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人口红利与大国崛起。
1）人口是助推美国腾飞并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因素。数量上，高速增长的人口为西进运动和工农业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增加消费需求；质量上，重视科教与实践结合的人才培养制度输送大量科技人才，高素质移民也在核心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2）美国人口总量增长迅猛，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数量上，19...
导读
人口红利与大国崛起。
1）人口是助推美国腾飞并成为世界霸主的关键因素。数量上，高速增长的人口为西进运动和工农业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增加消费需求；质量上，重视科教与实践结合的人才培养制度输送大量科技人才，高素质移民也在核心领域发挥关键作用。
2）美国人口总量增长迅猛，人口素质显著提升。数量上，19世纪初自然增长率高并大量吸收移民，1800-1960年从680万增至1.9亿；20世纪60年代至今人口自然增长放缓，但移民支撑人口维持稳定增速，1960-2023年总人口从1.9亿增至3.4亿。质量上，从人类发展指数看，美国1880-2021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从0.22升至0.92，位列全球前茅。
历史上美国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1）引进移民、鼓励生育、推进老年就业、提高青年人职业教育水平等多措并举，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素质。1820-2022年共有8845.6万移民获得合法居留权；从分娩保障、营养支持、税收优惠等多方面出发，构筑生育支持体系；通过老年教育、退休金激励来推进老年就业；提高年轻人职业教育水平、完善妇女职场权利保障提高劳动参与率等。
2）以反垄断、税收优惠、慈善捐赠等方式调节收入分配，以三支柱养老、倒按揭养老等方式扩大社会财富储备。2022年美国私人养老金在养老金总储备中占比约为61.6%。2022年美国有超过154万个慈善组织，2022年个人、遗赠、基金会和企业向美国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993.3亿美元。
3）政府与企业在医疗保险、养老地产、护理人才培养等多方面进行合作，完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1970-2022年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净支出占GDP比重由6.9%升至17.3%。养老地产方面，既有政府主导的老年公寓，也有社会辅助居家养老社区，以及私人主导的专业养老地产。
4）推进少数族裔、弱势群体保障立法，建立福利制度并注重教育扶贫。早在1961年美国制定世界最早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标准。
当前美国人口困境：老龄化、贫富分化、少数族裔弱势与社会撕裂。
美国20世纪50年代进入老龄化社会，1950-2022年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从8.1%升至17.1%，人口老龄化压力持续加大。美国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和财富逐渐向富人集聚，导致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持续增长，但由于阶级分化、治理混乱，少数族裔仍处于弱势地位，不同阶层在政治地位、教育、就业等方面的差异加剧社会撕裂。
目录
1人口红利与大国崛起
1.1因人而兴
1.2美国人口发展特征
2历史上美国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2.1引进移民、鼓励生育、推进老年就业等多措并举，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素质
2.2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推进收入公平，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2.3完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建设医疗保障体系与为老服务体系
2.4推进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立法，建立福利制度，构建尊老爱幼扶弱的社会环境
3当前美国人口困境：老龄化，贫富分化，少数族裔弱势与社会撕裂
3.1老龄化压力持续加大
3.2贫富分化严重
3.3 少数族裔弱势与社会撕裂
正文
1人口红利与大国崛起
1.1因人而兴
美国建国百年领土扩张12倍；经济腾飞始于第二次工业革命，1894年开始稳居世界第一经济体。从领土看，大航海时代后期英国在北美沿岸建立了13块殖民地。由于英国实行强硬殖民统治，13州发动独立战争并于1776年宣布独立。1783年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并将大西洋沿岸部分土地划归美国。19世纪初美国向墨西哥控制的得克萨斯、加利福尼亚地区移民并开展农业生产。1860年代南北战争北方的胜利维护了领土统一。随后，美国又陆续获得阿拉斯加、夏威夷等领土。至此，美国在建国后100多年中从80万平方公里的小国扩张成937万平方公里的大国，目前面积世界第四。从经济看，据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世界经济千年史》估计，187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前夕，美国GDP升至983.7亿元（1990年国际元，下同），低于中国、英国的1897.4、1001.8亿元；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美国经济腾飞，1894年左右超越中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体。2022年GDP达25.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25.5%。
1）人口是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腾飞的关键：数量上，高速增长的人口为西进运动和工农业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质量上，重视科教与生产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制度输送大量科技人才支持经济增长。美国在第二次工业革命中经济高速增长是“天时地利人和”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同于海外殖民地丰富的英国、法国、荷兰等国，海外殖民地较少的美国无法维持以榨取殖民地资本为支柱的经济体系，但成功实现了路径突破，实行以工业化为导向的发展战略，获得了赶超契机；美国地处北美大陆，可避免陷入欧陆国家纷争；美国人口高速增长，带来丰富劳动力供给与庞大消费市场潜力，其中“人和”是美国经济腾飞的关键。
从数量看，移民和自然增长推动美国人口18世纪初开始高速增长，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中北方胜利有效解放了劳动力并促进全国性市场的形成。1867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初期美国人口已达4024万人，超过同期英国、法国的3193、3844万；1913年达9761万，远超同期英国、法国的4565万、4146万。高速增长的人口为西进运动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工农业生产提供充足劳动力。19世纪初开始，大量移民向美国中西部迁移并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推动美国中西部形成小麦、玉米、棉花等农作物的规模化种植区，有效满足国内人口高涨的粮食需求。美国东北部五大湖区涌现出芝加哥、匹兹堡、克利夫兰等重工业城市，成为当时美国经济增长的重要极点。
从质量看，美国从19世纪开始实行科教与生产相结合的教育制度，国家和企业为全国各地的高校、研究所和工业实验室提供充足的基金支持，并将研究创新的成果直接应用于社会化大生产中，推动电力、内燃机、石油化工等科技成果和新兴产业的不断涌现。人才红利的直接成果是技术进步与创新发展。以专利为例，1800年美国专利年授予量为41件、平均每万人0.06件；1900年已达2.5万件、平均每万人3.2件，且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始终处于较高水平，不仅总量在世界各国位居前列，并且高度集中于化学、通讯、医药、机械等应用性领域，科技转化为生产实践的能力不断增强。
2）人口推动美国在二战后综合国力稳居世界第一：数量上，人口总量优势增加国内市场消费需求。1950年美国人口达1.6亿，远超苏联、英国、法国的1.0、0.5、0.4亿，人口总量优势有利于美国国内市场消费需求长期保持高涨，与收入增长、城镇化率提高等因素共同推动消费规模扩大和结构完善。以美国在二战后的生育高潮“婴儿潮”为例，该时期出生人口达7600万，在成长历程中对美国消费市场影响巨大。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婴儿潮”一代先后拉动美国的儿童产业、快餐产业、运动产业以及汽车、房地产等高消费行业的繁荣。如今步入老龄的“婴儿潮”一代凭借积累的大量财富，已形成对养老及相关产业的巨大消费需求。根据美国退休人员协会最新的《长寿经济展望》估计，2018年美国50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为美国经济贡献8.3 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40%，消费总额高达7.6万亿美元，占美国各年龄段人口消费总额比重达56%，预计2030年将达12.2万亿美元。其中医疗护理、养老地产、休闲娱乐等产业潜力巨大。
质量上，高素质国际移民在核心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人才是美国在二战后综合国力达到世界第一并不断稳固世界霸主地位的关键。在继续实行科教与实践相结合的人才培养制度并广泛推行13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美国长期以来实行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对移民持积极接纳的开放态度，吸收了大量高素质国际移民。特别是在一战、二战时期，美国本土远离战争、相对和平的国内环境吸引了大批欧洲和亚洲的科学家移民。譬如爱因斯坦、冯·诺依曼等来自德国、匈牙利等欧洲国家的顶尖科学家，在电子信息、航天、原子能等核心领域发挥中流砥柱作用，推动美国高新技术产业发展。
1.2美国人口发展特征
1）数量上，美国19世纪初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并大量吸收国际移民，人口总量迅猛增长，1800-1960年从680万增至1.9亿。美国建国前后国内人口主要由北美原住民和少量欧洲移民构成，总量少且增长缓慢，1800年仅680万人，远落后于英、法、德等欧洲国家，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美国人口从19世纪初进入“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模式，人口迅猛增长。1800-1960年，美国人口从680万增至1.9亿；年增长率维持在1.0%以上，二战后“婴儿潮”时期高达3.0%，即使在大萧条、二战等特殊时期也始终高于0.5%。19世纪以来美国人口持续增长，主要由稳定的自然增长率和大量吸收国际移民支撑。一方面，高自然增长率保证新生人口长期处于较高水平。1820-1960年，自然增长率长期高于10‰，总和生育率在大萧条时最低降至2.05，其余时间始终高于2.5。另一方面，美国长期宽松的国际移民体系保证国内人口中国际移民数量与人口总量的持续增长。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1820-1960年总计有4184万国际移民获得美国合法居留权。
20世纪60年代至今美国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人口自然增长放缓；但国际移民支持人口总量维持稳定增速，1960-2023年总人口从1.9亿增至3.4亿。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婴儿潮”结束后开始进入“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人口增长模式，出生率降至20‰以下，死亡率保持在9‰左右低水平，自然增长率低于10‰。总和生育率由1960年代的2.4以上波动降至2021年的1.7。这一时期人口年增长率在0.6%-1.5%之间波动，稳定增长主要得益于国际移民的持续增加。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1820-2022年共有8845.6万移民获得合法居留权。同时，大量非法移民通过偷渡等手段进入美国。2023年美国总人口达3.4亿、居世界第三。
2）质量上，建国以来美国人口质量持续提升，1880-2021年人口预期寿命从29.4岁升至77.2岁，1820-2021年人均受教育年限从3.7年增至13.4年。美国人口总量的高速增长伴随着人口质量的显著提高。人类发展指数（HDI）是对一国发展水平和人口质量的综合衡量，由收入、教育、健康三方面组成。1880-2021年美国人类发展指数从0.22升至0.92，位列全球前茅。分领域看，健康质量方面，得益于医疗技术的迅猛发展，1880-2021年美国人口预期寿命从29.4岁升至79.1岁，人口生理健康质量提升显著。教育方面，1971-2021年美国初、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分别从92.1%、86.1%、50.0%跃升至98.3%、101.2%、84.9%，人均受教育年限从3.7年增至13.3年，识字率已达99%以上。
2历史上美国如何应对人口问题？
2.1引进移民、鼓励生育、推进老年就业等多措并举，提高劳动力供给和素质
1）1776年至今美国移民政策经历了“放松—收紧—放松—收紧-放松”的过程；1820-2022年共有8845.6万移民获得合法居留权。1776-1882年，为了补充劳动力，并引入欧洲先进技术，美国移民政策较宽松；1882-1929年，考虑到愈来愈多的移民不断挤占工作岗位，移民政策收紧；1930年代为协作打击法西斯并增强美国国际话语权，罗斯福政府大幅放宽了除德国以外的外国移民签证限制；1943年废除《排华法案》，1953年通过《难民救 济法》，进一步放宽政治流亡者移民门槛；1965年《移民和归化法》颁布，以更加平等的态度对待世界移民；《1990年移民法》公布，将合法移民总额由每年27万人扩大至70万人，并创立了投资移民类别；2003年EB-5投资移民法规进一步放宽，投资移民快速升温。2021年随着拜登上台，美国开始力推具有鲜明自由主义特征的移民政策。在美国建国至今200多年历史中，大量移民的涌入为美国提供了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根据美国国土安全部数据，1820-2022年共有8845.6万移民获得美国合法居留权。若考虑非法或逾期居留的“偷渡客”，实际移民的人会更多。
2）美国从分娩保障、营养支持、税收优惠等多方面出发，构筑生育支持体系，2019年学校午餐计划覆盖率超90%。从分娩保障看，1963年《社会保险法》修正案颁布，允许对非政府机构妇幼保健研究项目拨款；2010年《平价医疗法案》颁布，独立的产妇分娩中心被纳入医疗救助计划；2012年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服务中心（CMS）开展“strong start for Mothers and Newborns”计划，提供集体产前护理并建设更加完善的分娩中心与妇幼保健院。从营养保障看，1946年学校午餐计划（NSLP）实行，为非营利学校学生提供营养均衡的午餐，根据家庭收入不同学生可获得餐费削减或免费。根据美国农业部数据， 2022财年约3010 万名学生（占公立学校学生的 60% 以上）通过NSLP获得了免费或减价午餐；美国妇幼营养补助计划（WIC）计划于1972年诞生，为中低收入家庭的妇女儿童免费提供按月发放的营养食品和健康教育。从税收优惠看，20世纪60-70年代，美国生育率出现了明显的下降趋势，在此背景下《税收改革法案》于1976年颁布，抚养10岁以下儿童的纳税人可在儿童照顾费用方面获得税收抵免，每个家庭每年不超过800美元，2001年年龄限制提高至13岁以下，抵免上限提至2100美元。1997年儿童税收抵免（CTC）计划颁布，为家庭抚养的每名17周岁以下儿童提供每年400美元的税收抵免，1999年、2001年、2019年分别提升至500、1000、2000美元。
3）通过推进老年教育、进行退休金激励及完善老年医保制度，美国不断推进老年就业。一方面，政府不断推进老年教育。随着1950年代美国逐步步入老龄社会，1965年美国制定了《高等教育法》和《美国老年人法》，规定老年人可以参与公立社区学院的学习；1971年白宫召开的老龄问题会议强调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并鼓励老年人再就业。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老年人口素质不断提高，不再满足于一般的休闲娱乐活动，20世纪90年代，老年游学营、退休学习学院等广泛发展起来，同时，高校也对老年人开放，并招收老年学员。另一方面，政府出台一系列鼓励老年人就业的措施。由于部分低收入老年人存在较为迫切的就业需求，1965年美国实行社区就业计划，为55岁以上低收入人群提供培训与社区就业的机会；为了促进老年人自我雇佣、扩大就业，2010年奥巴马政府推出平价医疗法案，使得不在大型企业工作的老年劳动力也能获得高质量、价格低廉的医疗保险。根据美国劳工部数据，1999-2022年美国65岁及以上劳动者数量占比由2.9%增至6.6%，预测2032年将达到8.5%。
4）美国通过提高年轻人职业教育水平、完善妇女的职场权利保障提高劳动参与率，2000-2022年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妇女占比提升7.5个百分点。年轻人职业教育方面，1990年《帕金斯法案》通过，学生可以更自由地选择接受职业教育的时间，避免时间上与中、高等教育冲突；为了解决职业教育与市场需求不对口的问题，2014年美国推出学徒计划，劳工部拨款5亿美元，资助社区学院与雇主合作设立适应未来工作需要的在职培训项目。学徒计划在建立一支满足美国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技术技能型人才队伍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妇女劳动力参与方面，美国妇女对自身就业权的维护愈发重视，1963年、1964年《同酬法》与《民权法案》颁布，规定若同等的劳动条件下从事相同的工作，雇主必须对男女雇员按相同的工资率支付报酬，禁止在雇佣待遇中有任何性别歧视行为。之后陆续设立的《怀孕歧视法》、《家庭及医疗休假法》，对女性在怀孕分娩、职场晋升以及新生儿抚养等方面，提供了更加完善的保障。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00-2022年，美国中、高级管理人员中女性占比提高了约7.5个百分点。
5）通过扩大高等教育覆盖范围、提升高等教育质量，美国不断增强劳动力素质，2020年美国人力资本指数0.7，处于世界前列。二战后，为提升人才质量，扩大高等教育覆盖范围成为美国战略重点。随着婴儿潮人口到达入学年龄，1972年与1976年《高等教育法》两次修正，分别将私立学校与无高中文凭学生纳入联邦资助范围；20世纪70年代，社区学院开始降低入学要求，高等教育规模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高等教育重心转移至提升教育质量。同时，美国目前已经有美国商学院认证委员会（ACBSP）等近七十个专业评估机构，对高校的特定专业办学质量进行评估；有高等教育委员会（HLC）等六个区域认证机构，对院校办学质量进行评估，形成了政府与评估机构相互协作的多层次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人力资本指数（HCI）是用于衡量各国对年轻人教育健康投资水平的指标，2020年美国人力资本指数0.7，处于世界前列，与英、法相近，显著高于巴西、越南等发展中国家。美国女性的人力资本指数也明显高于男性和总体水平，美国女性在劳动就业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逊于男性。
2.2调整社会财富分配方式，推进收入公平，保障弱势群体权益
1）美国通过鲜明的三次分配对收入进行调节：初次分配领域借助政府力量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确保市场公平，再分配领域发挥税收和社会保障制度的作用，第三次分配注重税收和慈善机构的调节。
在初次分配领域，美国遵循效率优先原则，确保市场公平。一方面，美国通过反垄断对干扰市场秩序的企业进行强有力的规制。内战结束后，美国商业集团逐渐在政界、商界取得领导权，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在此背景下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1914年《克莱斯顿反托拉斯法（1914年修正案）》通过，成为反垄断的主要依据。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FTC）与司法部均可进行反垄断调查。1911年，美国针对美国烟草公司与美孚石油公司进行首次反垄断调查；随后，针对AT&T、IBM、微软等发起反垄断调查；根据Westlaw Analytics数据，2022年联邦地区法院收到了242起案件，而2021年有300多起案件，2020年400多起。另一方面，美国鼓励自由竞争，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二战期间大企业因战争物资需求而蓬勃发展，小企业生存空间空前狭窄，在此背景下1953年小企业管理局设立，为小企业提供资金支持与管理帮助；1984年《小企业二级市场改善法》通过，对高新技术企业提供资金援助；2009年《美国复兴与再投资法案》通过，为市场注入资金增强流动性，鼓励市场经济发展。
在再分配领域，美国将个人所得税作为调节的主体手段。美国对高收入纳税人设置随收入增加，宽免逐步减少的征管体系，对中低收入家庭实行个人所得税抵税福利等多种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辅助使用遗产税、赠与税等多种税收手段，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社会保障在再分配的调节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主要由社会救济、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险三部分组成。前两者由联邦或州政府出资，以现金补贴、食品券等形式，为低收入者提供帮助。社会保险则由雇员和雇主共同出资，在养老、医疗等方面提供全面的保险保障。并且，政府也鼓励私人保险参与社会保障。据美国社会保障局统计，2023年约有6700万美国人享受超过1.4万亿美元的社会保障福利，平均每5个美国人中，即有1个人可享受社会保障福利支持；65岁及以上人口中，社会保障福利覆盖率将达到90%以上。
美国政府主要通过税收手段引导和促进企业、个人进行捐赠来完成第三次分配。如果企业和个人财产用于慈善捐助或公共事业支出，则可享有一定比例的税收扣除待遇，比例从15%-100%不等。同时高额的遗产税也限制了富人的资产转移，并有效鼓励了捐赠。美国还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慈善企业监管运行机制。慈善机构的财务报告经审计后，需要同时接受公众与州总检察长的联合监督。2022年美国有超过154万个慈善组织，2022年个人、遗赠、基金会和企业向美国慈善机构捐赠了约4993.3亿美元。
2）在老年人养老方面，美国逐渐形成了“政府+雇主+个人” 的三支柱养老体系，第一支柱政府养老占比约10%，私人养老占据主体地位。
第一支柱为国民职工基础最低养老保险。其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即以现收现付为基础的国民职工退休养老（OASI）和伤残保障养老（DI）。这一体系最早出现于1850年，一些大城市率先为教师和警察提供养老金；1920年美国公务员退休法案（CSRS）实施，联邦政府雇员被纳入统一养老保险计划中；1935年《社会保障法案》出台，开始正式以政府为主导，建设养老保障金体系；《1939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的通过，标志着国民职工退休养老（OASI）正式设立；随着二战及战后工会不断发展，1956年，《1956年社会保障法修正案》通过，伤残保障养老（DI）正式设立，并沿用至今。这两种养老体系高度统一，由政府主持并通过强制力保证执行，覆盖全美境内大多数人群。根据美国社会保障局数据，2022年美国OASI资产储备2.7万亿美元，DI资产储备1179.9亿美元，两者在养老金总储备中合计占比约为7.5%。
第二支柱为公司部门雇主参与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是对政府主导养老保险制度的进一步完善。美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最早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大多数由铁路公司设立；二战期间，由于美国劳工局限制工人工资增长，企业补充养老金成为重要的福利来源之一，第二支柱迎来了较快的增长；1974年《企业职工退休金保障法》通过，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法律监管体系正式确立；1978年《税法修正案》通过，第二支柱制度基本完善。第二支柱养老保险主要由公司或部门单位牵头，雇主和雇员按比例出资建设，普通个人和企业有关部分可以自主决定对基金的投资。其在三支柱中发展速度最快，2014年起成为全美养老金的最主要来源，占比超过40%。美国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具体方案一般分为三种类型：定额年金给付计划通过特定公式计算退休金；定额缴费计划由雇主和雇员共同存入一定资金退休后提取；混合计划则综合了两种计划。
第三支柱为个人储蓄投资型养老保险。民众在自愿的前提下，单独参与，自负盈亏。1974年《雇员退休收入保障法案》通过，个人投资型养老保险（IRA）正式推出；1990年代，为了鼓励没有能力建设企业补充养老保险的小微企业参与IRA计划，美国相继于1996年和1997年推出SEP IRA与SIMPLE IRA，进一步扩展了IRA的覆盖范围。个人投资型养老保险的特点为针对个人建立专门的个人退休基金账户（IRA），参与者可根据自身的市场经验和偏好进行自主投资。IRA中最受欢迎的是传统IRA、罗斯IRA与基奥计划。传统IRA采取税收递延方式，个人可将部分税前收入注入账户，而账户内资金及投资收益均可延期纳税；罗斯IRA采取个人税后收入缴费的方式，账户资金及投资收益均免税；基奥计划主要针对自雇人员，同样采取账户资金税收延付的形式。第二、第三支柱同属于私人养老金范畴，根据经合组织数据，2022年美国私人养老金总资产约23.3万亿美元，在养老金总储备中占比约为61.6%，占据了主导地位。
3）倒按揭模式通过“以房养老”的方式，为老年人提供额外的退休金来源。倒按揭模式即“以房养老”模式，房屋产权拥有者将房子抵押给银行、保险公司等金融机构，并获得按月支付的收入，且继续获得居住权。在房主去世后，其房产出售，所得用于偿还贷款本息。1961年倒按揭模式于缅因州面世；1984年，American Homestead签署世纪计划，政府成为倒按揭的担保人，完善了倒按揭发展的基础；1988年里根签署倒按揭贷款法案，宣布其在美国正式落地。其在美国主要分为三种类型：由联邦政府进行保险的倒按揭贷款不需要收入证明，形式灵活；由美国联邦全国抵押协会办理的倒按揭贷款则要求借款人做好搬出住房及还贷的计划，有固定的贷款期限；专有倒按揭贷款由私人公司办理，根据客户群不同其规则也不尽相同。倒按揭贷款上限2008年由36.3万美元提至41.7万美元，目前最高可达到76.6万美元。其以美国完善的房地产和金融市场为基础，并得到了政府的支持，缓解了政府的养老负担，为金融机构提供了更丰富的收益方式。
2.3完善社会服务供给体系，不断建设医疗保障体系与为老服务体系
1）美国主要通过混合制的医疗保险制度对公民进行医疗保障，以私营商业保险为主体，同时也包括政府团体开办的社会医疗保险。美国的社会医疗保险由联邦政府、州及地方政府主导，主要针对弱势群体，是强制性医疗保险计划。1965年美国国会通过《社会保障法》，医疗照顾保险与医疗补助保险被正式纳入社会医疗保险体系。医疗照顾保险（Medicare）主要为65岁以上老年人提供医疗保障措施，可覆盖大部分的门诊以及住院医疗费。医疗补助保险（Medicaid）主要为贫困者提供免费医疗保障计划，同时也覆盖老人的长期护理费用。1970-2022年美国联邦医疗保险与医疗救助净支出占GDP比重由6.9%升至17.3%。
社会医疗保险并不能完全覆盖所有的医疗费用，私营医疗保险在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私营医疗保险由雇主提供，主要针对有正常工作的群体。非营利性医疗保险由民间组织和医生发起，享受政府的税收优惠，包括蓝十字计划和蓝盾计划。蓝十字计划主要承保医院费用，而蓝盾计划主要承保医生和其他诊治费用。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既可保障特定低收入和贫困老年人最基本的医疗服务水平，也可满足部分高收入和有特殊医疗需求的老年人群，层次丰富，覆盖领域较广。
2）政府与企业多层次合作，建设护理院、养老社区，2018年美国老年地产及护理服务市场规模约2700亿美元。在老年人居住体系方面，政府层面建设了配备养老服务协调员的老年公寓，62岁及以上的低收入老年人可申请入驻，租金较为低廉。政府与私人企业合作层面则建设了社会辅助居家养老社区（NORC）。其尊重老年人的居家养老选择，以社区形式为老年人提供个人社工、医疗健康等服务，满足老年人的各方面需求。私人层面则有房地产公司针对老年人开发养老地产，大致可分为两种模式。太阳城模式中，社区提供菜单式服务，老年人支付一次性会员费及月固定费与服务费，主要针对55岁及以上的可自理生活人群，以娱乐为主要功能；CCRC精细化管理服务则主要针对75岁及以上老人，会兼顾娱乐功能与医疗健康服务的提供。据美国老年人住房和护理投资中心(NIC)估计，2020年老年地产及护理服务的市场需求规模约4750亿美元。
3）推进智能技术与医疗服务、出行服务结合，并建立专业化的健康养老人才队伍。医疗层面，21世纪初开始美国陆续建立了老年人医疗服务车队，降低老年人养老健康服务的成本。同时，美国利用物联网技术将城市与专业的医疗机构对接，弥补急救医疗服务的不足。美国AT&T公司提供多种物联网医疗服务，例如通过远程监测设备监控出院患者状态，帮助医生及时介入；规模建设虚拟网络并结合5G网络，实现更快的患者数据传输速率等。出行层面，美国陆续出现了服务于老人便利出行的公司。例如，GoGoGrandparent公司为老人提供电话便捷打车服务。人才方面，美国不断推进专业化的健康养老护理队伍建设。1996年哈特福德基金会（JAHF）启动了针对老年护理人才的长期投资计划；2010年美国护理院校联合会（AACN）与哈特福德基金会共同制定发布了《老年护理护士初级保健领域七大技能要求》与《成人老年临床护理专家职业能力素质标准》，对老年护理护士技能做出了严格界定与要求。目前，美国已经形成了高校教育与专业护士培养并举的老年护理人才培养体系。
2.4推进少数族裔、弱势群体权益保障立法，建立福利制度，构建尊老爱幼扶弱的社会环境
1）出台相关法律并设置管理机构，对少数族裔、儿童、老人进行保护。19世纪40年代以来为缓和种族矛盾，美国政府在就业、入学等领域为少数族裔提供一定优惠，罗斯福总统颁发第8802号行政令禁止政府和国防工业中的歧视行为，建立了“公平雇佣委员会”；1960年代伴随非裔美国人民权运动等，约翰逊总统任期内通过了《民权法案》。针对儿童，1875年纽约儿童保护协会成立，成为第一个非政府儿童保护组织；1922年全美非政府儿童保护组织达到300个；由于大萧条使得慈善捐助枯竭，由政府承担保护责任越来越成为全社会的共识；1974年美国通过《预防虐待儿童法》。在大多数州，人们发现虐待、忽视或遗弃儿童的情况后，均可通过24小时热线举报。对于侵害儿童的犯罪，量刑更是远高于其他罪名。针对老年人，1935年美国通过了具有重要地位的《社会保障法》，之后陆续颁布了《老年人营养方案》、《老年人社区服务就业法》、《禁止歧视老年人就业法》等多部法律。特别是1965年颁布的《美国老年人法》规定联邦政府要设立联邦老年署，而各州要设立地方老龄局。
2）加强无障碍设施标准立法，保护残疾人权益。20世纪60年代，美国逐渐兴起残障人权运动， 1961年美国国家标准协会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建筑无障碍标准《便于肢体残疾人进入及使用的建筑和设施的美国标准说明》（ASA），为残疾人平等享用公共建筑、公共交通和其他服务的权利提供了法律保障；1968年通过的《建筑无障碍条例》规定所有联邦政府投资的项目必须实施无障碍设计；1990年《美国残障人士保护法案》通过，规定15人以上雇工企业必须提供残障辅助设施，公共交通与公共建筑也必须建立无障碍设施；2004年美国建立了详细的残障人士建筑标准，涵盖了无障碍设施的设计细节以及评估标准。同时，美国的行政机关也需要在无障碍设施建设方面接受民众的监督与诉讼，并被要求进行必要的改正行动。美国的无障碍设施建设机制，既包括了由上至下的法规标准制定，也包括了由下至上的法律督导机制，通过严格的执法培养了全民的意识。
3）建立福利制度，并注重教育扶贫，推进“反贫困”战略，1980年以来中小学入学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就福利体系而言，美国有为低收入者提供援助的福利制度，包括住房援助计划、儿童营养计划、工作培训计划等14项项目。1986-2020年美国家庭福利支出规模占GDP比重由0.43%升至0.67%。就教育扶贫而言，美国分别于1965年与1995年出台《开端计划》与《早期开端计划》，为0-5岁儿童提供学习、营养等多方面保障。同时，接受公立教育的孩子，从学前班到高中都实行免学费政策，贫困学生可享受学杂费、书本费、餐费等费用的全方位免除。1965年颁布的《初等与中等教育法》，旨在为贫困学生提供高质量的平等受教育机会，规定所有接受联邦基金资助的孩子都必须获得较高的数学能力和阅读能力，而不合格学校则必须为学生提供转学机会以及更换教师等。同时，美国还通过完备的奖助学金和助学贷款制度，保障贫困大学生顺利完成大学学业。1980年以来美国的小学和中学入学率始终保持在90%以上，大多数年份超过95%。
3当前美国人口困境：老龄化，贫富分化，少数族裔弱势与社会撕裂
3.1老龄化压力持续加大
1）美国20世纪50年代开始进入老龄化社会，1950-2022年美国65岁及以上老龄人口占比从8.1%升至17.1%，人口老龄化压力持续加大。根据联合国1956年发布的《人口老龄化及其社会经济后果》以及1982年维也纳世界老龄大会确定的老龄化与深度老龄化划分标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7%”、“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超过10%”，美国在1942年就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7.1%。受生育率下降及寿命延长影响，1960-2023年美国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数量由1646.9万人升至5320.6万人，占比由9.1%增至17.6%，特别是在2010年以来增长迅猛，在2013年占比超过14%，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22年美国总和生育率降至1.66，处于近百年来最低水平，由于疫情对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较大的不确定性，育龄妇女对生育的偏好降低。
2）老龄化导致人口年龄结构趋于年长化，1950-2022年美国人口中位年龄从30.2岁升至38.9岁，中高年龄段人口占比持续上升而青少年人口占比明显下降，未来老龄化问题将持续加剧。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美国人口中位年龄总体呈上升趋势，1950-2022年从30.2岁升至38.9岁。分年龄段看，1960-2022年14岁及以下少年儿童人口占比从30.7%降至17.7%，下降显著；而45-64岁、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分别从20.6%、9.1%增至24.7%、17.1%，且目前仍在加速增长。年龄金字塔更能够直观反映出各年龄组所占比重及未来年龄结构的发展趋势。20世纪中叶美国人口年龄金字塔为扩张型，塔形上尖下宽，低年龄组人口占比最大并向高年龄组缩减；20世纪末已演变为稳定型，54岁及以下各五岁年龄组占比基本相等，55岁及以上各五岁年龄组占比随年龄增大逐渐减小，塔形较直；2020年以来，人口年龄金字塔已明显向衰退型演变，即低年龄组人口占比较小、中高年龄组人口占比较大，塔形趋于上宽下窄，表明未来美国人口老龄化问题将会进一步加剧。
3.2贫富分化严重
1）美国贫富差距悬殊，收入和财富逐渐向富人集聚，最富裕10%的家庭财富份额长期维持在60%以上，带来民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逆全球化等思潮。整体看，美国的贫富分化是一个稳定的长期趋势，是由美国的政治制度和美国政府所代表的资本利益所决定的。从收入分配看，百年来美国收入差距先降后升。1913-1928年，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额与底层50%收入人群收入份额差距从5.3%升至8.8%，收入差距持续增加。而罗斯福新政关于提高所得税和遗产税等均贫富措施，使收入差距逐渐缩小，1929-1977年，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额与底层50%收入人群收入份额差距从8.3%降至-10.3%。80年代后，里根提出为富人减税、削减社会福利、瓦解工会等措施使收入差距迅速攀升。2023年最富有的1%人群收入份额与底层50%收入人群收入份额差距为27.9%。从财富分配看，美国财富的不平等比收入的不平等更大。1980-2023年，美国最富裕的10%家庭的财富占全美家庭财富比例从64.2%升至66.6%，而后50%家庭的财富占比则从2.2%升至2.6%，始终保持极低的水平。
2）新冠疫情期间，低收入劳动者大规模失业，加剧贫富分化与社会不公。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由于防控不力，美国陷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企业大批倒闭，店铺、餐饮关门，从事服务业的低收入劳动者大规模失业，而中上收入群体工作地点灵活，可以居家办公，加之货币宽松环境推动资产价值上涨，使得持有大量资产的富人更富，加剧贫富分化。受疫情影响，2020年美国失业人数占劳动力比例直线上升，由2019年的3.7%大幅增至10.2%。根据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2020年美国侵犯人权报告》，疫情期间，美国有2050万人在短期内失去工作，几乎是2007年至2009年整个金融危机期间的2倍，创“大衰退”以来历史最高水平。然而，美国富人阶层却在疫情期间财富迅速扩张。根据2022年彭博和美联储数据，美国最富有的50人与最贫穷的1.65亿人拥有的财富相等。
3.3少数族裔弱势与社会撕裂
美国少数族裔人口持续增长，但仍处于弱势地位，种族矛盾突出，政治地位、教育、就业等方面差异加剧社会撕裂。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数据，1920-2010年非西班牙裔白人占比从69.1%降至58.9%，少数族裔占比从11.5%升至41.1%。2023年在少数族裔中，人口数最多的分别为拉美裔、非裔和亚裔，占比分别为19.1%、13.6%、6.3%。
少数族裔人口总量及比重的增长源于宽松的国际移民政策与较高的生育率。一方面，美国近年来接收的亚洲、中南美洲以及非洲的移民持续增长，且移民中青壮年占主导地位。2000-2023年美国接收的移民中49岁及以下人口占比始终高于60%；另一方面，少数族裔较高的生育率保证少数族裔新生人口长期处于较高水平，2022年拉美裔和非裔黑人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90、1.68高于1.66的美国平均水平。但美国种族歧视问题一直存在，少数族裔仍处于弱势地位。美国的种族矛盾最早起源于欧洲移民对印第安土著人的屠杀，15世纪的黑奴贸易也埋下了黑人受歧视的祸根。尽管南北战争实现了黑人的解放，但未能从根本上改变黑人的社会地位。政治地位方面，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2022年美国有资格选民中的白人占61%，黑人和拉美裔各占13%、17%，亚裔占6%；就业方面，美国劳工部数据显示，2022年12月至2024年1月，美国总体失业率从3.5%增加到3.7%，而拉美裔失业率从4.2%攀升至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