签率是100%。学校有一个锅炉房的师傅，他就买了100张，当时大家说他胆子大，他买100张就要3000元，在当时来讲是一笔蛮大的数目了，等到抽签开始，人们发现所有的股票认购证都是能中签的，当时买到一只股票，按股票平均市价来算，股民可以赚1万元。这位师傅就成了我们学校的第一个百万富翁。”对此，戴国强笑称，学金融的人因为知道股市有风险，瞻前顾后，反而在股市上经常出现该买不买，该抛不抛的情形，所以当时市场上有一种说法，叫“专家炒股，越炒越苦。”
“进入股市的人越来越多，就把中国的股票市场给抬起来了，过了半年深圳也建立了股票交易市场，股市更加火爆。”戴国强表示，中国股票市场的建立实际上标志着中国金融改革开放真正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戴国强进一步表示，股票市场没起来的时候，我国以银行间接金融为主。股票市场起来之后，直接金融在中国也发展起来了。直接融资壮大了，反过来就对银行业提出了要求。银行不能老守着百姓的钱袋子做一些传统业务，一方面要求银行做好传统业务，为直接融资提供更多的服务；另一方面也要求银行在业务上大力开拓、做好财富管理和风险防范。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银行业的发展。这么多年来银行在服务社会、服务市场方面有很大的进步。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股票市场的发展还是受到一定的限制，人们对新事物的看法，还有很多的框框。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进一步解放了人们思想，我国金融市场开始全面发展。除了股票市场发展起来之外，债券市场、基金市场等都出现了快速发展的局面。
直接融资市场快速发展，使从事直接融资业务的人员收入水平也迅速提高，相比之下，间接融资行业人员的收入水平就低很多。随着银行业务的快速发展，银行员工的收入也在1992年之后开始明显上升。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了金融整顿。戴国强认为主要原因是金融改革初期人们对金融的本质理解不深，在思想和认识上跟不上金融发展的需要，导致我国金融市场出现一些乱象。对此，戴国强举了两个例子。
第一，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信托业开始快速发展，这本是一件好事，丰富了中国的金融业，除了银行、保险和证券公司外，还有信托等其他的金融形式。但是由于对信托本身的认识存在误区，以为信托什么都能干，甚至把信托仅当做融资和贷款的机构，进行高息揽存高息放贷，结果1993年以后信托出了很多问题。1996年金融整顿就从信托开始，当时信托有700多家机构，经过整顿后，留下59家，监管机构对信托提出了不少限制性的规定。直到2006年以后，我国信托才开始有了新的发展，现在信托机构有70家左右。
信托英文叫Trust，也就是信任的意思。信托主要有接受客户委托、代理理财这样一个功能。进入21世纪以后，信托发展比以前规范了，让信托回归到“受人之托，代人理财”的本源。当然问题还是存在，现在正在进一步整顿，这需要在后续发展过程中逐渐深化对信托的理解。
第二，改革当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债务经济。“改革开放刚开始没多久，我还在上大学，那时发展经济缺少资金，要搞国债发行，但又不叫国债或公债，叫国库券。”戴国强指出，这是对国库券的误解，国库券一般是短期的，当时发行的国债是长期的，应该叫公债。
买国库券的人少，怎么办？戴国强表示，当时号召凡是带工资的职工，用半个月的工资来购买国债。“我那时候带工资上学，每月43元，半个月的工资是21.5元，因国库券没有零头的，就买了25元的国库券。至今我还留着这张国库券没去兑现，作为一个纪念。”戴国强说，现在人们看到国债成了最安全的资产，都争着买。
在上海财经大学求学的日子
20世纪70年代后半期，戴国强在工厂里工作，那时厂里已经把戴国强从工人岗位提到了科室里面的干部岗位，搞计划和统计。戴国强参加高考之后，厂里不肯放人，觉得好不容易培养出他。
“我当时跟他们说，我读完书之后还会回来的，因为在厂里工作了十年，对厂子有感情，大家对我都很不错。我高考填志愿时，第一志愿是中国人民大学的计划与统计专业和厦门大学的统计专业，因为我原来做这个工作。我报了上海财经学院（现上海财经大学）三个志愿，第一个是工业经济专业，第二个是统计专业，第三个是财政金融专业。”戴国强表示，填财政金融专业的时候，对财政和金融并不是很了解，只在学习当时指定的几本书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还有《国家与革命》等。列宁的书里讲到了金融、银行、金融寡头，戴国强稍微知道一点金融概念，所以当时就填了财政金融系的金融专业，结果被录取到金融专业。
戴国强表示，刚进校的时候，以为金融就是银行，实际上金融比银行的概念要大得多。“我们1978级金融班学生的年龄相比财政班学生的要小一些，但班级里同学之间的年龄差距也蛮大的，按年龄大小排，我大概排名第12位。我们班同学有八个应届毕业生，是当年高中毕业考进来的，所以全班年龄最大的与年龄最小的相差13岁。当时女生很少，我们班59位同学只有8位女同学。原来的上海财经学院校园在现在上海财经大学中山北一路369校区，进学校之后，发现校园一片荒芜。那会儿上海外国语学院的两个系也在这个校区内，一个是日本语、阿拉伯语系，一个是德语、法语系，这几个专业在校区占了三分之二的教学楼，宿舍楼当时有好几栋，但是基本上都是外语学院的同学住了。那时候学校条件比较艰苦，教学楼少，图书馆就是两间教室。操场上杂草丛生，有半人高，等于就没有操场。进校后，学校团委号召大家一起整理校园。上海财经学院1978级一共有8个班，其中会计学专业有3个班，财政和金融2个班，还有统计班、工业经济班和贸易经济班，大家一起出来劳动，花了几个半天，终于把操场整理干净了。当时操场上堆放着好多原来的工厂扔出来的废弃马达、机器架子等废旧零部件，我们捡起来卖给回收站，卖了几百块钱作为班里的团费，用于搞团部和班级活动。”戴国强回忆。
戴国强还表示，进校的时候，分给上海财经学院的宿舍很少，那时女生没有宿舍，男生宿舍只给了一栋楼的一层。“我们这层楼一个房间要住十个学生，郊区学生是9个人住一个房间，因为要留出放行李的地方。因为宿舍少，学校规定申请住宿舍楼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首先满足家在郊区的同学住宿要求，2个月后规定市区的学生必须是家离学校多少公里以外的才能够入住。学校在上海的东北角，我家在上海的西南角，符合住宿条件。我们宿舍房间号是407，室友来自7个班级。后来有不少没能住宿的同学觉得来回跑时间都花在路上，影响学习，于是申请住校。学校想尽办法，安排他们住在学校印刷厂后面的工房里。那些工房原是外来务工人员住的，很简陋，柏油纸顶棚，土墙，地上就是泥地，他们就住在里面学习，一直到外语学院两个系搬出这个校区后，他们才住进我们那栋宿舍楼。”戴国强说。
“尽管那时候学习条件艰苦，但是我们学习的劲头都是现在的许多学生比不了的。”戴国强说，那时候大家都非常珍惜时间，好多同学一边走路一边背英语单词，有个同学因太专心了，没有注意，一头撞在单杠柱子上，眼睛周围被撞得一片乌青，好长时间才褪去。图书馆面积小，难占到座位。大多数同学就在教室里面学习，晚自修时大家经常会开展一些讨论，这种讨论带来的收获很大。
“学校给我们安排的老师课讲得都很好。教我们政治经济学的葛寿昌老师，上课不看讲义，侃侃而谈，深人浅出。教高等数学的老师是从上海师范学院请来的，讲课条理清晰，让我们很好地领悟了高等数学的妙趣，上课时她不用圆规，抡起胳膊用粉笔在黑板上就能画出一个标准大圆，引起大家一片惊叹。为帮助我们学习英语，学校从外校聘请了一些老教师来给我们上英语课。开始学专业课程后，王学青、龚浩成、张宝生、沈锦昶、郑菊生、孙以焕老师和郭豫娟等一批老教授分别给我们讲不同的课，他们的课各有特色，共同之处是讲课思路清晰，善于理论联系实际。”戴国强感慨到，现在翻看当年课程的笔记，仍令人感叹不已：理论阐述完整、概念讲解清楚、讲课逻辑严密、案例数据丰富。
由于上海财经学院1978年开学晚了一个学期，戴国强进校之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已经召开，他是1979年的1月份进校的，正赶上改革开放。“因为我们大部分人都是具有一定的社会实践经历，所以同学们的思维也比较活跃。晚自修到7点大家会准时收看新闻联播，经常会结合所学的专业知识就某个新闻进行热烈的讨论和辩论，这对于我们学好财经类课程很有帮助。”戴国强说。
如何培养金融人才？
戴国强从复旦大学博士毕业以后回到上海财经大学，走上了学院的领导工作岗位，对人才培养工作慢慢有了自己一些新的认识。戴国强强调，从事金融人才培养，学生既要掌握现代金融知识，也要有一定的工具性知识，包括数学、外语、计算机等方面的知识，以及金融的基本理论、基本技能。更重要的是，要有对金融本质的认识，要拥有未来从事金融工作的一些基本素质。
戴国强认为，从事金融的人才有这样几条基本素质很重要。“第一，要有责任意识和诚信的理念。古人推崇说话算数的诚信意识，称这样的人为君子，从事金融业的人，首先应该具有契约精神和责任意识，没有这个不行。第二，金融业人才除了要有契约精神之外，还要有敢于探索创新的精神。金融业最需要创新，金融是资金的跨期配置，风险是金融的孪生物，另外金融业所经营的产品和服务很多是同质化的，同质的产品最需要竞争。金融管理既要控制风险又要能够占得先机，那就要有新的思路，才能够把金融服务做得更好。金融不是搞平均主义，金融是一种商业行为，要具有商业意识，才能够做好风险把控并取得收益，这离不开创新，所以金融人才要有创新精神。第三，金融人才要具备持之以恒的精神，即要有工匠精神。什么叫工匠精神？工匠精神就是在产品设计、服务设计的过程中，精益求精，不断地把弱项和缺陷克服掉，奉献出真正具有竞争力的产品和服务。只有这样，才能够获得客户的信任，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实体经济，服务于社会，把金融做好做强。”戴国强强调，这三种精神对于一个从事金融业的人来讲是必不可少的。
如何在教育中培养学生的这种理念和这三种精神呢？“一方面要通过我们的课程体系设置，不断对学生进行专业知识的传授。另一方面是要让学生参加实践，提高动手能力。”戴国强表示，上海财经大学很重视实验室模拟实践的教育，时任金融系主任王学青教授以教学严谨著称，他特别关心对学生的“三基”即基本理论、基本技能、基本素质的培养。在他坚持不懈的努力下，20世纪80年代末学校就开始进行实验室建设，办了一个银行实验室，用世界银行的资金买了一批电脑终端，大概有五十多台286计算机，由计算机专业毕业的吴以雯老师负责实验室教学。1994年，386计算机问世，差不多隔两三个月又出了486计算机，再后来计算机功能越来越强，需要引进更多的人才。1998年学校成立了金融学院之后，有货币银行、国际金融、保险、证券期货、投资学和公司金融六个专业方向，成为当时国内金融专业方向最齐全的金融学院。
此外，上海金融市场发展快，对获得金融专业博士学位的毕业生具有很强的吸引力。“连续几年，我们金融学院招聘师资，录取的多，来报到的少。有一年我要了10个，结果只来了3个。2003年有二十多个博士来应聘，我们感到其中13个都不错，就发了录用通知，没想到情况变了，这13个博士全都来了。这批人包括刘莉亚、金洪飞、王明涛、郭丽红、曹啸、韩其恒、王安兴、陈利平、谈儒勇、曹志广、何韧、赵桂芹等，征得学校同意，他们都进了金融学院。后来我们又聘用了邹平、徐龙炳、陆蓉、马文杰、李曜、徐晓萍等老师。”戴国强表示，这些人表现优秀，后来都成为学院的骨干教师，成为学校金融学科的学术骨干，有些已成长为学科带头人，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在我国金融学科领域也形成很好的影响，为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科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戴国强去MBA学院后，金融学院在黄明、王能、赵晓菊、刘莉亚、柳永明等的领导下，又吸引了一批更年轻的海内外优秀博士的加入，杨金强、陈选娟、朱小能、冯玲、刘冲等，他们专业基础扎实，研究能力很强，在国内外著名刊物上连连发表论文，进一步提高了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科的水平，使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科的发展后继有人。
2007年下半年戴国强到MBA学院工作，至今已有15年。这期间戴国强切身体会到了管理的重要性：管理出效率，有效的管理才能让目标落地生根、开花结果。这期间戴国强也见证了上海财经大学MBA教育的不断发展壮大，先后通过了AMBA、国内高质量MBA和AACSB认证。2018年学校重新组建商学院后，又通过了EQUIS国际认证，这标志着上海财经大学商学教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
“自1979年1月至今，我的专业一直是金融，我衷心希望上海财经大学的金融学和商学教育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再接再厉，续写辉煌。”戴国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