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望大明的背影

顾炎武曾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异同，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当时人看来，明朝的灭亡，不仅仅是朱明一家一姓「亡国」而已，更有着「亡天下」的意义，因之每个普通的百姓，都可以也都应该挺身而出。 作者：朱颐钊  公众号：儒见 关键词：甲申之变  明朝  历史 南明   一、楔子   我一直在想，明朝意味着什么？ 明朝灭亡已经过去了将近400年。按理说，历史就是历史，现实就是现实，今天的人们再看历史，顶多聊发思古之幽情，不该寄托太多的情感。   可是在现实中，人们对于明朝的记忆与情感，又早就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局限。 直到今天，还有韩国人自称「大明遗民」，使用「崇祯」年号来纪年；在南洋，同样自称为明遗民的「明香人」依旧在越南活跃；在马来西亚的传统华人社区，仍然保存着婚礼上新郎新妇穿素服（丧礼所用的服装）的传统，以示在人生最重要的日子里依然不忘故国、为明朝戴孝。揆诸中外历史，恐怕再没有另外一个朝代享有如此「殊荣」了。   不仅东亚、东南亚还散布着落地生根的「明朝人」、保留着传承了三四百年的家国记忆，就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明朝也是意象复杂但又十足牵动神经的一段历史。我们读到明朝历史、听到明末故事，都常常会觉得心中蕴蓄着一股不平之气。这种不平之气和人骨子里的一些东西相通，要求我们不能把明朝仅仅当成属于「过去式」的历史，而不得不常常越过时空，深切地注视明朝的背影。 而当凝望大明背影的时候，我们究竟看见了什么？ 韩国人士1979年落款为「大明遗民」的匾额（左），及2016年韩国乡间犹在使用的崇祯年号（右）。图自@狐周周 二、名士的末路   明朝的灭亡，首先就意味着中国的文化精英，在屠刀之下几乎被一扫而空。   让我们以当时的经济中心与人文渊薮——江南地区为例。后来的清朝人曾对这段历史发出如此的感叹：「吴人居长厚自奉，园林、音乐、诗酒，今日且极意娱乐，明日亦怡然就戮，甚可怪也」。 这是说，承平时节，江南士人多纵情于诗酒连年、风月无边的生活，一旦天下有事，他们又能临危授命、从容不顾。 二者之间的巨大反差，让旁人十分奇怪。 其实，平居便潇洒度日，临事则慨然赴难，恰是明末江南名士们的最真切生活写照。   1645年，清兵南下，铁蹄在旬月之间踏遍江浙。 在「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薙发令威胁下，江阴、嘉定、昆山、嘉兴等城市纷纷揭竿而起，组织义兵对抗滔天之敌。 当此之际，在松江地区（今上海市）最负盛名的士人夏允彝担任起了各地义兵的领袖，图谋克复南京、苏州，终因寡不敌众而被逐个击破。 兵败后，面对清兵的威逼利诱，夏允彝选择了自沉殉国，并作绝命词说「少受父训，长荷国恩，以身殉国，无愧忠贞」。 因为池塘的水太浅、只达腰部，他只好弯躬将头埋入水下，呛肺而死。 据说，到他死的那一刻，腰带未湿、衣背尚干。 （点击视频，了解南明那一段誓死不从「薙发令」的忠贞烈士） 夏允彝是江南著名文社「几社」的领袖，其文章节义更被时人推崇可与日月争光，而他也绝不是那个时代唯一选择殉难的儒者。 在夏允彝的绝命词中，还有另一句，「卓哉我友！虞求、广成，勿斋、绳如，悫人、蕴生，愿言从之，握手九京（即九泉）。人谁无死，不泯者心。修身俟命，警励后人」。 其中提到的六位生平挚友，徐石麒（虞求）、侯峒曾（广成）、徐汧（勿斋）、吴嘉胤（绳如），何刚（悫人）、黄淳耀（蕴生），都是松江地区的名士，也都在1645年清兵攻占江南之后，以死赴难。   比如徐汧。 他是当时苏州有名的才子，薙发令下达后，誓不受辱，投虎丘新塘桥而死，遗言「以此不屈膝、不剃发之身见先帝于地下」。 黄淳耀与侯峒曾则更有名，他们招募乡勇坚守嘉定孤城近一个月，城破后自裁殉节。 黄淳耀的遗言说「弘光元年七月初四日，进士黄淳耀自裁于西城僧舍。呜呼！进不能宣力皇朝，退不能洁身自隐，读书寡益，学道无成，耿耿不昧，此心而已。异日虏氛复靖，中华士庶再见天日，论其事者，当知予心」， 事过境迁，读者仍然能感受到九泉之下他凛凛的浩气。   家国巨变之下，一辈豪杰之士纷纷挺身而出，又纷纷慨然就戮。 对于夏允彝来说，不久前还在画舫园林中与自己纵论天下、忧心国事的好友，半年之内皆登鬼录，其心情可想而知。 他在绝命词中说，「人谁无死，不泯者心」，又说希望追随好友「愿言从之，握手九京」，终于以一死而完成了心愿。 夏允彝与其子夏完淳墓，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朱颐钊摄 不过，松江名士们的故事还没有完。   在1645年的嘉定屠城中，侯峒曾杀身成仁。 他的弟弟侯岐曾则幸存下来，艰难地承担起了照顾寡母和抚育孤侄的责任。 侯岐曾的日记在最近出版发行，让我们得以一窥近四百年前这场大悲剧中名士们的真实心态。   历史档案里说侯岐曾「文章气谊，与兄齐名」。 作为清朝眼中的「叛贼家属」，侯家始终生活在抄家问罪的阴影之下。为了筹措全家几十口人的生计，作为家长的侯岐曾，不得不低声下气地与清朝官吏虚与委蛇，甚至不惜行贿督抚守令以求减轻处罚。各衙门吃准了他的焦灼心态，反复来折辱威胁，侯岐曾也会在日记里写下无奈与懊悔，他还想起了好友夏允彝临终前的提醒，说面对异族，此膝一屈后，必然会迎来「一步紧一步」的尴尬境地。   不过，侯岐曾身负国仇家恨，当初在嘉定城破后忍辱含屈，一直期待着明朝的复兴。 他出身忠孝之家，曾很自豪地表示「忠孝二字，吾家不肯让人」。 在艰难困苦之中，他也以实际行动参加了反清复明的「地下工作」。 他在给姻亲顾咸正的信中曾这样说：两年来偷生异域，无刻不经历龙潭虎窟，宛转刀山剑树之下，待死而已。然而一寸丹心，数茎白发，相依为命，死生之盟，尚不以远近隔也。 即便身处朝不保夕、东躲西藏的危险中，一寸丹心，依然让侯岐曾选择不忘故国、不忘亡兄。 后来，清廷把这个反清大案破获，在公文中说这伙反清分子「率皆心臆共剖，肝胆相许。 文愿设谋于帏幄，武愿戮力于疆场。 虽射天之弓未张，而当车之臂已怒」。 所谓「心臆共剖」和「肝胆相许」的确就是这些名士们最真实的心理写照，尽管无论在自己还是在敌人看来，他们都只不过是「当车」的螳臂而已。 1645年，侯峒曾与黄淳耀组织义兵坚守嘉定，城破后双双殉国。图为「侯黄纪念碑」，1936年11月06日（辛亥嘉定光复25周年纪念日）竣工。朱颐钊摄 1647年，事情终于败露。这一年的夏天，清廷公开通缉陈子龙。   陈子龙也是夏允彝的好友，不过他的名气更大，风流倜傥、文笔雄健，有「明代第一词人」「晚明第一名士」之称。 1645年清兵南下后，陈子龙曾在松江老家设明太祖画像誓师起兵，兵败后改换姓名、流落乡间。 在接下来的两年中，陈子龙屡败屡起，还以海内文坛宗主之身，亲自披坚执锐、深入太湖，打起了水上游击战。   到了1647年，陈子龙更策反了清廷主管苏州、松江一带防务的提督吴胜兆，并且联络驻扎在舟山的明朝正规军，希图一举光复江南。 后来，因为吴胜兆事机败露，为清廷警觉，总督洪承畴率先发难，再加上舟山水师在长江口遭遇台风失事，起义最终功亏一篑。   事发后，陈子龙被控为这个反清集团的主谋，遭到严厉缉捕。逃亡路上，他首先遁入松江的夏家，被夏允彝的哥哥夏之旭收留。 随后，听说追兵闻踪赶来，侯岐曾也决定担负起掩护的责任，将陈子龙迎入嘉定乡下的侯家。 接着，因嘉定又已不再安全，陈子龙不得不继续逃跑，由侯岐曾送往昆山的顾咸正家，终于在昆山境内落网被捕。   紧随追兵而来的，则是清廷对涉嫌窝藏陈子龙者的大肆追捕。在不到一周的时间内，夏之旭、夏完淳、侯岐曾、顾咸正等五十余名义士先后被捕。 1647年五月，陈子龙在昆山被捕。审讯时，清廷官吏问他「何不薙发」，子龙答曰「留此见先帝地下」。十三日，陈子龙在被解送南京途中，趁守者不备，投河而死，遗体惨遭枭首戮尸。图为电影《柳如是》中的陈子龙 我之前读东汉的历史，曾对张俭「望门投止」一案感慨犹疑。 史书上说党锢之祸爆发，张俭为避朝廷通缉，所到之处各家各户争相收留，最后株连问罪者数十家，甚至到了宗亲殄灭、郡县残破的地步。 这总令读者怀疑： 是不是秦汉时期去古未远，人们的道德更加高尚？还是说这只是史家的夸张和修辞而已？ 直到后来读到这场惊心动魄的「营救陈子龙」，我才知道，「望门投止」一定是真的，因为古今不隔，面对道义时人们那颗炽热的心总是相通的。   1647年这场牵动整个江南士林的反清大案最终结局如下： 陈子龙在解送中挣脱看守投河自尽。 清兵曾问他都有哪些共犯，他说「文天祥止有一人」。夏之旭在追兵到来前，在文庙的颜回神位旁自缢。 夏完淳被押往南京处斩，得年仅十七岁。他离开松江故乡时作诗曰「毅魄归来日，灵旗空际看」。 侯岐曾在嘉定被捕，骂不绝口，受刃而死。而在收留陈子龙的当晚，侯岐曾在日记里说「今即以季布为朱家，以张俭为鲁国，万事委运，何暇沾沾计祸福哉」，自比于西汉朱家之庇护季布、东汉孔褒之收留张俭，以气节相尚，并不去计较祸福得失。顾咸正也被送往南京问斩。受刑之日，面对围观的百姓，顾咸正说，「你们平常读书听曲，知道很多纸面上的忠臣义士，今天就让你们看看活着的忠臣义士长什么样子」，史书记载「乃父子含笑而死」。另有参与密谋的复社领袖、大儒杨廷枢。 他常年讲学，弟子三千，被称为「东南夫子」。国变后，杨廷枢长期负责联络太湖水师的游击战，在此案中被捕最早，五月初一即受刑而死，遗言云「人生读书，至此甚是得力」，又云「只今浩气还天地，方信平生不苟然」。   从1645年到1647年，两年之间，松江地区的文化精英「主动」选择了被一网打尽，这在中国历史上恐怕是唯一的一次。 而这还仅仅是一个个例。前人曾说，「自明之亡，学士大夫起兵死义者，相望于东南」。1644年清兵南下后，中国精英知识分子挺身而出，拿起干戈，保卫他们的故乡与衣冠，屡起屡蹶、屡败屡战。 让后人足以欣喜快慰的是，他们用生命见证了所学非伪、所信非伪，证明了华夏文明动河岳而耀日星的精神高度；但让后人足以遗憾扼腕的是，当最有骨气的人挺身而出、一次次以卵击石、一次次含笑就义后，活下来的人都跪了下来。 陈子龙墓，在今上海市松江区。朱颐钊摄 三、看不见的匹夫   同样的一幕，不止发生在文脉昌盛的江南。   历史辞典将明朝的灭亡定义在了1644年，好像大清的主子们从这一年开始就过上了太平日子。然而实际上，民间的抗争从来没有停止。 顾炎武曾区分「亡国」和「亡天下」的异同，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在当时人看来，明朝的灭亡，不仅仅是朱明一家一姓「亡国」而已，更有着「亡天下」的意义，因之每个普通的百姓，都可以也都应该挺身而出。   这不是一句空话。在明清之际的数十年间，从长城塞外到南岭之南，亿万无名的匹夫匹妇奋身不顾、保卫种姓，义军义民风起云涌、声势浩大。尽管以成败论，他们在史书中都成了「草贼」「山寇」，但是这些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百姓坚持气节、固守大义，比之士大夫绝不逊色。这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空前而绝后的。   清军入关后，北方的直隶、山西、山东、陕西、甘肃等地都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清运动。如三晋义兵曾几乎光复除太原以外的山西全省。又如陕北的乡民以「大明中兴」为旗起义，所至士民争附，震动关中，兵败后更以五百壮士退保府谷孤城，负隅坚守一年有余，沦陷前数千男女着盛装投黄河激流而死，其悲壮余烈，比之江阴守城丝毫不让。甚至直到清兵入关已将近二十年，华北、西北的义民还常能光复县城。   就连清廷委任的陕西巡抚也曾向朝廷坦言，「贼进州内不杀人，不令兵入人家，遍招各堡，谕以假义，人人欢从」。只是因为文教不彰、史料留存稀少，我们已经难以还原北方父老争相迎接义军时「人人欢从」的激动景况，只能通过敌人档案中的蛛丝马迹，想像三百年前他们波涛如怒、气壮关河的呐喊。 1650年，陕北义兵面对清军的层层围困，曾在府谷孤城拒守达一年之久。直至弹尽粮绝，士民男女数千人投黄河怒涛而死，写下了北方抗清史上悲壮的一页。可惜因为史料稀少，今人已无从还原更多的细节。图为府谷城（右）与黄河。朱颐钊摄 我日前翻阅清廷档案，就看到了这样一则史料。   1651年是顺治八年，名义上北方各省沦入清廷的统治已经到了第八年。这一年的春天，宣大总督佟养量给朝廷上了一封揭帖，报告他在五台山曹家寨剿「匪」的战果。在揭帖中，佟养量详细描述了曹家寨战斗的经过：今李虎被炮打死，王小楼等重伤，抵挡不住，董景谊并父董秀及子董三、义儿远来子邢二、赵二、王小楼、张辛、张二商议各自缢死。查勘寨上俱成烬毁，弓箭、鸟铳等器尽在火中，尸骸填满半井。（〈宣大总督佟养量揭帖（顺治八年闰二月十二日到）〉，中研院史语所《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 曹家寨只是发生在北方以及全中国无数战斗中的一幕而已。所谓的「义军领袖」，虽然常常自称「总兵」「将军」，实际上不过就是一些乡里的平民，很多连正经的名字都没有，叫着董三、赵二、张辛、王小楼之类的诨名。终其短暂的一生，他们可能连所在的乡村都没离开过，从没想像过皇上在北京的宫殿是何等巍峨、文人在南京的画舫是何等旖旎，甚至连字都不认识，也「素不闻诗书之训」，所谓的「大明天子」更是「与我何干」一般的存在。但是，当有那么一天，当敌人的铁骑踏破中原，蹂躏他们的家乡，肆意抄掠他们的财产，然后指着他们的脑袋说，「你服还是不服？服就把头发薙了，不薙就给我死」，这些真正「无名之辈」也一定会激发出血性，让匹夫的愤怒化为燎原的烈火。   我之前曾对人讲，说几乎在中国的每一省、每一郡、每一县都发生着同样的事情。但在翻阅了一些当年的史料后，我想说，再加上「每一乡」「每一村」，恐怕亦不为过。 比如在席卷三晋的大起义浪潮之中，与曹家寨隔着一座山的浑源贾庄村，就留下了这样一条记载，「二十九日，浑源贾庄陷，王平三千人战死」。这一行字是关于那一场战斗的唯一史料。接下来则有清军的战报，「大同、朔州、浑源三城，已经王师屠戮，人民不存」。王平是谁？那三千人中都有哪些豪杰之士？那些被「王师屠戮」的人民，在他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是不是也留下了朴拙但绝对动人的遗言？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这些生在历史的角落、死在历史的角落、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来的匹夫匹妇们，拼着他们绝不卑贱的生命与热血，担负了这个天下的兴亡。不是为了朱家的宗庙社稷，而是为了匹夫匹妇自己的天下。 苍凉的太行山见证了明末北方最坚卓的全民抗清运动。朱颐钊摄 清初时人在回忆这段历史的时候说，「明之士民死于饥馑，死于盗贼，死于水火，后又死于恢复，几无孑遗焉。又多以不剃发死，此亦自古之所未有也」。的确，三百多年前那场浩浩荡荡、此起彼伏、历经数十年的抗清运动，是全民自发的。说全民，是因为除了深受国恩的文武将吏，还有更多执干戈以卫乡闾的黎民百姓。说自发，是因为在保大明这个「国」之上，他们要保的还有中国文化这个「天下」，这个让人挺直脊梁、昂然自立的「天下」。这二者在中国历史上，都是旷古未有的。   钱穆先生曾说，明末的中国人，拥护他们头发的热情远胜于拥护他们的皇上。钱先生解释说「只要政体不变更，王室推移，无关重要。至于衣冠文物，则为民族文化之象征，不肯轻变」。金钱鼠尾与旗装窄袖大大有违当时人们的普遍审美，而衣冠文物之象征着绵延数千年的中国文化，更为明末的士人民众所倍加呵护。 不过，在思考「薙发易服」与「天下兴亡」之间的关系时，我们还当更进一步。薙发易服，意味着一场残酷的实验：通过薙发令激起中国人心中的火焰，让那些这团火烧得最旺、最富有骨气的中国人主动站出来，当把这些人筛选出来之后，便好一茬茬清楚明白地屠戮殆尽，剩下的就都是顺民了。这样，我大清的统治便能亿万年于兹。   最不幸的是，这场实验前无古人地成功了。 握着这一实验的成果，大清的主子们终于笑了。至于紧接着登场的文字狱以及后来的其它惨剧，都只是这场实验的副产品罢了。 薙发易服图。采薇寒士绘 四、幸存者们   对幸存者而言，活下来就意味着煎熬。这种煎熬是肉体上的，更是精神上的。   广东的屈大均是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明遗民。他曾经北至辽东、西游甘肃，观察山川形势、联络豪杰壮士，为当世一辈遗民所推崇。屈大均在1696年去世，距离1644年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在临终前，他为自己题写了一方墓志铭，其中说到：六十六年中，无日不蒙乎患难，无时不处乎困穷。险阻艰难，备尝其苦，亦何尝有生之所耶？所受于父母者，而已毁伤。所秉于天地者，而已戕贼。无罪而为城旦之髡，无辜而有裸国之逐，亦何尝一日而得为人也耶？则一日之生，非即一日之死耶？   屈大均说，自己无罪而要遭受髡发之罚，所受于父母的身体发肤已然毁伤。更悲哀的，则是「所秉于天地者，而已戕贼」，薙头便意味着屈膝，意味着从此以后乃至子子孙孙生下来都要背负着「被征服者」和「去当奴才」的戳记。在这种情况下，「则一日之生，非即一日之死耶」，肉体多活一日，则多一日要忍受精神处在摧残与自责的痛苦之中。所谓明朝，对于屈大均来说，是自己孩提时生长的故国，更意味着「所秉于天地」的独立自由之精神。 屈大均曾说，在天下岌岌可危的时候，倘若匹夫匹妇能挺戈而起，其功劳均可与商汤、周武王相媲美。尽管「事不必成，功不必就」，但他们的行为「已可传不朽矣」。屈大均身后在雍正、乾隆时都遭到了残酷的文字狱迫害。图为《清代学者像传》中的屈大均像。 明朝灭亡那种「天塌了」的意义，不局限于中国的汉族与儒家的士民，还具有一种「跨民族、跨宗教、跨国家的公共性」。 在天崩地解的大变局中，中国的回教徒、天主教徒乃至佛教徒都曾在同一战壕中并肩奋战。被尊为「南岳和尚」的僧人继起弘储就因「以忠孝作佛事」而知名当世，他说，忠义精神不仅于佛法无碍，反而源自佛法。他的弟子徐枋（即上文苏州名士徐汧之子）记录其师父，每逢三月十九日崇祯皇帝的祭日，「必素服焚香，北面挥涕，二十八年，直如一日」，令闻者动容。曹洞宗大师觉浪道盛也曾因感情涌动，在清代直呼明太祖为「我太祖皇帝」，为忌者所告、身陷囹圄。   历史学家陈垣深研明末佛教，评论称「世变之来，宗门不能独免，虽已毁衣出世，仍刻刻与众生同休戚」。这也实在是因为明清易代，所亡的不止是大明王朝那个政治上的「国」，更是诸种慈悲济世、利乐众生的宗教赖以栖居的「天下」。 与「遗民」同在的，还有诸多远渡重洋的「移民」。他们将关于故国的记忆与情感远播海外、落地生根，甚至比在本土具有了更顽强的生命力。如本文一开始提到的那些东洋和南洋的「大明遗民」，直到21世纪还在延续着家国遗志。 今天，马来西亚华人社群仍保有深刻烙印着家国记忆的传统婚礼。这一婚礼不仅保存着大明衣冠，还要求新人在结婚前穿上丧礼所用的素服，以示不忘故国之仇、祖宗之志。图自《中华遗产》2011年第7期〈南洋华人婚礼：一场回不去的家国梦〉 与之相应的，则是溢出了国界边境的「大明」背影。   在整个清代两百多年里，「反清复明」或者至少是「贬清尊明」是朝鲜王国确乎而不可拔的公共意识。他们不止于表达对于大明的热情——诸如使用崇祯年号、祭祀明朝皇帝、到了20世纪初还在用《大明律》断案等等——更重要的是，韩民族也自发形成了一种对于「天下」的论述。他们屡屡自豪地表示，惟有朝鲜半岛「独保崇祯后日月」，或者「今天下中华制度，独存于我国」。   直到清军入关已经一二百年后，出访大清的朝鲜使臣，还曾当着众人的面表示，清朝的学者如李光地、顾炎武等人，虽然学问博洽，但是「一剃发则胡虏也，胡虏则犬羊也，吾于犬羊也何观焉」，意思是说一旦头发薙了，就等于人已经不知耻了，那他们的学问也没什么好看的了。其语言粗陋可商，可是其中传递出的鄙夷则让后人不能忽略。换言之，尽管朝鲜王国当初慑于满洲八旗凶悍的武力，不得不选择在政治上臣服于大清，在几个世纪里虚与委蛇，但在文化上，他们日益坚定地认为，文化上的中国已经不复存在，而那个具有文明意义的「天下」，随着明朝的灭亡，只剩下了他们朝鲜一块地方了。   与此同时，日本的儒家学者也对明清易代表达了强烈的关切，称之为「华夷变态」。更有江户时期的著名学者呼吁「理应以此方为中国，以彼方为夷狄称之」。此一思想观念绵亘不绝，甚或直接影响了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中日关系。   由此，我们看到的是，以明亡为标志，尽管东亚三国间还维持着某种表面上的协和，但因为对文明理解的巨大差异，显然已经在价值认同上分道扬镳。这在历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 日本绘画描述了来自的大清的客商与在长崎定居的大明遗民见面的场景，并且特地标出了「大明人」三字。想必在这场见面中，双方的心情都一定是复杂的。 当然，更多的幸存者成了大清的顺民，其中应该也包括你我的祖先。不过，大明的背影之于他们，依然别有一番深长的意味，有时是挥之不去的梦魇，有时是梦中相会的故国，有时则成了点燃心头烈火的引子。   康熙末年，朝鲜派往北京的使臣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他们每过一处，路边总有汉人聚集观望、指指点点。打听之下，才发现人们最感兴趣的是朝鲜使团身上穿着的衣服，那与大明的衣冠形制相仿。到山海关歇脚时，更有一个年轻的汉人趁着夜色摸进客馆，借了使团随从的衣冠穿上。朝鲜人问他说，你看上去怎么那么兴奋啊。那年轻汉人回答，我祖先就曾穿着这样的衣服，我怎么会不高兴呢。接着又听他感慨说，「每念剃头之痛，只欲无生」。而那时，距离清军入关已经过了将近八十年了。   几天后，朝鲜使团又遇到了一个读书人。在使团下榻的地方，那读书人与他们笔谈，写道「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写着写着便痛哭流涕。只是给朝鲜人看过之后，那读书人又赶紧小心翼翼地将那纸张引烛焚化，一边烧还一边嘟囔着「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其一段苦情让几百年后读史之人都感到垂首黯然。   如果朝鲜人的衣冠还只算是大明意象的一种借喻，让人们觉得默然魂伤、暗自流涕的话，当一种更直接的明朝记忆在人们的心底复苏萌芽的时候，则完全会是另外一番感觉。清代道光、咸丰时，国祚中衰，许多叙述明清史事的禁书重新悄悄流传。浙江籍的文士李慈铭收藏了一部流通的逸史，从中看到了《扬州十日记》，他说，捧读之下，「悚然增沟壑性命之感」。身处今日，我们大概难以想像他们颤颤巍巍地翻开那些文字时的恐惧、喜悦、惊奇乃至疯狂，仿佛找到了一个通向新世界的大门，但推开之后，却是自己熟识的乡土风光。   这样一种幽微的情感逐渐汇聚起来，而当中国人关于明朝的记忆被纷纷点燃时，清廷的丧钟就已经敲响。   数十年后，辛亥革命爆发。无数的会党袍泽首先剪掉了自己的长辫。乡民们穿上了珍藏数百年的旧衣冠，终于敢在祖先墓前放心大胆地痛哭流涕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则在中华民国成立后以最隆重的国家礼仪告祭明太祖的孝陵。作为政治符号的大明早就已经归于尘土，但依然作为民族象征守护引领着中国人。 五、结语   前文提及的屈大均在他自作的墓志铭中还有一段话： 衣冠之身，与天地而成尘；衣冠之心，与日月而长新。……心存则天下存，天下存则春秋亦因而存。不得见于今，必将见于后世。 屈大均说，衣冠也好，衣冠所附的身体也罢，都只能定格在一段特定的时空，最终化为尘土、归于天地。可是那颗「衣冠之心」却可以与日月长新、与乾坤永恒。「心」在则「天下」便在，纵然今日不在，总有一日也会光复。   这一颗「衣冠之心」，是1645年嘉定城破时黄淳耀绝笔中的「耿耿不灭，此心而已」，是夏允彝的「人谁无死，不泯者心」，是张煌言的「所贵一寸丹，可与金石坚」，也是闽海苍山之间无数大明将士的血肉之躯，是黄土高原上万千匹夫匹妇的绝地呐喊，是海外孤忠回望中原故土时的殷殷期待，也是正义与良知，是尊严与骨气，是超越时空的气节与信仰，还是数百年后子孙们在一个个阒静黑夜捧读历史时咽不下的那口气，是他们心中燃起的熊熊火焰，更是他们面对历史的召唤时应声而起的一句承诺。一人之此心在，则一人之天下在，千千万万人之此心在，则千千万万人之天下在。   或许，明末的历史并不让读者感到轻松，有人觉得充斥着残忍与狡诈，也有人看到了冤曲与仇恨，更多的则是屈辱与苦难。可是，就我看来，明朝的背影既不苦大仇深，也不孤单清冷，它富有热度，饱含着温暖与尊严，在黑暗中闪耀着光亮。它属于历史，也正向身处今天的我们挥着手。   凝望大明的背影，我看到了愤怒与哀伤，更看到了尊严与希望。   （全文完） 本图所辑内容详解请参阅「儒见」微信公众号近日推送。虺虺其雷、朱颐钊设计   谨以此文纪念甲申之变376周年 （三月十九日，1644—2020） ★延伸阅读★ ★主要参考文献★ （本文之撰写，蒙孔阳先生审阅，蒙王静得学友斧正，蒙@狐周周 女史与致远楼主学友惠赐资料，并蒙咏风、Hobart、三不能斋、Afifa、生无所息、虺虺其雷、钟二室生等学友提出修改意见，谨此申谢） ※本文系作者原创并授权本刊发表，所有权利保留  子不语：怪、力、乱、神。  Confucius teaches no strange, violent, chaotic or mysterious.  想要了解真实的儒家，欢迎加入孔阳国学堂网校，共享儒门的温暖与尊严。